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上村
陕北有一首民歌里唱道：“提起个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我的家乡没什么名，不过是晋南一个普通的村庄。论经济，比不上华西、南街；论风景，比不上婺源、宏村；论名气，比不上大寨、小岗。我外出上学和工作以后的许多年，给家里写信或填写各种表格中的“籍贯”一栏时，把“稷山县城关镇桐上村”几个字，不知写了有多少次。早年间，我们村南门外的照壁上有一副对联：
树绕山环万顷畦边皆瑞气；
民安物阜千家烟里自仁风。
这副对联写得很美，美得让人心生疑虑：这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桐上村么？后来自己在心里把它理解为前辈先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就释然了。
“树绕山环”，倒不完全为虚。小时候写“我的家乡”之类的作文，总爱写“北依吕梁山，南临汾河川”。只是那时吕梁山植被很少，汾河水时常断流，与现在人们常说的“绿水青山、金山银山”差得太远了。
晋南缺水，十年九旱。我们村东边是一道沟。上世纪五十年代，县里组织各村民兵在那儿拦了坝，修建八一水库。据父亲讲，在他们小时候，村里常组织捞鱼，回来各家分，最大的鱼有一米多长。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上游来水变少，水库逐渐消失了。“菌子没了，气味还在。”我小时候，沟里尚有流水潺潺、芦苇茂盛。正是淘气的年龄，又没有课外班可上，我和小伙伴们常常沿着沟堰在芦苇丛中钻来钻去，用芦苇做成水枪，体验雁翎队在芦苇荡中打鬼子的情景。有时大家还用墨水瓶从溪水里灌起蝌蚪。
历史上，晋南在山西素称富庶——其实只是温饱而已。老人们常自豪地讲，即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村里也没饿死过人。我们村里的土地大体还算平整，地块的名字也透出了农人对土地的深厚感情。一道沟往前分成两叉，起名叫“裤子裆”，这是取其形状；村东边高台的地叫“东疙瘩”，这是取其地势；村南略偏西的那块地叫“南斜（音xiá）”，这是取其方位。你不得不叹服先人们真是语言学家。顺便说一句，“远上寒山石径斜”中的“斜”，读作“xiá”，还用去查《广韵》？村里人一直是这么读的！
解放初期，村里只有几百口人，现在发展到上千人。其中，曹姓是大姓，其他尚有张、韩、王、李、何诸姓。论起来，有的是远支近派的本家，有的是或亲或疏的亲戚，有的是世世代代的交好，人与人总能攀上点关系，犹如一个超大的家庭。亲不亲、故乡人。五叔说过：“走南闯北见了那么多人，还是咱们村的人看上去最顺眼。”
村里从北到南有一条街，只有几百米长，在桐上村的地位大体相当于北京的长安街或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长安街”的北边和中间各有一棵槐树，几个人才能抱得过来，应该有上百年历史了。这里是村民的社交“沙龙”。到了饭时，乡亲们端着饭碗来到树下，边吃边聊。夏天的晚上，大家拿着席子出来在树下乘凉，一些叔叔伯伯专爱讲鬼故事，吓得我们不敢回家，总害怕街门后边会钻出什么鬼怪来。如今，当年听故事的孩子早已长大成人。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农家四季无闲时。桐上村人最大的特点是能吃苦，除了常规耕作，夏天卖西瓜、冬天卖辣椒，在周围村庄出了名。后来兴办了各类企业，男女老少又纷纷到企业打工。我的一位表姐，媒人想介绍她嫁到我们村，表姐赶紧推辞：我可受不了那份苦。同学张君，前些年组织人到非洲搞劳务输出，我们村有不少人前往。张君对我们村里人的吃苦精神印象深刻，他说有位乡亲，还带了许多蔬菜种子到非洲种菜，大受欢迎。
其实，吃苦耐劳是中国农民的共同美德，不唯桐上村民如是。不过我自己耳濡目染，加上亲身经历，感受更为直接罢了。
我们村里人的另一个特点是喜爱戏曲，喜欢的剧种主要是当地的眉户。我与大多数同龄人不一样，喜欢《天仙配》而难以欣赏《天鹅湖》，也与村里的这种风气有关。前几年，热心人组织了一台眉户演唱会，家人给我捎来了光盘，我接连看了几十遍。演出的许多剧目，如传统戏《烙碗计》《闹书馆》，现代戏《红心朝阳》《把渡》，几乎成了绝响，即便在万能的网络上都难以搜到。虽是乡村“把式”，水平却专业。爱虎叔表演《一颗红心》中的潘发家，我觉得演技就很不错。俊英婶那几天嗓子不舒服，听说要录像，坚持上台，颇有点“轻伤不下火线”的意思，虽然唱腔受些影响，但动作神态依然能看出当年“角儿”的风采。
父母亲已离开村子多年了，他们偶尔还回村里，或者照看照看老宅子，或者参加乡亲们的红白事。我有二十多年没回去了。有时跟孩子说起农村的事情，他很是神往，总想看看传说中的桐上村是什么样子。去年国庆节期间，我们全家人去稷山北部的云丘山旅游，返回时从村旁路过，时间实在太晚了，就没来得及回去。我只好学杜牧《清明》诗里的牧童，给孩子“遥指”了一下桐上村：“你看，从这个路口下去，五分钟就到老家村里了。”
张振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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