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西兰老师
（一）50年前，王西兰老师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时，我还在村里的砖瓦厂做砖坯。那时候，还不知道7年后我们就会见面，更不知道7年后会遇到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
我是1979年24岁时尝试写作的，刚开始很盲目。庆幸的是，第一次投稿就遇上了王老师。当时，他被省作协借调在《山西文学》杂志社的前身《汾水》杂志社当编辑，正好看到我的小说。至今，我还能回忆起他写的退稿信内容，文字很暖心，基本上是鼓励，让我高兴了好久。次年，他回到永济我们就见面了，并有了来往。当年收秋后，县文化馆办了文学创作班，有30多个人参加。一周时间里，王老师每天讲一节课。其间，我写了个短篇，得到他的肯定和建议，我修改后投给《汾水》杂志，1981年第二期就发表了。接下来，我又趁热写了几篇，分别寄给四川成都的《青年作家》及咱们运城的《河东文学》，也都于当年发表了。
彼时，许多人就是因为热爱文学，取得了一些成绩而改写了命运。
我也一样。
没多久，王老师通过组织把我调到原公社文化站工作。从此，我开始了全新的人生。
（二）
1983年，《汾水》杂志第10期头条是王老师的小说《耧铃叮当的季节》，第二篇是我的短篇《阿四婆》。40年后再回顾，我能和王老师携手亮相山西文坛，似乎也是一种缘分。接下来的11月，《汾水》编辑部在芮城召开笔会，王老师和我都接到邀请。他因工作忙脱不开身，我去了。
事先，我不清楚笔会是怎么回事，到会才知道是把大家召集到一起进行创作。每人发一支笔、一沓稿纸，稿子只要质量，题材和字数不限。参加笔会共十几个人，其中著名的是张石山、权文学两位老师。当时，张石山的作品在全国已成燎原之势，权文学的短篇《山路十八弯》刚受到王蒙先生的赏识，风头正劲。我和张平同住一室。面对稿纸，写什么？正在构思着，王西兰老师来看他的老同事和老朋友了。于是，我借机把酝酿的腹稿说给他听，因为涉及普救寺，涉及梨花院那首“待月西厢下，迎风半户开”著名的诗文，我的知识储存不足，需要临时补一补。
是王老师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
两三天吧，完稿，认真誊写在稿纸上。
芮城招待所的客房是窑洞，两层。我下去见编辑燕治国老师，恰好王老师又来看望老朋友。我把稿子交了，就离开了。还没到二层，就听燕老师喊：“冯浩，你下来。”我下去，脚刚踏进窑洞，他便对王老师说：“西兰，你看看你这个学生，连个‘春’字都能写错了。”然后，哈哈一笑。
我的小说名字是《春心》。
我写的“春”字下面不是“日”而是“目”，多了一划。
之后，我还写了另一个短篇《挖井的汉子》。两个短篇分别在1984年的前半年和后半年发表。
1985年，运城地区文联召开创作会，专门请来了德高望重的西戎老师。会上，西戎老师特别提到我的短篇《春心》，着实夸了一番。1986年10月份，在王老师的推荐下，我前往上海参加了中国作协举办的全国青年作家学习班。
（三）
王老师从事文学活动50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他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二是纪实与宏大叙事、文学思考与批评的时期。无论是早期作为代课老师、机关干部、工作队队员，还是后来回老家收种庄稼，他都有机会接触农民和农村生活。所以，他才创作并在省内外发表了《闸门》《耧铃叮当的季节》《乐人之家》《撵狼》《除夕》《无悔选择》《守灵的日子》等一大批小说和散文，以及出版了《送葬》这部好评如潮、感动了许多读者、多年后又被收入三晋百部长篇小说文库的优秀长篇。其间，他还获得了首届赵树理文学奖，并多次获得山西省年度优秀小说和散文奖。
我个人认为，王老师取得的文学成就，都是利用工作之余或是晚上的时间。他不会玩牌，还是调到文联后工作相对轻松了，才学会了下军棋。
王老师离开县委机关调到文化单位，不久就先后担任了文化馆馆长、文化局副局长、局长。以我与他的接触和感受，他当时并没有大量时间从事写作。文化单位里的人，都是有一技之长的，都有不一般的个性，要领导好、协调平衡好，得有几把刷子，还需要精通各种艺术门类。更何况，文化馆当时还有个小剧团，时刻都要操心。那时，政府每年大型活动很多，如文艺汇演、歌咏比赛、现场会的表演等，具体筹备、组织、安排到演出，所有工作甚至节目单，都在王老师的工作日程上。每年腊月，他还要花大量时间准备正月各乡镇进城表演的事宜。年年县城人山人海最热闹、人民群众最开心的时候，他都会佩戴着“总指挥”的袖标坐在摩托车的后座来回巡视。
王老师工作的特点，用简单的一句话概括就是：老百姓清闲了，需要享受文化大餐了，就是他最忙的时候。
至今，我还会不时地想，他是把人生的黄金时代、精力最充沛的年华，都贡献给了一个县的文化事业，而无暇顾及心仪的文学创作。那些年，如果他把精力往文学创作上多倾斜一点，或许能出更多的好作品。
（四）
为培养永济的作者，王老师付出了许多。20世纪80年代，几乎每年他都会趁农闲工夫把全县热爱文学、在创作上取得了一些成绩或者有潜力的作者，召集到一起进行学习交流和听课。说起授课老师，有时是从运城或外地请来的编辑、作家，不过每次讲得更多的还是王老师。年年聚在一起的文学爱好者都有三五十人，有一年来报到的竟有100多名，文化馆容纳不了，王老师便联系县委党校临时借用了大教室，才解决了场地问题。
王老师表达能力非常强，尤其是记忆力，至今也很不一般。当年，他给大家讲起中外著名或很有意思的作品，随手拈来，如数家珍，许多中短篇几乎都能一段一段地背诵。听王老师的课，我们的创作激情能够很快被调动起来，并且持续很长时间。别人不了解，我是每听完他一堂课，总能琢磨出一两篇作品，且基本能发表。
我和运城的一些同行聊起文学这个话题，都有这个感受：至少，王老师的人品和文学理念影响了几茬作家。
王老师在运城市文联担任主要领导期间，还组织出版了一套《河东作家丛书》，为繁荣运城的文学创作、激发运城作家的创作热情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008年后半年，王老师即将退休，被组织安排到运城市政协负责编辑出版《河东文化丛书》。丛书共出版5套，一套5部，每部平均20多万字。他接手时，由周宗奇老师担任主编已出版了一套。也就是说，还有4套、20本书要在短短几年里由他领衔完成选题、论证、物色作家、采访等工作。每一部初稿他都要仔细审阅，一个标点也不放过。每一部字数就算20万，20部共400万。
2010年，我应运城市政协邀请采访并完成一部纪实书稿，和王老师在一个楼层住过几个月。我发现，他面对比较成熟的稿子，最少也要过三遍手，同时还要不断拿出意见与作家商量、探讨；修改后，再审读，拿出意见，再改，再过手。面对问题大的稿件，他更是不厌其烦，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改。直到几年后把组织委托的事情完成，他过目的字数累计起来有两千万。至此，他视力开始下降了。
他负责完成的是一个大工程。
我和丛书的个别作家接触过，说起感受，用一句话总结就是：跟着王老师就像是进了一次高级文学培训班。
此后，他还有工作要做，量还是很大。
2014年，山西省组织编辑山西文学“双百工程”，分别是“三晋百部长篇小说”和“百部山西历史文化名人传记”。百部长篇中大部分是已出版并产生较大影响的现当代作品，通过集中编辑出版，能够比较全面地回顾审视山西文学某一方面的成就与贡献。另一小部分是新创作的长篇小说，目的是推动山西长篇小说不断繁荣。于是，省作协告知全省的作家，都可以把自己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拿出来，整理好分批交给专家小组审读。王老师是专家组成员，先后接到近40部作品的审读任务。由于不能长时间坐在电脑前看电子稿，他便逐一将稿件打印出来装订成册，这样看起来相对轻松些。几年下来，他阅读累计已达1000多万字。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优秀的作品，他都会提出具体修改意见；面对要淘汰的稿件，也一样马虎不得，会拿出让专家组和作者服气的意见。
这个工作完成后，他的视力又下降了许多。
（五）
王老师的几部重要长篇作品和文学论述专著，基本都是在他即将退休或是退休之后创作并出版的。
尤其是引起热烈反响的长篇文化散文《大唐蒲东》，以及他一生中写作时间最长、耗费心血最多、受到广泛好评的《不朽关公》，都集中在三年内完成。两部作品都是他长期积累的大爆发，其背后都是对历史、生命和信仰沉甸甸的凝视与深刻的思考。
几十年来，他一边工作着，书写着，同时还时刻关注着运城作家的创作，阅读了大量作品，写了许多评论文章。其中，最早由《山西文学》编辑部编印了《文学的觉醒与归真》一书，近年又出版了文学评论集《艺术是生命的支撑》等。
时至今日，王老师从事文学创作整整50年。我和王老师交往已40多年，40多年间，我们亦师亦友。
2015年，我跟着他赴河津采访，携手完成了长篇纪实文学《中国农民原贵生》的写作。后来，这部作品还获得了赵树理文学奖。我自己心里清楚，这份荣誉是王老师牵着我的手获得的。
祝福王老师。
冯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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