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帮我置办嫁妆的小英姐 （散文）——李小玲
同窗之谊是一种难得的缘分，帮过你的同学更是让人难以忘怀。人常说：“看人长处，记人好处，帮人难处。”我的同学仇小英长我五岁，我称其为大姐，她对我的好让我没齿难忘。尽管她离开我60年了，但青少年时我们一起相处的往事，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在女师，让我住她班宿舍
1951年，运城女子师范学校招生。我们高小班同学年龄最大的赵玉兰那时已30多岁了，还缠过脚，赵翠凤、董永爱已结婚，身体也不太好，不愿报考。校部决定让小英姐、刘桂兰、王秀卿、李玉琳、王淑卿、李海珍报名。我因年龄小，没人告知。后来，我知道了，还听说这个学校吃饭不要钱。于是告诉小英姐，我也要报名。她说，得校长同意。随后我俩去见李慎德校长，他说：“带上她，去试试吧!”在场的杨成家老师说：“小玲，你这么小，毕业后能当老师吗？”我说：“还不知道能不能考上，毕业后做什么我不知道，只知道这个学校吃饭不要钱。”7月份的一天，我们七个人赴运城赶考，刘桂兰的父亲在运城医院工作，安排我们住下。第二天下雨，我们冒雨到校，穿着湿透的鞋进了考场，考了算术、国语两门课，还经过面试。结果七个人考上五个，其中有我。
我考上了女师，全家高兴，但又为被褥发愁。还是我妈有办法，她把村里分的桌裙、椅搭拆开，一面做被里，一面做被面，装上棉花，缝成了被子。又用几十块碎布缝在一起，对了个褥子面，旧褥子拆洗后做里子，这下有了属于我的被褥了。
当年9月1日开学时，小英姐改名为仇惠卿，可我还是习惯叫她小英。她和刘桂兰、王秀卿、李玉琳年龄大的编在了3班，我编到4班。初离父母，人地两生，说话口音也不一样，非常不适应，我急得想哭。小英姐带我到教导处见了朱晶老师，提出让我住到她班宿舍，便于照护。朱老师痛快答应了。我高兴地把被子搬了过去，与小英姐邻铺。期间，她晚上经常给我铺被褥，让我感受到了姐姐的关爱与温暖，缓解了恋母想家的情绪。
第二学期，小英姐让我回我班宿舍去住，并叮嘱同学们关照我。有一天，午休起床铃响了，我仍睡不起来，邻铺的同学叫我，我也装听不到，那天我上课迟到了。小英姐知道此事后批评了我。小英姐对我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心，和为人处世上的严格要求，让我进步很大。她常给我讲一些解题的技巧，使我受益匪浅，因此我常在班里考第一名。
在高小，我俩伙盖一床被
小英姐和我都是闻喜县陈家庄村的。她家住大湾，我家在小湾，相距约一里地，我小时候常去她家玩耍。我村是革命老区，当年稷麓县和太岳三专署驻地。
当时闻喜县第四高小设在我村，那时没有入学考试，也没有年龄限制，只要愿意念书就都收下。我上小学期间，因老师被抽调去搞其他工作，便把我们寄放到高小，到小英姐所在的三班上课。那时，我才十岁。
高小设在赵家巷一地主家的前后四个院子里，有房有窑，房子作为教室，窑洞则作为宿舍。校部设在三面是房、一面是窑的四合院，外村的女生住在校部的窑洞里，我和小英姐都在家里吃住。后来，校部决定让女生全部住校。这下我发愁了，在家我和姐姐同盖一床被，我要是把被子拿走，姐姐就没有盖的了。小英姐也有难处，她与我商量：她拿被子，我拿褥子，两个人“捎脚睡”。我俩一拍即合，于是各自从家里拿了条长板凳，又找了扇废弃的门板，在女生宿舍的窑洞里靠墙跟支起了床，一睡就是两年。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些趣事。
一天夜里，我发愣怔，也可能是白天玩累了，迷迷糊糊尿床了。第二天起床后，我不知所措，又怕大姐说我，吓得哭了起来。小英姐安慰我说：“别哭，今天咱俩不上早操了，校部有个梯子，我扶住梯子，你爬上去把褥子铺到房顶上去晒，下午再取回来。”这事没让其他同学知道，尿床问题解决了。
小英姐个子高，晚上捎脚睡时，她的脚常常伸到我下巴底下，我一推，她赶紧缩了回去。同学们戏说：“小英让小玲闻臭脚哩！”我俩一笑了之。
在高小时，这些无奈又带几分稚气的苦涩趣事，现在想起来有些好笑，但贫穷让我们养成了艰苦朴素的优良品德，受益终生。
结婚前，帮我置办嫁妆
1954年7月，我们从运城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了，小英姐被分配到闻喜县教育局搞扫盲工作。学校领导让我和景敏贤、胡珍仙三个年龄小的同学，报考运城师范中师班，我有幸又考上了，分在中七班。1957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闻喜县东街学校，担任五年级老师。我和小英姐同在县城，见面机会又多了。
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东坪村一亲戚给我介绍了高小同班同学张惠民，父母都同意，小英姐也积极促成。结婚前，小英姐帮我置办嫁妆，实际上就是帮忙买了些生活用品。
在她的帮助下，我置办齐了香皂、香皂盒、镜子、梳子、毛巾、手绢、鞋、袜子和洗脸盆等。那时生活水平低，物资匮乏，我还买了块布用来制作嫁衣，总共花了不到一百元。拿回去后，母亲十分满意，夸小英姐想得周到，真是我的好姐姐。结婚时，她和刘举之老师、王淑卿、李海珍四个人合送了一个刻花镜框，一直悬挂在我新房的墙上。
在太原，迎泽公园相聚
小英姐的爱人杨鸿劲在太原西山矿务局工作，她后来被调到矿务局学校任教。我的工作也被调到闻喜中学，任教导员兼少先队辅导员。1959年，全省举办青年跃进展览，领导推荐我去当解说员，当时，展览馆设在太原迎泽公园里。小英姐得知我来了太原，星期天专程来看望我。
之后，我俩到公园外面的饭馆吃饭，她抢先付款买了两碗炸酱面。我们边吃边聊，无话不谈，一会聊工作，一会说同学，感觉总有说不完的话。当时没电话，展览结束后，我走时也没同小英姐告别，现在回想起来感到内疚与失礼。真没想到，迎泽公园的一面一餐，竟成了我俩的诀别。
1962年，得到小英姐去世的消息时，我很伤心。想起小英姐对我年深日久的关爱、天高地厚的恩情，我十分悲痛。她的善良，她的付出，她对我的好，没有任何功利，只有至诚的友情。同学情最真诚，姐妹情最纯洁。我的同学兼闺蜜的小英姐姐，一直在我心中，不曾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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