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刍议 ——兼记河津碑刻事略
碑刻始于何时，无从考证。据古代文献记载，早在商周时期就出现了碑刻。《墨子》一书就曾多次提及“著于竹帛，镂于金石”。刘勰《文心雕龙·诔碑》中就有这样一段记载：“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纪迹于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庙有碑，树之两楹，事止丽牲，未勒勋绩。而庸器渐缺，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庙徂坟，犹封墓也。”可见碑刻在上古帝皇时期就已出现，而且还承载着重要使命。河津目前发现的碑刻遗存，最早的是《北魏青砂石造像》（386～534年），其次就是《薛公墓志铭》（662年）。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支柱。中华五千年文明孕育着光辉灿烂、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经过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的漫长发展，人们不仅创造了赖以生存的石质用品，还创造了表达其思想与追求的石刻艺术形象。特别是碑刻，作为文字的重要载体，被广泛应用，如摩崖、碑碣、画像石、石阙、石经、墓志、造像、石幢、法帖，等等，不同形式的石刻作品琳琅满目，比比皆是。《凡将斋金石丛稿》中说：“刻石之风，衍于秦汉之世，而极盛于后汉。隋唐承北朝之余风，事无巨细，多刻石以纪之，自是以后，又复大盛，于是石刻文字几遍全国矣。”石刻，自先秦一直延展至今，已有两三千年的历史，就其文化积累，可谓浩如烟海，其价值之高，早已被誉为“石头之书”“刻在石头上的历史”，备受世人垂青、珍重和利用。这里仅就碑刻的种类、用途及价值略述一二。
碑，有狭义和广义两种解释。从狭义来讲，它是专指石刻种类中的一种；广义来说，它泛指各种形制的石刻。从金石学的角度来讲，通常是从广义方面来理解。清人叶昌炽在《语石》中说：“凡刻石之文，皆谓之碑，当是汉以后始。”看来碑的含义早已约定俗成。
还有一种就是唐宋以来，有汇刻历代帝王、名家书迹于木、石之上，称之为“法帖”。本文议及的“碑”就是泛指石刻中有文字或图像的石质载体和这种“法帖”。
“碑”与“帖”二者是完全不同的。碑是碑，帖是帖。前人概括为“竖石为碑，横石为帖”，具体不同之处，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为功用不同。刻碑立石是以期达到“寄坚贞之石质，永垂昭于后世”的愿望。而法帖则是以传承、学习与欣赏书法为目的。因而复制历代帝王、名家法书成为人们一种有意识的书法活动。
二为内容不同。碑刻文字通常是以记功颂德、追述世系、纪事等为主要内容，其行文有一定的格式和内容要求。而帖是以汇集、摹刻帝王、名人法书为主要内容，以书法优劣为选择标准，精者片纸楮素，只字皆收，其书写内容多为往来信札与诗文等。
三为书体不同。碑的书体早期皆为庄重肃穆的篆、隶、正（楷）书，及至唐太宗李世民御笔挥洒，以行书书丹上石，始有行书之碑；草书除武则天所书《升仙太子碑》外绝少见之。然而，刻帖尤以小楷及行、草书体者居多。
四为形制不同。碑的形制为长方形，竖于地面，上覆碑额，有圆顶、方顶、尖顶之分，下面还有碑趺，分龟趺、方趺之制；碑高几丈有余，中间或有穿孔，可四面刻字。帖的形制为横石，通常高尺许，只有正面刻字，无四面刻字，更无趺、无额、无穿孔，一般都镶嵌于壁间。此外，帖有木刻，但碑没有。
五为上石之法不同。碑通常是采用书丹上石，（现代当然有用电子扫描上石法）。而帖是摹勒上石，二者有本质不同。
六为刻法不同。碑经过书丹上石，刻工可因循刀法之便直接奏刀，笔画方峻狠直，刀石之意味较浓。而帖经摹拓、勾勒上石后，刻工是不允许有丝毫脱离原作而任意奏刀的自由，皆须忠于原作，尽力使之毕肖。
碑刻在我国古代不仅出现很早，而且由于在社会生活中应用广泛，于是衍生出繁多种类。仅以刻有文字的碑来论，常见的有功德碑、记事碑、墓碑、造像题记碑、题名碑、宗教碑、诗文碑、书画碑等。每一类碑还可细分为很多种。如记事碑就可以根据内容及功用不同分为十几个类型，如官方的诏书文告碑、民间的修桥建庙碑、乡规民约碑、地界契约碑、祈福求雨碑、家族祠堂碑等。河津从古至今遗存的碑刻种类繁多，涵盖广泛，无所不有。现已发掘的碑刻主要有宫庙碑、记事碑、墓碑和墓志铭碑几大类。如元代（1357年）创修上生院记碑、康熙元年（1662年）题禹门碑、元代史迁墓碑、怀远大将军墓碑、卜子夏墓碑，还有现代的河津县城迁移记碑等250余通。
碑刻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涵着丰富重要的价值。
一是碑刻有着弥补史实、校订史料的价值。过去，大凡改朝换代，必修前史，故于本朝不利者，皆删除篡改，正史典籍中亦有不尽可信之处。然碑帖之文，皆为当时所刻，或埋于地下，或置于荒野，或葬弃于古塚墓室，一般来不及篡改，所以，可用于校订史实。如2002年被国家文物局列为禁止出国展览的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就为我国留存了一段珍贵的历史记忆，成为研究古代基督教早期传播到中国，并在中国发展的不可或缺甚至是无以替代的文献，弥补了中西交往的这段珍贵史料；2004年在西安附近发现的井真成墓志碑，对研究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更有2020年，陕西考古研究院发掘的唐代元大谦妻罗婉顺的罗婉顺墓志，由汝阳郡李??模?照媲涫榈ぁ＠瞽的母家元氏一族系北魏昭成帝之子常山王拓跋寿鸠的后裔，而元大谦、元大简兄弟系常山王第七代孙，大谦还曾任绛州龙门县令。这应该是河津古县志从未涉及的一则重要文献内容，对研究河津古代的历史价值非凡。
二是碑刻有着文献校勘的价值。过去的文献典籍多为辗转传抄，或有遗漏谬误之处，可以与石经拓本校之，足可更正补遗。如苏轼撰并正书之宿九仙山，“暂”，《苏东坡全集》则作“一”；“春”，《苏东坡全集》作“香”；“半夜”，《苏东坡全集》作“夜半”。诗文上石后未经改动，当以石刻文字为正。
三是碑刻有拾遗补阙的价值。碑刻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天文、地理、宗教、祭祀、礼仪、政治、军事、医药、世系、传记、风土人情、筑路造桥、买地划界等无所不包，可以说就是一部“万有文库”。特别是秦汉碑碣以降，与雅颂同文，故载之，亦不乏鸿篇巨制，尤其是刻帖多为名家诗文词翰，细品文意，以石刻文字为优，实可丰富、弥补历代文学体裁之缺失。如被毛泽东赞誉的“不朽之文，传不朽之人”的鲁迅，一生唯一为河南曹植甫手书教泽碑文。又如河津西窑头村关岳庙记碑文，由驰名历史学家乔鹤仙和山西大学首任校长、教授李亮工的老师、理学大师周自道撰文、书丹上石。
四是碑刻有考辨文字源流的价值。文献记载以籀文为最早，然而不见其原物，何以知籀、篆之形，而更不知三千余年前甲骨文之为何物？非得碑帖、甲骨实物方可考文字的源流之始末。如新绛县博物馆收藏的唐代碧落碑，就用了仓颉、史籀、秦篆三个时期的古文字，假借转注甚多。宋代郭宗恕著《汗简》中，就收录了此碑中的古字。清编《六书通》，也把碧落碑作为字源之一，对保护我国古文字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五是碑刻集书法之大成。中国的纸虽然在东汉晚期就已发明，但能够流传下来的最早书于纸上的文字，现仅有西晋陆机的《平复帖》。书法，除墨迹外，碑刻为大宗，特别是以周钟鼎、秦刻石为标志的古雅篆书，书法大者盈尺，如“泰山石峪”，小者如豆，如晋唐小楷。历代名家篆、隶、正、行、草书，各种书体无不涵盖，碑帖可谓是书法艺术的最大宝库。特别是湖南浯溪，摹崖石刻的《大唐中兴颂》（颜真卿书）《大宋中兴颂》和《大明中兴颂》，由前代圣贤的手泽真迹，苍崖丹壁，点画犹然，雄文健笔，焕然古今。
还有河津保存的曾为孙中山逝世书挽联的民国大书法家、时称华北第一铁笔赵昌燮书丹的卜子夏墓碑。
综上，碑刻是多种艺术的结晶。首先是专门的一种文体，形式严谨，构思精巧，语言优美，典雅不俗，成为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如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苏轼的表忠观碑，其文多由书法家书写，成为书法艺术的典范之作和模本；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颜真卿的多宝塔碑等。其次，碑的纹饰雕刻别具匠心，堪称艺术佳品。而且，碑刻多为旌表纪功，以冀传之后世而作。其所刊文字，或彰显神灵、祖宗的功德，或纪念英雄的伟业，如天安门广场耸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使之与山川大地一样永远为华夏儿女所崇敬。还有四部典籍、政治、宗教等高文大典，其意皆为传播当世，递之不朽。其所刻图像，不论是文王、周公，还是孔子，孟子，也不论是老子、佛祖，还是彭祖、关公，无一不是明君、忠贤等正面形象。其所刻动物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有驱邪避灾，祈福之用；其边饰卷革纹忍冬、牡丹、石榴、荷花、菊花、兰花等，多为耐寒、富贵、高格、伟岸的代表，内容严肃规整，图饰华美典雅，文书俱佳，皆堪称艺术佳作，都是历史文化、文学艺术史上的奇葩。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我们现在大力倡导、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精神，应该大力发扬光大优秀的碑刻文化，保护碑刻文化资源，彰显碑刻文化底蕴，赋能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复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力量。
袁建顺 李建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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