20世纪夏县田野考古编年纪事
运城市现代意义上的田野考古工作，始于1926年夏县西阴村考古调查与发掘，经过1959年—1963年晋南考古大调查，兴盛于1974年—1979年夏县东下冯遗址发掘。20世纪后20年，夏县考古工作仍然产生了大量重要考古新发现和新知识。本文梳理概括20世纪夏县田野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不仅为非考古领域历史文化工作者和地方考古史的研究提供新参考，也为推动运城考古新知识与原有地方古史系统的进一步融合创造新条件。前 言
我国通行的古代历史教科书中，原始社会结束后第一个王朝是夏朝。古代文献中有夏禹建都安邑的记载，1926年，考古学者李济到夏县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背后学术动机之一，就是寻找夏朝。时至今日，战国时期魏国都城安邑所在地已经明确，更早的安邑，仍在积极探索中。
由于上述原因，夏县成为运城市田野考古作业最多的地区之一，由考古勘探产生的新知识，扩展到了夏朝以外的历史时段，涉及运城市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就是说，已经和能够解读出的历史信息都极为丰富。
然而，考古发掘的部分重要“新知识”，在很多历史文化书刊中未得到应有的呈现，或是以模糊的叙述出现，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误会。这种情况，可能与考古知识的传播特征有关系。2020年10月、11月，笔者参加夏县裴介村西正威集团建设工地古墓群发掘，搜集整理了历年公开发表的夏县考古工作材料和一些个人笔记、随想。这些资料，对研究运城市历史文化的非专业人士，也有很大用处。如果将这些资料编年撮要，形成这篇文字，虽说没有什么创见，却也能省却部分研究者翻查资料之累，亦可让普通读者对运城市考古历程有个切片式观览，从而对考古与历史研究和文化建设的关系有更深刻的认识。本着这个朴素的想法，笔者编写了这篇附录材料出处的“夏县田野考古编年纪事”（本报刊发时删去附录部分）。成文之后，又考虑到发掘材料公布滞后、篇幅长短有限、专业文抄惹议等诸多问题，于是裁剪出部分内容，与各位学人和读者见面，敬请参阅和评议。
本文所说的考古，指遵循现古理论和方法，以田野调查、发掘和研究为表现形式的工作，它区别于中国传统以金石考证为主要形式的考古，与凭吊古迹的事情则完全不同。以下所说乡村和遗址，均位于夏县。
夏县田野考古编年纪事（1926年—2000年）
1926年3月22日—24日，考古学者李济一行到夏县，调查与夏朝有关的庙宇和陵墓，发现西阴村“一大块到处都是史前陶片的场所”。西阴遗址就此成为运城市历史上第一个被准确记录的史前遗址，运城市考古史上第一次分类量化研究的86片史前陶片，就来自这次考古调查。
1926年10月15日至12月初，李济主持发掘西阴遗址，发掘采用“探方法”、“批葱式”方法，层叠记录法，首创沿用至今的“x-y-z”三点记载法。中国地质调查研究所袁复礼，测绘西阴遗址和记录地层。遗址发掘结束后，李、袁二人就全部陶片的运输问题，争论了多次，最后决定全部运走。出土物共装70余箱，雇了9辆大车，大小牲口50匹，北行至榆次，转乘火车至北京清华园。
1927年，发掘报告《西阴村史前的遗存》出版，内容包括发掘过程、遗址地层和遗迹的详细描述，对“总数约过十万”出土陶片的概括和分析，骨石类器物和蚕茧标本，遗址面积，附近水源河道与地貌土壤和植被，以及初步结论。《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是中国考古学史上最早的专业考古报告之一，影响深远。
1959年—196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山西省文物工作管理委员会联合，以探索夏文化为主题，对晋南展开考古大调查，记录夏县西周以前遗址20余处，数量居运城盆地之首。这次调查，开创了地方田野考古新局面。
1959年5月、1961年7月、1962年10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三次勘查禹王城遗址。
1962年5月，山西省考古工作者实地勘查确认夏县禹王城遗址由大、中、小三个古城和一个夯土台组成，并且推测：大城可能是魏都安邑，中城是秦汉河东郡地，小城很可能是魏国宫城，夯土台可能始建于东周。但勘查者未对工作方式和具体时间作出说明。
1963年9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公布禹王城遗址调查材料，认为：“禹王城即古安邑，即春秋—战国时期魏国的都城，秦汉及晋的河东郡治”，古安邑被称作禹王城，是汉代以后才出现的事情。与此同时，调查者修正了以往对城址墙体的部分认识。这次调查，发现戳印“安亭”（安邑市亭的省称）的残陶器。
197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联合，查明王村“夏后氏陵”古墓群现存12排36个土冢，最大的高约10米、底径36米；根据发现的享堂遗迹、“长乐未央”瓦当以及1973年王村群众挖开的砖墓，调查者认定，王村“夏后氏陵”是汉代墓群。
1974年—1979年，以探索夏文化为目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了东下冯遗址考古发掘，发掘总面积超过7700平方米，先后有十几个机关单位和院校、一百多位专业人员参与这项考古工作。
1980年，东下冯遗址发掘收获，以简报形式对外公布。
1983年，东下冯遗址西区发掘报告单独发表，内容包括：各种房址12座，土窖和土坑36个，陶片和碎石子铺垫的路面1段，墓葬21座，原始青瓷片20余片，石灰20余公斤，白陶杯1件，卜骨1片，以及其他遗物。文章登载东下冯龙山文化晚期两个纪年数据：公元前2080年、公元前1950年。
1987年，夏县博物馆清理王村被盗的汉代古墓一座，出土一件虎头龙角带翼红陶镇墓兽。
1988年，东下冯遗址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正式出版，夏代东下冯文化遗物遗迹包括：约3万平方米的回字形环壕聚落，184米环壕两侧窑洞式房址和储藏室遗迹26处，夯土房址1座，其他房址51座，土窖和土坑100个，水井3眼，窑址5座，墓葬30余座，铜凿2件，小铜刀1件，铜镞8件，石范5件，大石磬1件，卜骨106片，绿松石珠17件，鹿角1件，桃核1枚，残存的碳化粮食窖藏1处，以及其他遗物。发掘者根据碳十四测年，并“参照二里头类型的年代，粗略估计东下冯类型的相对年代大致为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此外，东下冯遗址中商代早期二里冈文化遗物遗迹包括：夯土城址1座，大圆型排式建筑基址20座—50座，墓葬14座，水井2眼，土窖和土坑38个，铜爵1件，小铜刀5件，铜镞13件，植物种子1枚，卜骨69片，青玉簪1枚，带齿玉器1件，以及其他遗物。
东下冯遗址出土物的丰富，还可以举个例子说明。依照发掘者对器物用途的分类，两份报告中，仅“农业工具”一项，就有：石质的斧、铲、刀、镰、锛、杵、磨棒共计477件，蚌铲蚌刀和蚌镰共37件，骨铲7件，陶刀18件。此外，发现1.58米长“碳化木铲”1件。
1989年4月6日，《山西日报》报道，运城地区文物考古工作队在西下晁村大运公路建设工地，发掘一座东汉早期夫妻合葬墓，出土铜熨斗、彩绘陶奁以及200多枚五铢钱。
1989年7月—9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勘查王村被盗的10座东汉墓葬，发掘了“安定太守裴将军”大型壁画墓。该墓墓室砖构面积约50平方米，墓壁上彩绘云气鹤鱼、羽翼仙人、舞蹈宴饮、车马出行、军骑官吏、庭院建筑等图案，壁画总面积20平方米以上；出土物包括“土孙夫人”铜灯、汉碑残块（存两字）、鱼龟陶盘、大铁镜。发掘者推测，传为夏后氏陵的王村墓地，可能是东汉时期一处裴氏家族墓地。就公开发表的资料而言，这座壁画墓是目前运城市发现的东汉时期最大墓葬。
1990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禹王城遗址内小城北部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75平方米，出土了部分生产生活类器物的铸造范残块，以及刻划“东三”“东三十升”“东三五升”“安亭”等文字的实物资料。发掘者推测，这里是汉代“河东郡铁官所辖第3号冶铸作坊”所在地。
1991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继续对禹王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40平方米，“主要收获是清理了二座陶窑，发现一批半两钱模”。其中，一座烘范窑中出土小件器物叠铸范200余套，半两钱模“当属汉文帝时在安邑铸钱之遗物”。
1992年5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清理禹王城遗址内一座残拱券顶陶窑，推断其为西汉前期专门烧制板瓦的陶窑。
1992年秋季，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禹王城遗址进行钻探与发掘，钻探面积约5000平方米，发掘面积290余平方米，发现多座陶窑，“出土的各类遗物较多”，包括陶器、建筑材料以及铸造农具和16齿齿轮的陶范。发掘者推定，遗存时代为东汉中晚期。
1992年7月，夏县博物馆发掘禹王城遗址内一座汉代烘范窑，出土90余套完整的叠铸范，包括圆形轴套范、齿轮范以及“东三”铭文范。
1993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夏县博物馆在禹王城遗址范围内的庙后辛庄村附近，采集到多种农业工具铸造范，以及较为珍贵的平首平肩方足布铸造范，推测这里是战国手工业作坊遗址。
1994年10月12日—11月28日，为纪念西阴遗址发掘70周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再次发掘该遗址，发掘面积576平方米。
1996年，西阴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公布，内容包括房址5座、窑址1座、壕沟1条、土窖6座、陶器和标本70多种上百件，石骨蚌等器物近20种。这些遗迹遗物，以新石器时代西阴文化为主体，包括较为珍贵的彩陶典型器、白陶镯、钵盖组合器，以及残存碳化谷粒的小型粮窖。此外，还发掘出少量新石器时代西王村Ⅲ期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少量商代遗存、1座唐代墓葬、5座金代墓葬。
1996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夏县扶贫工作队队长陈有和，调查庙前镇杨村的元代忽失歹坟，简略记述地表坟头、“砸成三截”的神道碑、石龟座、石人、石羊以及盗洞，并作了相关考证。
1997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和运城市文物工作站联合，对黄河栈道（山西段）遗迹进行调查与勘测，其中，夏县任家堆村、小堆村和大堆村附近发现：金代石崖题记1条，石质路面390余米，系绳孔50个，机械装置孔和安装木梁孔70个，以及少量绳磨槽痕。部分遗迹时代，确定为隋唐和金代。
1998年，夏县博物馆清理水头镇上牛村一座北宋嘉祐元年（1056）墓葬，墓室为三合院式仿木构砖造，室内面积约5.5平方米，壁画内容包括墨绘竹鸟、彩绘牡丹，另有人名和时间题记。
1999年8月和2000年3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东阴遗址进行考古勘查和发掘，确认遗址面积4万平方米，残存不足2万平方米。160余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发现土窖和土坑17座，墓葬1座，陶窑1座。采集和出土陶器类型资料17种，玉钺1件，玉圭2件，石器23件，骨器8件，卜骨4件，蚌镰3件，铜镞1枚，以及大批骨料。发掘者推断东阴遗址的时代属于商代早期“二里冈（文化）上层时期”，这里可能是“专业化生产加工坯料或骨器的重要基地”。
结束语
据记载，日军侵华期间，西阴遗址曾遭到日本侵略者掠夺式发掘，具体情况，以后再行补证。
21世纪前20年夏县的田野考古工作，不在本文记述范围内，但仅将搜集到的公开资料中所涉课题或项目开列如下：师冯村汉代私铸货币作坊发掘、夏县部分地区拉网式田野调查、崔家河古代墓地勘探和发掘、辕村遗址的两次发掘、西阴村金墓发掘、苏庄村魏晋墓葬发掘、上冯村金墓发掘、吉家庄宋代墓地发掘、东下冯遗址二次考古勘查、师村史前遗址发掘等。
因为时间跨度大，发掘资料较多，上述对20世纪夏县田野考古工作的概要式记述，免不了会有遗漏和疏误，还望方家批评指正。
（丁金龙/文 作者系市文物保护中心文物藏品保护研究所负责人、文博馆员，发表有多篇专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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