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父亲的信仰（散文）_陈儒英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跟着爷爷没明没黑地在地里劳动，他是我们陈家长门一支的创业功臣。苦命的父亲，生于1906年，病逝于1959年，年仅54岁。在他五十四年的短暂人生中，得解放的好日子仅享受了十二年，在这十二年中，他又患病四年，真正的好日子不到十年。这十年，正是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十年。在这变化的过程中，父亲不识字，也不是党员，作为一个普通农民，在关键节点上，总是心明眼亮，事事走在群众前边。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村学校受命把父亲的先进事迹编成歌在村里传唱。
一
我们陈家在临猗县翟村是一个独户，是从猗氏县城东门外迁来的。从老人留下的民国十年分家时的分单上看，我的三位曾祖父为其三个子侄分家时，我的大曾祖父无后，由我的祖父为长门承嗣，参与分家。当时，我的祖父只分得40亩土地和三间槽头户，是没有人居之地。据祖父讲，分家时，我父亲16岁，因创业而失学，已学会许多农活，他与我的祖父两代人除经营自己的土地外，还租种了亲戚的土地，后来又经管我舅家的土地。从此，我们家有了上百亩的良田。在旧社会，土地就是刮金板，有了土地，就有了收入，两代人就是靠着这黄土地养家糊口、创家立业。此时，父亲已成我们家主要劳力，不论犁耧耱耙还是赶车种地，都是一把能手，父亲再苦再累也不请长工。就是到了大忙季节，全家总动员也不过只有爷爷奶奶、父母亲和我的小妹妹加上我六口人，忙不过来请个短工，重活、技术活还是父亲干。麦收季节，为了抢收、抢运、抢打，父亲常以酒代饭，身体留下了隐疾。两代人就是通过这样的辛勤劳动，把家里发展成有一定规模的小农家庭，既有牲口满圈的牛驴骡马，又有连场带院的家业房产，还有自己购买的八十余亩水旱良田和自给自足的车马农具，在我们村称得上是富裕家庭。家业兴了，父亲人缘好，被群众选为村副，从来没管过家事的父亲，管起了村里的大事。
二
猗氏县城是1947年4月解放的，在解放前夕，党的赵川游击队为了迎接大部队，提前进驻到我们村。赵川队长在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经常向父亲讲党的方针政策和建党的目的意义，日子长了，父亲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消除了许多思想疑虑，对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随着运城的解放，社会安定，人心思富，尤其通过土改等之后，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父亲和大家一样耕种庄稼，连年丰收，粮食产得多了，我父亲又响应号召，一年售爱国粮1000多斤。在上世纪50年代，一亩地最多打粮100余斤，一户卖1000多斤爱国粮，在当时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称之为“革命行动”，所以我们家又受到政府的奖励。
三
老父亲对党的坚定信仰，不仅让我们这样的家庭在那个年代能与党同行，且事事走在前边，实属不易。老父亲给我的人生也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我受益终生。
1947年4月，猗氏县城解放时，我18岁，是父母生的四个男孩中唯一生存下来的，家人都非常溺爱。父亲不识字，深感没文化的痛苦，他认为只有让后代上学，才能改变命运，所以父亲对我学业很重视，我七岁上学，在村里小学读了八年“孔孟之道”。到1947年解放时，我已在猗氏城内最高学府“简易师范”初中班一年级读书。猗氏解放后，盘踞在运城的国民党，三次返回猗氏，要向贫下中农反攻倒算，斗争形势异常激烈。那时，新组建的人民政府并不在猗氏城内，学校已迁至万泉县，与万泉初中合并改为汾南中学。我们这一批失学的青年人面对新形势，不知向何处去，跟谁走。由于当时受国民党的宣传，对党缺乏正确的认识，有的家长让孩子又跟着阎锡山部队到了未解放的运城，有的让孩子回家务农，甚至有的想方设法通过熟人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未解放的西安去上学或经商，而我的父亲则毫不犹豫地让我参加了猗氏县人民政府新组织的轰轰宣传队。这是猗氏县1947年解放后组织的第一支宣传队，这个宣传队是以排演猗氏县牛杜高小排演的《白毛女》和猗氏县嵋阳高小排演的《虎孩翻身》为主，又吸收了太范村、楚侯村何振华（后任临猗县委统战部副部长）、何红秀等一批热爱戏曲的同志参加，由嵋阳高小校长谢芷学（后临猗县政协主席）任队长，牛杜高小张峰老师（后晋南蒲剧院音乐导演）任指导员，我与王月盛同志负责行政联络工作。刚开始我们每到一地演出前，猗氏县委书记贾皋同志都要亲自向观众演讲《白毛女》和《虎孩翻身》的剧情，鼓舞群众斗志，提高群众觉悟，以促进全县的土改运动。宣传队就是通过这种形式，配合土改、发动群众，支援前线，参加解放战争。
宣传队工作结束后，政府人事部门把我安排到县教育部门工作，1952年，又被调到运城地区教育局。从此以后，我这个小学毕业生在高级知识分子成堆的教育战线干了一辈子。在此期间，我与老伴省吃俭用，供我们六个儿女上学，有四个读完中专，政府分配了工作，现在也都退休了。在那个年代，中专生就是人才，既能转城市户口，又能分配工作，人人羡慕，这在我们村是独一无二的。现在，我们家由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六口人，发展成15个小家庭42口人。在这42口人中，除我是小学毕业以外，他们都比我文化程度高，其中有23个大学生，还有一个硕士生、一个博士生。现在可以说，我们家已经由原来文盲型家庭变成了“诗书继世”的文化型家庭，实现了老父亲的愿望。
今年我已92岁，1991年在地区教育局离休后，既享受着高级职称待遇，又享受离休老干部待遇。
在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前、解放战争期间参加工作的老同志，颁发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这都是老父亲的功劳，要不是老父亲对党有坚定的信仰，让我在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了宣传队，哪会有今天，也不会有这样幸福的家庭。
我要感恩共产党，感恩我的老父亲，老父亲虽不是党员，但他对党有坚定的信仰，在我心里，他同党员一样，也有一颗向党的红心。这是老父亲为我们家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已写入家训，要让这个理念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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