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关公成圣祀典看其忠义精神的普世价值
关新刚今年是关公诞辰1860年，在这个重要的历史纪年里，我们在庆生祀典的同时，更多的是对关公的敬仰和追思！
一千八百多年来，关公为何能由人而侯、由侯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圣？为何能由历史记载中的关羽，升华为文学艺术中的关公、民间信仰中的关帝、皇家祀典中的关圣，继而演化为一个超国籍、超民族、超信仰、超时空的道德偶像、文化趋同？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我们共同探究历史，追本溯源。
武圣关公的形成
对于关公推崇，史料这样概述：“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
关公成“圣”，其成因至少有三：
一是关公出生于耕读为本、诺守礼教的书香之家。其祖父关审是个治学深厚的人，好读《春秋》《易传》，曾为训蒙之师。关公喜读《春秋》，甚而“讽诵略皆上口”，遂为家风使然。
资料记载，儒家学说创始人是我国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儒家学说历经秦始皇“焚书坑儒”摧残洗礼后，复苏兴盛于西汉汉武帝时期，并被确立为传统思想主流意识形态和官方意识形态，而在当时最主要的经世致用学习内容就是易学、礼学和春秋学。《春秋》一书是孔子修订的，它是儒家主要经典“四书五经”中的“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之一。同时，“仁义礼智信”又是儒家主要戒律“三纲五常”中“五常”的重要思想及核心元素。因而说，出生于东汉末年的关公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启迪，其精神品格与儒家伦理道德一脉相承，息息相关。
二是关公长期生活于三皇五帝时期舜帝的主要活动范围，并深受影响。关公家乡华夏根祖河东运城，曾为舜帝“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的晚年归宿之地。该地鸣条岗西侧保存有舜帝陵，少年时代的关公常常从家乡解梁下冯里（今常平村）骑马跨盐湖到舜帝陵拜谒舜帝。后人为纪念关公这一善举，便在舜帝陵冢东侧建有关公祠。关公祠左侧廊坊保存有关公拜舜帝壁画，右侧祠院保留着一棵千年老古槐，老古槐下立有碑刻，上书：“莫问古槐几多年，关公曾把烈马栓。不图枝叶吐新芽，一杆擎起尧舜天。”
追本溯源，孔子和儒家其实没有创造思想，他们只是在总结和推崇自己认可的思想。尧舜禹“禅让、仁政、孝悌”的思想以及被后人赞誉为“德圣孝祖、文明之元”之尊称，恰巧符合他们的思想。
关公受其教育影响，所表现出的道德精神，涵盖了儒家推崇认可的思想。可以说，文圣孔子是以思想言论传世的；而武圣关公则是以道德实践立身的。文圣孔子著书立说，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这属于言教；而武圣关公没有学术著作，却用自己的言行践行儒家的思想，这属于身教。两千多年来儒家文化的优秀践行者虽有许多，但关公无疑是其中最优秀的代表之一。可以讲，关公是儒家重点推崇的典范，是儒家文化的优秀践行者和完美象征者。正如有副对联所写：“文圣人，武圣人，两个圣人；写春秋，读春秋，一部春秋。”
三是关公“儒称圣”以后，统治阶级进而给予了极力推崇和褒扬。在我国，圣人一般是指品德最高尚、智慧最卓著的人。古代称为圣人，至少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有德行；第二有能力；第三有智慧。我国历史上被尊称为圣人的，有文圣孔子、亚圣孟子、诗圣杜甫、书圣王羲之、画圣吴道子、史圣司马迁、医圣张仲景、酒圣杜康、茶圣陆羽等。
就武圣而言，最早是唐太宗李世民对姜太公（姜子牙）的册封。因为姜太公辅佐周文王站稳根基，辅佐周武王打下江山，建立周王朝，因而成为我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位武圣人。
我国古代历史上第二位武圣人，即为以一己之力横扫大金百万雄兵的民族英雄岳飞，直至明太祖朱元璋为防御天下叛乱，遂限制尚武之风，废除武庙，取消皇家祀典。但明神宗朱翊钧为倡导精忠报国之需要，一边册封岳飞为“岳圣帝君”，另一边又追封关公为“关圣帝君”。武庙虽废，但民间却同时出现了两位武圣人。后因岳飞是抗金英雄，而清朝前身就是后金政权，所以从清初开始，岳飞便无缘武圣人了。
努尔哈赤喜欢三国历史，熟读《三国演义》，并把此书译成满文，作为兵书启蒙教材，供将领们学习运用。他还专门为将士们赐予关公神像，称关公为“关玛法”。玛法为满语老爷之意。其后，每打一场胜仗，他们都认为是关老爷保佑的结果，都要到关帝庙膜拜上香。直到入关一统中原后，清世祖顺治皇帝敕封关公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关公自然就成为举世无双的“武圣人”了。
清圣祖康熙皇帝重设武庙，普建关庙，改“关圣大帝”戎装武像为金身文像，将久负盛誉的武圣关公隆重供奉于大殿正堂，“文拜孔子，武拜关公”的皇家祀典格局，完整形成。
关公祀典的记载
祀典就是一种祭祀仪礼。皇家祀典即为古代皇家组织的祭祀。在我国历史上，有“圣人”册封，就有“圣人”规制的祀典。
关公最早祀典，应是汉建安二十四年（219年）腊月，关公在湖北当阳西北临沮（今宜昌市远安县）被孙权部将潘璋、吕蒙虏获杀害后，东吴为嫁祸于人，将关公首级送到洛阳。曹操识破孙权奸计后，配以香木之躯，葬以王侯之礼，亲率文武百官为关公送葬，并在灵柩前大供牺牲（古指为祭祀宰杀的牲畜），追赠关公为“荆王”。这种葬礼，对于“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曹操来说，无以复加，可以说是一次庄严而又隆重的国家祀典。
关公葬后祀典，始于北宋徽宗宣和年间，起初为从祀于别的主神两侧的配享神。明代时，关公祀典由“从祀”升为“专祀”后，皇帝都要派遣专司礼仪的太常官（古代朝廷掌管宗庙礼仪之官）前往关庙祭祀关帝，祭拜礼品也有严格定数。
《关帝志·祀典》记载：“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定京师祀典，每岁五月十三日遇关帝生辰，用牛一、羊一、猪一、果品五、帛一，遣太常官行礼。四孟及岁暮，遣官祭，国有大事则告。凡祭，先期题请遣官行礼。”
由此可知，明代的京师（北京）和应天府（南京），每年的五月十三日，皇帝都要派遣朝廷里掌管宗庙礼仪的太常官，前往关庙祭祀，四季之初（孟春正月、孟夏四月、孟秋七月、孟冬十月）、岁暮除夕，派遣官员赴关庙祭祀。凡国有大事和朝廷有重要活动，都要派官员到关庙向关帝报告。但凡祭祀，都要提前派遣官员去关庙安慰神灵。
明代专述本朝典章制度的会典体史书《大明会典》记载，明代中期，皇家祭祀关公每年多达25次，祀典规格屡次升级，祭品也由起初的“少牢”升至“太牢”。在古代祭祀中，牛、羊、猪三牲全备为太牢，太牢之礼是最为隆重的。明神宗万历皇帝即位后，虽惰于朝政，但奉祀关公尤为殷勤。
进入清代，关公祀典不仅完整地沿袭了明朝的崇祀制度，而且更为隆重。《清圣祖实录》是记载康熙皇帝日常起居、言行、礼仪、行程活动的历史文献。该文献自康熙元年（1662年）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每年五月十三关公诞辰日这一天，都记载有当日的“干支”和“遣官祭关圣帝君”字样。这就是说，从康熙皇帝八岁登基到他六十九岁退宫，他都把祀典关公作为治国兴邦的头等大事来做。
《解州全志》就记载，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十一月初八，康熙皇帝圣驾西巡河东盐湖，亲赴池神庙祭拜，十一月初九，亲赴解州关帝庙祭拜，并有关公后裔关居斌进奏“请建关庙疏”文，皇上恩准，调拨帑金一千两，用于解州关帝庙维修。
清世宗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皇帝颁定直隶各省祭祀关帝制度，京师（北京）增加春秋二祭，变原来的一年一大祭改为一年三大祭（即五月十三日和春秋二仲月庚日），祭品用“太牢”。越一年，由太常寺（古代朝廷里掌管国家礼乐的最高机构）奏定，朝廷颁布祀仪：五月十三日祭品用牛、羊、猪各一头，果五盘、帛一匹；春秋二季的祭品同文庙祭祀孔子一样，牛、羊、猪各一头，豆类十种，帛一匹。
清高宗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乾隆皇帝加封关公“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同时亲自主持修订关帝祀典规制。
清文宗咸丰三年（1853年），咸丰皇帝健全祀典制度，完善配套礼仪，重拟告祭祝文，并敕令皇宫内供奉关帝神位，“行礼三跪九叩，乐六奏，舞八佾（古代只有天子才有资格欣赏的舞蹈），如帝王庙仪”。
史料还记载，清代光绪皇帝在位期间，曾先后64次到京城（北京）正阳门瓮城里关帝庙拜谒烧香。他一共在位34年，平均一年都接近两次，这是为什么？
因为光绪皇帝在位时，前15年还小，只能当傀儡。18岁亲政之后，大权还是掌握在慈禧太后手里。光绪皇帝非常想有所作为，可是在慈禧强势控制打压下，没办法挣脱。他拜谒关老爷，祈求能真正掌有国家权力、施展自己才华。
清代后期，关公祀典达到极盛。这种祀典，大致在民国后期军阀割据、战乱不止的形势下终止。
关公生辰，正史并无明确记载，明世宗嘉靖皇帝曾钦定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为关公生日。明崇祯二年（1629年），立石于常平石磐沟关公祖茔的《祀田碑记》却载述，关公生于汉桓帝延熹三年（160年）六月二十二日；到了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解州州守王朱旦依据常平村于昌等人在浚修常平关帝家庙古井时发掘的刻记着关公家世的墓砖后而撰写的《前将军关壮穆侯祖墓碑铭》却记载，关公生于汉桓帝延熹三年（160年）六月二十四日，长子关平生于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五月十三日。大概是因常平关帝家庙古井墓砖立石较早，又源自关公宅院的原因，因而近年间我国北方一带以及南方部分地区的关帝庙，大都在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举办关公诞辰祭典活动。
关公精神的内涵
关公道德品格及精神内涵，概括来讲为“忠义仁勇礼智信”7个字；简要来讲为“忠义仁勇”4个字，即对国以忠，待人以义，处世以仁，作战以勇；核心来讲为“忠义”二字。解州关帝庙第一道牌楼式的端门上方，一边是“精忠贯日”，一边是“大义参天”。于右任先生也曾撰写一副对联：“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因而，关公被历代视为“忠义之神”，关公精神被称为“忠义精神”，关公文化也称“忠义文化”。
少年关公骑马跨盐湖拜谒舜帝的故事告诉我们，自幼关公的思想形成是受到虞舜德孝文化的启蒙教育。但历史却留下了极大遗憾：19岁的关公在家乡出于仗义、悯怨除豪逃亡后，生身父母投井而溺，妻室儿子深山而匿，同族宗亲远奔而离。上天没有为关公留下尽孝父母、颐养家人的时机和空间。
史料有记载，关公父亲关毅极重孝道，曾在家乡中条山石磐沟前为其父结庐守丧三年。关公出身于这样的家庭，骨子里是不会没有“孝道”的。但关公因为忠爱乡民，义除恶霸，牺牲了自己的“孝道”。人常说“忠孝不会两全”，但对关公来说，“对国以忠”为大孝，“待人以义”乃大德。可以说，忠义文化应当是孝道文化的传承转化和升华。
据查，历代皇帝在对关公的20多次敕封中，不见有“孝”字和“悌”字，但有“忠义”二字的至少8处。就连背信弃义的东吴孙权，也于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十二月，追赠关公为“忠义侯”。
此后，清世祖顺治九年（1652年），礼部奏准，敕封关公“忠义神武关圣大帝”；清高宗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皇帝颁诏，“所有《三国志》内关帝之谥（古代帝王死后的称号），应改为‘忠义’”；直至清德宗光绪五年（1879年），皇帝尊奉之至、无以复加的最后一次长达26个字“忠义神武灵佑仁勇显威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的敕封中，也把“忠义”二字，放在首位。
关公精神的核心内涵，精髓来讲就一个字：义。《三国演义》评论家毛宗岗曾经说，三国有“三绝”：智绝诸葛亮、奸绝曹操、义绝关公。
关公从其家乡仗义除霸，到刘关张桃园相聚秉义而盟、温酒斩华雄见义而战、煮酒论英雄侠义而动、保送皇嫂护义而降、挂印封金奉义而辞、华容道释曹重义而释、单刀赴会为义而举、水淹七军秉义而勇、刮骨去毒守义而疗，直至荆州失守麦城尽义而殉的短暂一生，他是为义而生，为义而死，因义而忠，因义而勇；他是义的化身，义的注解。他的义，教化了人民大众，承载了中华文明，凝聚了华夏儿女，彰显了民族之魂。
因而，历代皇帝在对关公的敕封中，与“义”有关的多达15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宋徽宗加封的“义勇武安王”和康熙皇帝御名的“义炳乾坤”。所以讲，“义”字不仅贯穿于关公辗转作战的一生，更助推了关公“义”文化的概念形成。
关公一生正直仗义，善待卒伍，守信重诺，有国士之风；知书达理，勤奋好学，喜读《春秋》，有儒士之雅；武艺高强，作战勇猛，匹马斩颜良于万众军中，有勇士之气；骁勇善战，智勇双全，水淹七军，威震华夏，有神人之畏。这些“绝伦逸群”的人格魅力，符合中华民族的普遍认同、心理需求和精神诉求。
关公一生矢志不渝地恪守“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桃园盟誓；励志笃行地秉承“忠义仁勇”道德品行以及“春秋大义，志存一统”的民族精神，无疑都流淌延续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关公已不仅仅是一个文学作品的形象代表，更是我们整个民族的道德楷模、形象大使和文化符号。
关公精神，已由中华民族的忠义之表率，转化而为诚信之标杆、道德之楷模；成为社会领域的精神寄托、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的重要典范；成为构建人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基础；成为我国社会发展各个时期所存在的精神文化、时代文化以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视察时强调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要充分挖掘和利用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红色文化资源加强文化建设，坚持不懈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提升道德情操、树立良好风尚、增强文化自信。
深入挖掘关公忠义文化的历史资源，对于我们擦亮关公文化旅游名片，进一步让世界了解运城，让运城走向世界，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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