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遗憾的事_安育中的运城记忆
从1968年到山西插队，至1982年离开，在山西整整生活了十五年。这期间，有许多回忆起来幸福满满难忘的事，也有许多深感遗憾的事，在对待孩子感情上就颇为遗憾。在那个物质生活匮乏的年代，两个孩子跟着我吃了不少苦。不像现在的孩子吃喝无忧，更不像现在的孩子被父母百般呵护，尽享家庭亲情。这除了有当时生活条件艰苦的客观条件外，也有我们自己的责任。一天到晚忙工作，忽略了孩子的存在。尽管两个孩子得益于我的“严教”，但从我来说，有一种无法原谅的自责和无法弥补的遗憾。错过了和孩子们搂搂、抱抱、亲亲的时段，错过了和孩子每天说声“我爱你”的季节。1971年安东出生那年，我们还在夏县插队。北京家里以每月35元的工资把孩子托付给一个工人家庭的大妈看护。那个工人家庭有4个孩子，就指望这35元过日子呢，等于安东是在北京一个最贫困的家里长大的。他不到3岁那年，我们回了一趟北京，和我们相处了一个月，格外的亲。临走时非要和我们一起回山西。那时，二厂也给我们分了房，生活有了依靠。我也愿意把孩子带在身边。我和孩子说：“运城是个美丽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湖，有许多飞鸟，有美丽的风景。”家里尊重了我的意见，勉强同意我们把孩子带走。安东非常高兴，把自己的儿童车也带上，下了火车非要骑儿童车回家。他哪儿知道，二厂在城外很远的地方。第二天一早醒来，看见破破烂烂的家，伤心的哭了。安东懂事，很快适应了，每天白天上厂里托儿所，和当地孩子混熟了，满嘴的山西话。不料半年后，得了急性肝炎，住进了盐化医院。北京家里不干了，非要我们把孩子送回去，结束了这段团聚的日子。安东5岁那年，唐山大地震，北京人都住进地震棚，为了安全起见，家里又托人把孩子送回我们身边。我们在一起又相处了5年。
安东性格内向，听话。当时我爱人在二厂学校当老师，上课时就在教室乖乖地坐着，学生们都喜欢他。有时，我做好了饭，也是他提着饭盒给妈妈送饭。后来跟了厂里小武术队学武术，穿一身紧身灯笼裤，可精神了。我从小就教他朗诵，9岁那年还参加了运城市里的朗诵会，一首《周总理你在哪里》，博得一片掌声。从小我还教他锻炼身体，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跑步，沿着二厂跑一圈。后来，又学打羽毛球，慢慢身体也硬朗了。说实在的，我对孩子多少有些苛刻，甚至有点不近人情，总以为“严教无过错”，却忽略了多一些精神上、感情上关怀。
安东10岁那年回的北京，整个初中、高中都是在廊坊和我们在一起，那些年只有一个字——忙，无暇顾及孩子。只有一个字——严，总希望他今后有出息，走正路，成个人才。当然，安东也没让我失望，后来在北京《晨报》、《搜狐》当了首席摄影记者，发表了上万张影作，后来又创办了文化影视公司，创作了《北京中轴线的故事》大型舞台剧，在北京公演，也算有出息，成了材。安东的名字是我起的。当时，本应让我父亲作主起名。父亲正在水深火热之中，起了个让人辛酸的名字——“安改换”。意思是改换门庭，不再受知识分子家庭的拖累。我当然不同意。那年，意大利有个摄影师叫安东尼奥尼，甭管反动不反动，反正搞摄影我喜欢，名字也洋气。冥冥之中希望孩子在摄影上有出息。没想到，天遂人愿，安东搞了一辈子摄影。
安锋是一直和我们一起生活的。那时，日子过得很艰难。没钱给孩子买点心，把窝头在炉子上烤干了，当点心吃。有时就一个鸡蛋，两个孩子一人半个。安东懂事，经常把自己的半个放到弟弟碗里。每到星期日，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候，可以逛一次城。我骑一辆加重自行车，安东坐在前面大梁上，爱人抱着安锋坐在后边车架上。运城城里有个小笼包子铺，一笹6个小包子，一般买两笹，他俩每人可以吃三、四个。我从小教安锋朗诵，3岁时可以背几十首唐诗，竟敢一个人上台，在工人俱乐部里表演了诗朗诵。后来到廊坊上小学，又参加了宣传队，在管道工人俱乐部演出了舞蹈《小骑兵》。那时，我们俩都考上河北大学中文函授学院，每到周日都要去廊坊师专上课，俩个孩子就自己在家。说心里话，真为难了他俩。不过苦日子锻炼人，安东有出息，安锋也有出息，那年在廊坊歌手大赛中获得了第一名，在北京崇文区、北京卫生系统歌手大赛中也获得了第一名。
说实话，最不应该的是动手打孩子。安东7岁那年，打了一个比他矮一头的孩子一巴掌。我见了也重重打了安东一巴掌，说：“记住，以后永远不要打比你小的孩子。”打得孩子莫名其妙，哇哇直哭。在廊坊上学期间，孩子大了，有了青春逆反心理，有时逃课，和社会上的孩子在一起，我也动手打过他。现在想起来，实在是不应该。安锋3岁那年一个人到游泳池玩，在池边用树枝搅弄水，我上去就一巴掌，孩子伤心地哭了一天，一直不理我。其实，我的心里有硬的地方也有软的地方。安东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喜欢集邮，每次回北京从北京站下了火车，我总是到邮局买最新版的邮票给他。怕他手里没钱，我经常把信寄到学校，在信封里夹上20元钱。当时，我一个月才挣40多元。安锋喜欢唱歌，我攒钱给他买了录音机、吉他。安东喜欢摄影，我给他买了一个很便宜的相机，没想到他拍的《逛龙潭庙会》竟获了《北京晚报》的摄影奖。后来，相机升了级，作品也升了级，在中国摄影家协会举办的全国摄影大赛上参展，获奖，还出国到日本参展。从此，成了专业摄影人。爷爷奶奶更是疼爱孙子。安东在《晨报》工作期间，几乎每天都有作品发表。爷爷奶奶每天都上街买《晨报》，把安东的作品剪贴成册，有好几大本。我母亲去逝后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一个本子，记着安东发表的所有作品的清单。看了，我不禁潸然泪下。
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的父母都已过世，我从此不再是孩子了。我的孩子都已长大，但在我眼里仍是孩子。尽管他们都已自立，都有自己的事业，也都算优秀，但我的内心仍然很愧疚。他们本应拥有更多的被爱的权力。如果，当时社会不是那样，如果，当时我就明白这一点该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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