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散文）_杨星让
哥哥一
哥哥生于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一，大我九岁。
小时我很少能见到哥哥，似乎他一直在读书。我上小学一二年级，哥哥则是高中生了。哥哥个子不高，文文静静，皮肤白皙，脸庞方正，长得很清秀。最显眼的是右眉毛里面有一颗黑痣，老人们说，这是眉里藏珠。
我对哥哥真正有了印象，应该是哥哥结婚的时候。
哥哥结婚好像是一九六二年腊月里，还在上高中。对于结婚，哥哥一定是不愿意，甚至反抗过。我清楚记得，次日就是哥哥结婚的大喜日子，我看见哥哥在窗户外面哭，脸上是红红的巴掌印，耳朵根还在流血，是父亲打的。
一九六三年，哥哥考上了山西大学。
母亲其实对哥哥的期望是当个小学教员，这大概是因为外袓父是小学教师，外祖父到哪里教学，就把母亲带到哪里。因为外祖母在母亲五岁时就去世了。
多年后，我去临汾工作。母亲说她心里没有一丁点儿的担忧，因为她知道我是跟着哥哥走的。
二
母亲怀我时，身体很虚弱，生下我后就昏迷了过去。接生婆急忙用凉水在母亲额头上浇，她才醒了过来，也因此落下了病根。母亲身体虚弱，没有奶水，我生下来一口奶也没吃过，是母亲用藕粉把我喂大的。母亲说，后来一见藕粉碗端过来，我的头就摇得像拨浪鼓似的。
营养不良，致使我从小就面黄肌瘦，弱不禁风。高小毕业时，我体重二十七公斤，视力零点三。初中三年，情况也未有明显改观，以至于同学们对我的印象，就是瘦瘦小小的，永远坐在教室第一排最不起眼的那一个。
初中毕业回到农村，我这样的身体，在农村能干什么？
哥哥一九六八年大学毕业，先在部队农场劳动锻炼，后来分配在运城一家化工厂，没停三天，晋南专区就把哥哥调走了。当时专区机关所在地在临汾，辖二十九个县市，包括现在的运城市全境。
哥哥回来探亲时，带我到临汾。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火车，一切都很新奇。哥哥带着我在临汾城玩，又带着我到医院检查身体。医生说是营养不良，发育不好。
哥哥当时在地委保卫组，他后来划归到公安处。有一次好像是专门回来，迁走了我的户口，我成了临汾市民。他的同事都是把家眷户口迁移出来，没有一个是带兄弟的。
哥哥给我安排的工作是到工厂当工人。我们这批学徒工，除我之外都是城里人，有几个北京插队知青，还是高中生，年龄自然比我们大。那几个北插学生，穿着皮鞋戴着手表，一口京腔，趾高气扬。那些城里孩子见了人家都自惭形秽，更不用说我这个来自农村的丑小鸭。尽管我穿着二姐为我做的新衣服，但与城里的孩子站在一起，立马就显出了土气。
公安处发了新服装，哥哥从头到脚全部给我送过来。这是真的军装，黄帽子、黄上衣、蓝裤子、黑皮鞋。那个年代最时髦的穿着就是军装，年轻人能拥有一件军用品，都会特别骄傲，哪怕只是一顶帽子，也令人眼馋不已。
三
我们一起进厂的这批学徒工，有几个家境好的，陆陆续续都戴上了手表。他们故意把袖筒挽得高高的，任由手表在人眼前晃来晃去。但我不羡慕，我住在厂里，上下班听着铃声就行了，手表对我没有什么用，更何况大部分人都没有。
哥哥来了，给我送来一块手表，瑞士小英格，当然不是新的，那时进口表市面上是没有的。这块小英格表，戴在我手腕上很合适，因为我胳膊细，戴大点的表反而显得笨拙了。
我那时从事的是轻工种，每月粮食定量二十九斤，比哥哥他们当干部的只多二斤。我把粗粮换成了细粮，每月只有二十斤，当然不够吃，哥哥便给我送来白面、粮票。我在临汾八年，没有吃过一口粗粮。我到哥哥单位，哥哥从食堂打来饭，给我买的是肉菜、白馍，他是素菜、玉米面发糕。
我吃住在单位，不需要自行车，但有一天，哥哥给我送来一辆崭新的永久牌锰钢自行车。这辆自行车很轻巧，一只手就可以举起来，而且是大包链、转铃，一按便发出清脆悦耳的铃声。我的这辆自行车，满临汾城当时也没有几辆。
哥哥后来把我的手表也换了，是一块崭新的日本西铁城手表，二十一钻，二百九十八元，比上海牌手表一百二十元贵了一倍还多。我退下来的小英格，戴在了哥哥腕上。
我骑着锰钢自行车，戴着西铁城手表，穿着的确良、涤卡衣服，完全融入这个城市里了。和我身边的同事比，他们有的我都有；而我有的，他们未必有。
临汾八年，是我度过的最快乐的时光。也许是生活好了，我的身体也开始发育，从一个小男孩蜕变成小男子汉了。
四
我的婚姻其实才是哥哥最操心的事情。
哥哥如此煞费苦心地包装我，是为了他的弟弟也能像城里孩子那样体面地站在人前面。这当中应当还包含有更深层次的意思，那就是为让他的弟弟能够吸引住姑娘们的眼球，找个好对象。
毛头小子，懵懂无知，但也情窦初开。我发现有位姑娘时时偷看自己，待你转过去看她时，她又迅速避开了目光。特别是开会时，她老是偷偷看我。这位姑娘很聪明，肤色较黑，不是很漂亮，但耐看，我对她也挺有好感的。
有一年我准备回家过年，实验室只有我俩时，她让我到街上买几尺蓝布，买回来放到她的挎包里。第二天下班前，她示意我把挎包拿走。回到宿舍一看，是一条蓝裤子，穿着特别合适。她并没有量我的身材，却做得这么合身，真是个心灵手巧的姑娘。春节我就是穿着这条新裤子回家的。说给家里人，他们都很喜欢，哥哥尤其高兴。
彼此都有好感，按说问题不大，但她父母一听我是南县的，便不同意，怕我以后要回去，把他们的女儿带跑了。那就算了吧！
这对象的事八字都还没一撇哩，哥哥却已给我打造好了全套家具，大立柜、躺柜等等一应俱全。这在那时是很时尚的，一般的家庭都没有。这时我的同学给介绍了一位老家的姑娘，双方见面后，女方家长以离得太远而拒绝。姑娘说，如果我能调回来，她父母可能就会同意。
事有凑巧，有运城一位想调临汾工作的人，找不下对调的，双方一拍即合，很快办理完对调手续。
手续办完后，我才告知哥哥。哥哥当时下放在曲沃县一个大队，任生产小队副队长。我到哥哥下乡的村里，给哥哥说了工作调动的事，哥哥很愕然，愣了半天说，也好。又给我说了几位他在运城工作的同学名，让我有事可找他们。
然而，老家那位并没有因为我的调回而同意，哥哥便又发动他的同学为我找对象，但最终不是人家看不上我，就是我看不上人家。
哥哥的同学杨里颖兄几乎同时也从临汾调回运城，他会治病，而且是独门绝技。他给人治病常常带着我，让我充当他的助手，给人治完病，也总不忘介绍我，说是他的小兄弟，并特别强调我还没有对象，让大家帮忙。有位患者痊愈后，大概是出于报恩，对此事最是积极，他是一个部门的主任，竟然发动全体员工为我找对象。他手下有人说，她家新来了一家房客，老两口带个女儿，是从新疆回来的，女儿好像没有对象。很快我们在介绍人的安排下见了面，见面一谈，都是万荣人，还是一个乡，更巧的是，她二叔是我的班主任老师。见过面她父母就回万荣了，自然是找他兄弟打听我的情况去了。第二天回来就同意了，马上订婚。宴席结束，她父母即催我们领了结婚证。
父亲直接去了临汾，告诉哥哥我结婚的喜讯，回来时带回哥哥给我买的铁床。那时年轻人结婚，大都是自己找几根铁管，再找熟人焊成床，用油漆一刷就好了。哥哥给我买的是工厂生产的铁床，精致高档，床头喷绘有彩色图案。
我们是旅行结婚。等我们旅游回来，哥哥给我打造的全套家具，也托人送来了。那年代时兴大立柜、写字台、平柜、书柜四大件，哥哥给我用的是核桃木，鹅黄色，特别漂亮大气，谁见了都啧啧称赞。
这一年，我二十八岁，名副其实的大龄青年，晚婚模范。我成家立业了，最高兴的是哥哥，他一颗心终于放下了。
五
我结婚两年后，哥哥的境况也有了改变。
一九八三年的一天，临汾地委任命哥哥为浮山县公安局政委，很快便又主持了局里的全面工作。他用了不到半年时间，让公安局工作走上了正轨。又过了两年多时间，哥哥被提拔为浮山县委常委、纪检书记。组织上派人把嫂子及三个侄儿的户口迁移到临汾市，事前并未告知哥哥。嫂子一家户口虽然到了临汾，但人仍然在万荣，嫂子劳动，孩子上学。
哥哥到县委后，过了一两年，嫂子和侄儿才到了浮山。时年嫂子已四十多岁了，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哥哥一直住在公安局院内一孔石窑洞里，嫂子和孩子们来了后，又加了两孔石窑。窑洞里墙壁很厚，阴冷潮湿，哥哥在这窑洞里住了七八年，落下了严重的风湿关节炎。哥哥一件家具也没有，一张旧办公桌，几张单人床，都是借用公安局的；衣服之类放在几个纸箱里，摞在办公桌上。我有一次下乡采访，因离浮山不远，便拐路去看望了哥哥。回来的路上，司机师傅疑惑地问我，你哥是公安局长？我说以前是，现在是纪检书记。司机说，咱们那里一个普通干警的家都比你哥家强百倍。
其时，弟弟已经开始做生意了，开了一家汽车配件门市部，效益还不错。
父母当时都还在老家，弟弟想给老人买台彩电，缓解他们的孤独寂寞。当时买了一台十八吋的彩电，一千四百八十元。有了电视机，左邻右舍每晚都来看电视，家里热闹多了，父母特别高兴。
不幸的是小偷盯上了我家的电视机，半夜翻墙进入院内，却没有办法进到室内。母亲很小心，每晚睡觉前都用铁链子把门锁起来，小偷没有办法，只好走了，却拐到大队部，偷走了电视机。这是小偷落网后供述的，他说原本是去偷我家的。
父母听说以后有些后怕，我们也担心老人的安全。中秋节哥哥一家回来，走时便带上了这台电视机。哥哥家里有了彩电，最高兴的就是孩子们了，再不用晚上跑别人家蹭电视了。这台电视机看了还没十天，就给哥哥惹来了大麻烦，有人举报，说哥哥收受贿赂。上级很重视，派出调查组来浮山。哥哥向调查组说明了电视机的来历，并向调查人员出示了之前买电视机的发票。
经过这番折腾，哥哥把父母接到了身边，免得担惊受怕。一家七口人，收入主要靠哥哥每月五十三元的工资。嫂子才参加工作，每月大概能领到二三十元吧。嫂子说，每月吃豆腐都是有数的，逢年过节才买点肉。
我那时每月五十二元，妻子因为是从新疆调回来的，地区类别高，每月也有着四十七元工资。我们那时只有一个孩子，一家三口，钱不算少，但我们是月光族，没有一点存款。
现在想想，我其实是家里的宠儿。
一九八八年，单位集资建房，每户七千元。我有资格分到房，但我没有集资款。弟弟那时生意已做了三年，他听说我集资建房的事情，给我送来一万元；二姐送来三千元；大姐是我们姊妹五个里生活最困难的，还送来了五百元。哥哥也知道了，他赶快回到老家，把他的三间房子卖了一千五百元，用手绢包着，坐公共汽车到运城，送到我手上，让我买房。
一九八八年，七千元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不敢说是天文数字，至少算是一笔巨款了。单位同事为了购房，东凑西借，有些家甚至卖了电视机，吃了几年的咸菜，我不仅没有拉下饥荒，买完房还成了富翁，令同事羡慕不已。
六
哥哥和嫂子，是娃娃亲。有一次我与母亲拉家常，才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母亲说，她和我嫂的母亲是玩伴，她俩都有了身孕，相约生下男孩，是兄弟；是女孩，做姐妹；一男一女是夫妻。母亲说，当时说这话是耍笑哩，谁知道认了真。
这分明是指腹为婚啊！
哥哥上高中时，父母给他们完了婚。
嫂子身体好，吃苦耐劳。嫂子娘家是个大村，村里有一支女子篮球队，嫂子就是女篮队员。我们村是小村，只有两个小队，几百口人。村子小，在外工作的人可不少，特别是我们这个队，几乎每家都有在外工作的人员，男劳力就非常少，姑娘、媳妇们都得干男劳力的农活，如犁地、出圈甚至赶车。嫂子什么农活都能干，而且不惜力，干活又快又好。地里回来又帮母亲做饭，从来不说苦累。
一九六三年，嫂子怀孕了。当时村里修池泊，嫂子打夯，用力过猛，不幸流产了。母亲心疼得一个劲埋怨嫂子不注意，自己身怀有孕，还干那么重的活。此后数年，嫂子再没有怀过，直到哥哥大学毕业那年，才有了第一个孩子。
嫂子和父母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先是在农村老家，后到城里，几十年间，嫂子没有和父母顶过嘴，没有红过脸。
家里盖了两次房。第一次是一九六九年，哥哥工作了一年多，有了点积蓄，便把家里老院的西房拆了，盖起了五间北房。房子盖好后，哥哥说，这是月儿的。月儿是我弟弟，那年十岁。
第二次是一九七三年，拆了老院东房，在场院盖起五间北房。房子盖好后哥哥说，这是星儿的。那时我已工作了，哥哥在家里盖房子，我在石家庄出差。
房子落成第二天，我回来了。也是这一次，父母给我们分了家。弟弟是五间新房，我是场院里才建成的这五间新房，哥哥是老院，里面有三间摇摇欲坠的北房。
这样分家，当然是哥哥的主张。
我现在想，嫂子当时为什么就没有一点意见呢？要知道，两次盖房，嫂子是扑下身子又干活，又做饭，忙得焦头烂额。嫂子是操心出力最大的，我们则是坐享其成。当年哥哥带我出去，安排工作，离开了农村，如果带的是嫂子呢？嫂子那时还不到三十岁，她原本可以早早脱离农村，过上安逸的城市生活的。还有我买集资房，哥哥没有一点积蓄，卖了他们仅有的三间房子，把钱一分不动地送到我手上。面对空荡荡没有一砖一瓦的空院子，嫂子又是怎么想的呢？
世上能有几个这样的嫂子！
七
我坐在哥哥家的院子里与哥哥聊天。父母一直和哥嫂在一起生活，父亲过世后，母亲还是住在临汾哥哥家里，因此，我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到临汾看望母亲。
我们正说着话，进来了一对母子。那位老妇六十开外，儿子四十多岁。儿子脸色苍白，坐在板凳上，腰板很直，双膝并拢，一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大腿上，眼睛有点呆滞。老妇一个劲地说着感恩的话。
母子俩走后，我问哥哥，哥哥说，这个孩子当年抢了人一块五毛钱，正赶上严打，被判了死刑。哥哥认为判刑过重，最后改判无期徒刑。这孩子服刑了二十多年，现在释放出狱了，他母亲领着来感谢哥哥当年的救命之恩。
哥哥在浮山先是公安，后在纪委，经手的案件恐怕他自己都不记得有多少，但在哥哥手里，没有一件冤假错案，浮山人民是清楚的。
哥哥在公安处工作时常下乡，他下乡的地方我大都去过。哥哥很能和群众打成一片，这从我去看望哥哥就能感觉到。我一去，这家来请，那家来叫，说老杨的弟弟来了，让我们到他家吃饭。
哥哥在曲沃下乡时，担任一个三类村的小队副队长，社员一年的口粮只有一百多斤。哥哥驻村后，发现这儿种的都是低产作物，难怪打不下粮食，便带领社员种玉米。他跑地区种子公司，购回优良种子，还教社员如何种，如何管理。这儿的农民没有种过玉米。这一年，哥哥他们队每人分得口粮三百多斤。
再说一说哥哥的这个小院。
哥哥一九八三年到任，一九九〇年离开，在浮山工作了七八年。这次调离是哥哥要求的，本来安排他在浮山县担任更重要的职务，但他执意要求回临汾。
哥哥前两次提拔，都是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任命的。哥哥没有钱，不可能去送礼；哥哥爱脸面，自然也不去求人。哥哥只是硬硬地等待着，不久被任命为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这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哥哥虽没有想到，但似乎平静地接受了这一职务，平静地面对着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困难。
最棘手的是住房。哥哥在临汾没有房，也没分到房，一家人总要有个地方住吧。哥哥没有钱，向弟弟借了四万，在城边的村里买了这个院子。说是买的院子，实际上相当于只是买了块宅基，因为院里只有三孔破烂不堪的砖窑洞。别人都以为哥哥要拆了砖窑重盖，但是没有，他只是把旧窑洞整理了一下，全家就住了下来，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三孔旧窑洞。
哥哥在浮山时，就是三孔旧窑洞，我一个人去浮山，就住在家里。我们一家人都去时，晚上我们就住在哥哥办公室的套间里，里边有一张床，孩子们则睡在沙发上。哥哥从来没有安排我们住招待所，也没有在招待所里吃过饭。我是记者，经常到各县采访，和县上领导打交道也多，我知道一个县委常委的权力有多大。
方志办的工作对哥哥来说不是难事，哥哥的笔杆子是有名的，不久我就在他们方志办的刊物上看到哥哥的文章。
哥哥六十岁退休，单位还返聘了几年。二〇〇八年，母亲去世，享年九十三岁。哥哥的孩子们都工作了，几个孙子也都上学了，生活虽不富裕，但也过得去。哥哥应该安享天伦之乐了。
八
不幸的是，哥哥在浮山落下的关节炎越来越严重，后来几乎无法行走。加之家庭发生变故，雪上加霜，哥哥的身体一下子垮了。
哥哥一天天不说一句话，也不怎么吃饭，身体眼瞅着一天比一天瘦弱。后来渐渐就小脑萎缩，神志不清，不认识人了。哥哥住院我去看他，侄儿告诉我，他爸从住院到现在，没有开口说过话，也不认识人。我坐在哥哥病床前，抓住哥哥的手，看着哥哥消瘦的脸庞，泪水涌满眼眶。哥哥睁开眼，无神的眼睛盯着我，看着看着，眼睛里闪现出光彩，手也紧紧地攥住了我的手。
侄儿俯在他爸耳畔问：“爸，这是谁？”
哥哥紧紧攥着我的手，不错眼珠地盯着我忽然开了口，声音清脆响亮：“你二爸嘛！”
一家人高兴极了。侄儿说，这是他爸两个月来说的最清晰、最完整的一句话。
我在哥哥的病房里走动，我走到哪里，哥哥的目光追逐到哪里。下午我要回去了，我趴在哥哥的脸上说：“哥，我回运城了。”哥哥的眼睛定定地看着我，没有说话，就那么看着我。好一会儿，哥哥头一偏，泪水从眼角流了出来。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六日晩上十点，我正准备上床睡觉，忽然手机响了。侄儿说，他爸不行了。等我们赶到临汾才知道，下午还请了医生来家里，医生说没事，侄儿们还借来一张升降床，忙着安装好，哥哥却突然走了。
看到躺在冰棺里的哥哥，我扑在冰棺上嚎啕大哭。
一夜无眠。天亮时，我拨通了大姐电话，哽咽着说，咱哥殁了。我又拨通二姐电话，才说出咱哥殁了，便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三十日是哥哥的追思会，我们五点就赶往殡仪馆。仪式还没开始，我先到帷幕后边，趴在哥哥的冰棺上大哭一场。我的哥哥，这是咱俩最后一面了。
灵堂布置得很简朴，上方是：沉痛悼念杨克让同志。桌上摆放着哥哥的遗像。两旁的挽联是：高校毕业几十年保卫公安纪检史志勤奋敬业贡献巨；两袖清风一辈子正义坚强廉洁淡泊助人为乐品德高。
撰联者也许只是随手书写，为逝者颂扬而已，只有我知道，我的哥哥配得上“两袖清风、品德高尚”这一赞语！
我望着哥哥的遗像，眼泪像断线珠子顺脸流淌。
哥哥，咱俩下辈子还做兄弟。只是我当兄，你为弟，让我好好地照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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