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吴壁遗址填补青铜时代空白
与世界其他文明中心相比，华夏文明进入金属时代时间偏晚。虽然早在5000多年前的甘肃马家窑古人就开始制造小件青铜器，但直到商代早期，青铜器冶炼和铸造工艺才全面成熟。这也成为商代文明高度发展的标志之一。
“3300多年前一个落日西沉的傍晚，中条山脚下西吴壁，燃烧了300多年的炼铜炉火熄灭。此后数百年里，晋南大地谜一样地变得人烟稀少、一派萧条。”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负责人戴向明，在一篇“西吴壁冶铜遗址发掘记”中这样写道。
几经兴废交替，山西（运城市）绛县西吴壁遗址一次又一次地被岁月掩埋在大地之下。直到2018年初春，戴向明等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队员住进西吴壁村，尘封3000多年远古遗址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其发掘成果也很快引起学界关注。
“一次超预期的发掘”
“2003年至2006年，在运城盆地东部开展了大规模的区域系统调查，以拉网方式排查每片土地，在大约1500平方公里范围内共发现新石器时代到早商时期遗址近200处，其中在中条山北麓山前台地上有多处遗址发现有炉渣等冶铜遗存，西吴壁就是其中最丰富的一处。”作为绛县西吴壁冶铜遗址发掘领队的戴向明回忆说。
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于日前揭晓，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赫然在列。该遗址位于山西绛县古绛镇西吴壁村南，地处涑水河北岸的黄土台地上，南距中条山约6公里。
从整体上看，遗址地势东北高、西南低，总面积约110万平方米，包含仰韶、龙山、二里头、二里岗及其后多个历史时期遗存。其中，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遗存分布面积均在70万平方米左右，该区域东南部存在面积约10万平方米的冶铜遗存集中分布区。
“我们曾对遗址进行多次复查，对其潜在价值与重要性充满期待。”戴向明说。2018年3月底，在那个万物复苏的早春时节，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及运城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联合组队，在西吴壁遗址开展正式考古发掘。
在发掘之前，他们对西吴壁遗址中、西部发现过炉渣的地点再次踏查，同时根据村民提供的线索又在遗址东部发现了新的冶炼遗存。经过充分了解，他们决定在村南遗址的东、中、西三个部位分成三个区域发掘。
“经过春秋两季工作，发掘出的冶铜遗存数量大、种类丰富，可以说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戴向明回忆，直到2019年11月，揭露出龙山、二里头、二里岗及周、秦、汉、宋等时期的大量遗存，其中以二里头与二里岗文化时期的冶铜遗存最为丰富和最具特色。
西吴壁里的“宝贝”
虽然说考古不是挖宝，但在考古学家眼里的宝贝确实有些与众不同，除了金玉珍品，那些看起来普通的陶、瓷片、石器、骨头，往往也是极具研究价值的“宝物”。
经发掘，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遗迹包括房址、灰坑、灰沟、冶铜炉残迹、水井等。其中，一座地穴式房址带有多个被火灼烧过的壁龛，房内堆积中出土了很多铜炼渣；灰坑形制多样，其中多数都发现有数量不等的铜炼渣或残炉壁等冶铜遗存。
另一座大型近椭圆形直壁坑内，存在多层自南向北的倾斜堆积，包含大量铜矿石、残炉壁、铜炼渣、木炭，还有鼓风管以及石锤、石砧等与冶铜相关的遗物。旁边有一座规整的地穴式小型房址，其北壁有经烧烤过的圆锥形壁龛，或许与某种祭祀活动有关。
古代冶铜的主要燃料是木炭，根据《水经注》记载，中条山区域丛林植被茂密，完全可以满足冶铜对木材的大量需求。
果然，在距离这组遗迹不远处，考古队员发现了一组木炭窑。窑中部是一座地穴式操作间，三座近圆形木炭窑室分居操作间的北、西、南部，东部为出入通道。这些迹象表明，附近曾存在冶铜作坊，正是使用木炭炼铜。
另外，在已确认的两座残存底部冶铜炉下，考古队员发现了埋有人骨的奠基坑，应与铸炉炼铜的祭祀仪式相关。两座冶铜炉之间有很大一片活动硬面，串联起多个与冶铜相关的遗迹。
除了丰富的“宝迹”，还有很多“宝物”。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陶器主要有鼓腹罐、深腹罐、鬲、甗、蛋形瓮、敛口瓮等；二里岗文化时期主要有鬲、甗、大口尊、盆、深腹罐、簋、蛋形瓮等。
冶铜遗存为什么这么重要
铜矿冶炼是人类迈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对于历史文化的传承发展意义重大。“年代早”“规模大”“专业化程度高”，对于西吴壁冶铜遗址的重要性，业界给出了这样的概括。
“大量冶铜遗物重见天日，尤其发现了前所未见的夏商冶铜炉残迹、木炭窑等，出土了铜炼渣、陶等遗物，确认了夏商时期冶铜作坊。”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青年考古学者、西吴壁考古发掘亲历者田伟，在个人考古手记上这样写道。
根据碳十四的年代测定结果显示，西吴壁二里头、二里岗文化时期的年代集中在公元前1600年前后至公元前1200余年之间，主体落在夏代晚期和商代早期。戴向明提到，他们选择矿石、炼渣等出土标本进行实验室科技检测，检测内容包括冶金遗物的产品属性、成分信息、微区形态以及特征元素等，结果显示本遗址的冶金产品为红铜，所用铜料为未经焙烧的富硫氧化矿石。
中国青铜时代始于夏代。西吴壁等多处冶铜遗址的发现，等于确证了晋南中条山地区为中国早期青铜文明的主要铜料来源地。另外，西吴壁遗址夏商时期面积较大，应具有中心聚落性质，发掘出土种类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共同构成了冶铜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为进一步复原早期冶铜工业技术、生产方式、生产场景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在学界认为，该遗址的发掘首次在中原地区揭示出已知时代最早、规模最大、专业化水平最高的夏商冶铜遗址，弥补了从铜矿开采到集中铸造之间所缺失的冶炼环节，也填补了中国冶金考古的一个重要空白。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时代，铜礼器与武器，皆为国之重器。通过西吴壁遗址的发掘，也可以肯定这里处于产业上游的采矿业、冶铜业主要为终端铸造业输送原料，而下游产业所生产的铜礼器和兵器等国之重器，应主要集中在国都及附近地点。
“这也表明，早期王朝国家对重要战略资源及其产业链的直接控制，为理解夏商王朝的崛起与控制、开发、利用铜矿资源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戴向明说。
纵观夏商这段神秘而漫长的历史，青铜器的冶炼与使用在推进文明延续、文化传承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微风拂来，恍惚之间，镌刻历史印记的冶铜火炉炭火仿佛又重新燃起，向人们诉说着数千年前刀光火影里的青铜文明。
（李政葳/文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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