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家 (散文)——张振东
在老家晋南，人们习惯于把“姥姥家”称作“舅家”。旧时农村的亲戚林林总总，舅家无疑是最重要的一门，不少孩子干脆就是在舅家长大的。如果说“连他舅舅都不认”或“连舅家门都不认识了”，这几乎是对一个人忘本的最严厉的指责。我自以为还不是忘本之人，但舅舅家门确实不完全认识。因为已经多年没有回去，几位舅舅也早就盖了新房。舅家村子叫中社，在我们村的东北方，再往北就是郭兰英《人说山西好风光》里唱到的吕梁山。那一带的村子地势较高，被统称作“上村”。“上村”的方言自有其特点，与我们“下村”人说话较直而冲不同，比较婉转悦耳。有时在千里之外偶尔见着“上村”的乡亲朋友，听他们说话很是亲切，“我舅家说话就是这个调调儿”。还有一阵儿，我闲得无聊，上网看地图，我们村到舅家的直线距离也就两千米，但小时候去一趟，无论步行、骑车，抑或坐牛车，翻沟上岭，还是很费事的。农村毕竟不同于城市，地图放大到极致，也不过几条线而已。卫星地图则干脆就没有——村庄实在太小了，连卫星也不屑于拍照。
我对舅家最深的印象还是池泊旁边那座老院。老院的门楼上刻着两个字——“凝瑞”，意思是家居宝地、凝聚瑞气。我在门口玩儿，走来一人，盯着门楼边看边感叹：“这两个字写得真好，端——泥——”方言中，“疑”读作“泥”。我心里说，“端泥”？还“挖沙”呢！两个字错了一对儿，外带顺序颠倒，这水平也真够可以的。
小时候每年总要去舅家几次。最隆重的自然是正月初二，那是当地回娘家的日子。一天时间里，要在三个舅舅家各吃一顿饭，多是火锅、饺子，吃到最后，再美味的食物也难以下咽了。除此之外，麦收后走“麦罢”，逢上中秋节和长辈生日、表姐表兄婚嫁等也都常去。有时走在舅家的街上，路边的闲人会指指点点：“这是老秦家的外甥吧？你看，长得跟那谁多像。”
大舅多年在村里教学，家里有不少书，印象深刻的是《十万个为什么》，我似懂非懂地翻过。其中，数学卷里有一节介绍“莫比乌斯曲面”，这个拗口的名称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大舅家后来新盖了房子。有一年春节，门口春联写的是“又是一年春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它不同于常见的歌颂政策或是企盼致富的春联，所以一直令我印象深刻。多年未去，有时想起来，竟觉得大舅家门口真有一片杏树林似的。
这几年，大舅三舅都来过天津，虽然是短短几天，毕竟甥舅可得一见。大舅来时，我很想听他聊以前的事情，可刚刚开个头，就因为另外有事匆匆而散。送三舅在北京西站上车回老家，我请他有机会多出来转转，三舅说：“这次出来，烤鸭也吃了，天安门也看了。就行了。”二舅则是长得一表人才，少言寡语，屈指算来，二十年没见了。
最近读了大舅写的回忆文章《我和我的家人》，又唤起了我对舅家的记忆。在农村，许多人家里供有牌位，上书“供奉某门祖宗三代之神位”。三代指父亲、祖父、曾祖父，这是最亲近的先人。再往上追溯，一般就不及亲见了。大舅所写的家人也是以三代为主。其中提到的外祖母及两位外叔祖父，他们都勤劳善良、孝亲爱幼，我接触也多。他们或许能成为另一篇文章的题材。
外祖母如那个时代的许多农村老太太一样，没什么文化，但脑子好，家人和亲戚的生辰、忌日都记得一清二楚。她还记得不少戏曲唱词。她给我们讲《花亭会》中张梅英质问高文举：“请的名师哪一个，梅花篆字谁教成？”我心中一直疑惑：字怎么还会“转”呢？她讲《三对面》中包公一见陈世美，说：“我看你左眉高来右眉低，家中必定有前妻。”后来，我跟别人说着话，常一走神，就研究起对方的眉毛高低了。
大舅的文章从光绪三年山西大旱写起，时间跨度超过一个世纪。祖上五口人带着一个碗、三双筷子，逃荒来到中社这个村庄，经过百年繁衍，成为一个大家庭。这期间，国家内忧外患，家族的苦难兴衰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灾荒年代动辄出现“绝户”，战乱时期死个人如草芥落地，看得人心情颇为沉重。但偶尔也有轻松的话题，如外曾祖父（母亲的祖父）心地善良、慷慨大方、乐于助人。有人评价说：现在不时兴挂匾了，要是时兴，可以给老人家挂一个“阖村匾”。据说“阖村匾”必须全村都同意才行，如果有一户通不过就不能挂——这大概比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某些国际问题决议还要难些。
大舅的文章里不止一次提到，许多先人劳苦一生，却没赶上后来的好日子。这种遗憾几乎每个人都会有。欧阳修在《泷冈阡表》中就有“祭而丰，不如养之薄也”的感慨。实际上，以往的中国农民哪里有什么离休退休，只要还能动弹，必然以下地劳动为本分，所以基本上是谈不到“养”的，哪怕是“薄养”。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所幸外祖母及几位舅舅都赶上了盛世年代，海晏河清，衣食无忧，人丁兴旺。大舅甚至还有桑榆著文的雅兴，真是可喜之事。只是不知道我这个年过半百的“老外甥”，哪天能再吃上舅家的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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