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祖国一起成长（散文）_杨方岗
与祖国一起成长1938年春，我出生在中条山下一个小山村。当我呱呱坠地，恰逢日本鬼子扫荡，为了逃生，村民们拖儿带女逃进了深山，挤进一个破窑洞中。尚在襁褓中的我不知是冷是饿，是惊是怕，啼哭不止。众人埋怨：小娃哭声带臊，把娃都扔出去。母亲把我嘴捂紧，又怕憋死，手一松开，哭得更是厉害。万般无奈，母亲牙一咬，心一狠，含泪忍悲，把我撂进几十丈外的一个沟壕里。沙石当炕，乌云为被，历昼经夜，是柴泽民、嘉康杰带领中条山的游击队，打跑了万恶的日本鬼子。母亲们怀着一颗侥幸心，急不可耐地都去找自己的娃。万万没有料到，我还活着，虽然奄奄一息。母亲急忙把我抱在怀中，用她仅有的一点热气温暖着我被冻僵的小身体。同时扔掉的十一个娃，只活下来两个属虎的。母亲说，狼不吃，狗不啃，还没冻死饿死，穷人命大，黄土不埋苦命人。
1945年，我八岁，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打败了万恶的日本鬼子。我上学了，第一课是“天亮了”三个大字。
1949年10月1日，秋高气爽，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迎风飘扬。毛主席洪钟似的声音“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传遍了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宣告了旧时代的灭亡，新中国的崛起。我站在游行队伍里，扭着秧歌，手举红纸三角旗，上面写着“我们是新中国的主人！”
1950年，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刚成立一周年，美帝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声震天撼地。父母亲毅然送我哥哥去参军。在报名大会上，母亲也讲不出多少大道理，她只是说：“我三个娃，老大不去打美帝，老二（指我）在后方就不能安心学习。再说，我们受够了日本鬼子的罪，再不能叫美国人欺负我们。”
1951年，我小学毕业，考上了东郭高小，1952年考上了运中读初中，1955年考到康杰中学读高中，1958年又考进山西大学外语系读英文。其间，从1952年到1962年这十年，一直享受的头等助学金。我成为我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饮水思源，是母亲把我从死亡线上抱回，是共产党和共和国给我知识、力量和智慧，教我“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我一生从教，三十六载，辗转教坛，培桃育李，乐以忘忧。我从大同到运城，教过小学、中学和大学，还从事过十年教师培训工作。1991年，我获得“全国优秀教师”殊荣。我教的学生遍布海内外，其中不乏佼佼者。我教的高中学生赵天德，从美国深造回来，担任关铝集团副总；我在河东大学教的学生、现担任运城市建工集团党委书记的侯占平是十九大党代表……我由衷地感到：辛勤如园丁，心血映花红。桃李满天下，教师真光荣。
值得一提的是，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四十年中，教学余暇，我焚膏继晷，呕心沥血，笔耕不辍，先后编撰出中英文著述80册，计2000余万字。其中代表作是380万字的《英华双解实用经贸大辞典（与山西大学贾育民教授合著）》，得到原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周培源的首肯和支持，1991年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填补了辞书一项空白。
1998年，我退而不休，仍然殚精竭虑，笔耕不止。为了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我先后和黄勋会、任国成、杨焕育编出60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尧舜禹演义》（2009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与王水成、黄勋会编出30万字的纪实文学《士者长歌——景克宁传》（2009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我决心把党给我的知识乳浆，使干用净，用拳拳赤子之心，感恩和回报伟大的党和亲爱的祖国。
万语千言凝成一句话：伟大的祖国母亲，我深深地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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