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津午芹瓷窑“洞疙瘩”
201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在北京揭晓，河津固镇宋金瓷窑遗址的发掘，揭开了山西古代陶瓷业神秘面纱，成功入选。
据《考古》杂志2019年第三期文献表述，除固镇外，河津古瓷窑遗址还有北午芹、古垛、老窑头，这四处统称“河津窑”。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山西河津窑研究》文章，对北午芹瓷窑遗址亦有点墨，榜列其名。
另据资料记载，早在20世纪60年代，山西古陶瓷学者水既生先生曾来过北午芹，对这里的瓷窑遗址做过初步调查，根据出土的玉璧、底碗残片判断，北午芹窑址可能是唐代窑址。2013年，山西考古研究所对全省文物进行第三次普查，通过采集遗物判断，进一步证实了北午芹瓷窑遗址的年代为唐代至北宋。
这一结论科学有力地说明了，北午芹唐代瓷窑遗址是截至目前河津发现最早的瓷器手工业制作基地。可以想象，当年这里曾灯明火旺，车水马龙，生意兴隆，生产的各类瓷器早在唐宋元明时就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原，流入陕川，乃至漂洋过海散落到世界各地。那么，这个令水既生先生心心念念的河津唐代瓷窑遗址在北午芹的哪块地方？
（一）
这个地方就在北午芹村东北，紧靠环村路，距老稷西路北一二百米处，北依吕梁山，是一座圆形土山，梯田层级，盘旋而上。当地百姓辈辈相传，皆称此地为“洞疙瘩”。瓷窑遗址在洞疙瘩脚下的西南梯田内，面积约数十亩。近些年，由于实施退耕还林，这里已密密麻麻长满了榆树、槐树、椿树，间有松柏等木。
老一辈人都知道这个地方有陶瓷窑，但来龙去脉没人能说得清楚。因为离村子近，有一条沙石路直通那里，笔者小时候经常去玩耍。路两边到处是各式各样的陶瓷碎片，有不少灰色十字形的小陶片，也有比较完整的瓷器盘底碗座。20世纪60年代，遗址还能看到许多裸露的黑、白、黄及土灰色碎片，70年代，由于人们考古文物意识淡薄，这里曾遭受过两次较大毁坏，一次是北水南调，修涧北渠从遗址中间开过，瓷窑遗物碎片被拉走倒往别处；二是学大寨平田整地，用推土机填埋了许多遗物。唐代瓷窑遗址遭到了破坏，现在更是很难再找到那些唐宋瓷窑碎片了。
令人可喜的是，2021年4月22日，山西河津窑考古成果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吸引了全国众多陶瓷专家学者前来参观。他们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赞誉，认为河津窑地方特色鲜明，别具匠心，独树一帜，它的发现从此一举改写了中国陶瓷史。此次展示的河津窑考古发掘过程、制作工艺、装饰手法、人文内涵、制瓷业的兴衰和商品流布情况，轰动了陶瓷界，掀起了业界对河津窑的研究热。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山西电视台及地方报纸电视等媒体都相继予以报道。
2021年8月，《人民日报》刊登了《瓷韵雅趣》一文，对河津窑陶瓷器的艺术品位极力推崇，大加赞赏。专家一致认为，河津窑生产的白瓷器完全可以与五大名窑相媲美。尤其“瓷枕还看古龙门”展会，使全国各地著名收藏机构乃至在美国、日本一些鲜为人知的传世瓷品终于找到了根和家，也使这些尘封已久的珍藏瓷器立马暗室生辉，身价倍增。如果要逐件对号入座，这些传世瓷品中的某一件珍藏品说不定就是产自于北午芹洞疙瘩这个被人遗忘的唐宋瓷窑里。
（二）
在瓷窑遗址偏东上方，曾有四五孔土窑洞，坐北朝南，场院挺大。窑洞院子中有一高台，有人说是祭祀坛，有人说是诵经台，有人说是插佛教旗用的，当地没人能知晓其底细。清光绪五年版《河津县志》“名胜”一节中简述：“午芹马鞍山，形似马鞍，又名高鞍坞。坞东有云头堡。高阜有罗汉洞。”高阜就是指洞疙瘩，此山因有罗汉洞而得名。罗汉洞是官方对这一建筑的称呼，洞疙瘩则是民间对整个土山的形象俗称。北午芹众多的古老庙宇楼阁中，只有罗汉洞作为北午芹唯一的地标文物被载入县志。这说明罗汉洞在当时就已成为北午芹最具影响的文化景观之一。
罗汉洞在20世纪60年代还存在，只是东西两边的几孔窑洞口早已坍塌，里面埋有破损的石料和砖块。中间的一孔比较大，窑门窗有砖砌迹象。洞内正方塑有高大菩萨像，面形方圆，神态祥和，有遮体裙裳，裙褶均匀对称，自然流畅，栩栩如生。两边分别塑有罗汉像。据河津市人大原副主任武双科先生回忆，他未上学时就跟其叔叔到这里玩过，亲眼见过十八罗汉像。因年代久远，洞内佛像损毁不堪，面目全非，“文革”时期，洞内遗像全部被破坏。
罗汉洞究竟是什么朝代所建？清代县志只点到其名，并没有任何记述。首先肯定不是建于清代。清代县志延续前朝将“罗汉洞”和“云头堡”一并列入北午芹文物地名。当地传说，云头堡是北齐兰陵王任并州刺史时为防御北方突厥入侵中原所建立的军事防御工程，但至今无法考证，罗汉洞也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其次，根据北午芹金、元、明时所有新建或重修的庙宇楼阁，包括午芹峰上的午芹洞、村西岩云寺、村东通仙观等，都有碑刻流传于世，均可查到翔实内容，唯独罗汉洞没留下任何记载，显然它是早于这些庙宇年代的。
那么，罗汉洞有没有可能与水既生先生考查过的唐代瓷窑是同时代或更早朝代呢？我们分析有这种可能。佛教自西汉从西域逐渐传入中原，汉唐时达到鼎盛。汉唐时期由帝王提倡，国家参与，各地大兴佛寺庙。汉唐规定，各地创建寺院须向政府申请，得到许可后方能兴建，寺院的名称也是由政府颁发。如洛阳龙门石窟中“万佛洞”“莲花洞”，都是皇室修建颁布其名。据《辩正论》记载，隋朝全国建有佛寺3700多座，盛唐时高达5000多座。汉唐时期，寺庙建筑平原地区一般是木质结构，山陵地势掘洞建造。据此推测，罗汉洞大概最早建于汉代，最迟建于隋唐。
（三）
创建罗汉洞在当时极度封闭的封建社会应该说是一件新生事物，也是当地最具影响的大事件，所以县志载有其名。如果要追踪溯源，这些建筑和雕像艺术毫不含糊是来自汉唐的无名使者和能工巧匠之手，是他们顺应时代潮流，恰逢其时在北午芹完成了这些作品，从而搭建了洞疙瘩与外部世界的桥梁，成就了洞疙瘩这个毫不起眼的蕞尔之地，令其名噪一时。
寺院是文化的窗口。罗汉洞的产生传递出一条重要的信息：洞疙瘩这个地方也可能是河津最早的佛教文化传播之地。罗汉洞则是河津最早的佛事活动场所之一。现任运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运城市儒学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淮兴隆先生考证说：“北午芹文脉厚重，历史悠久，儒释道三教并存。隋代大儒王通就来此讲过学。罗汉洞是寺庙遗址的一部分，属河津二十二个寺庙之列。”王通在此是否讲学无法考证，但王通到此地游历应是非常自然的事。王通设教处距此一二里许，他去世600多年后，金代文学家段克己也在午芹峰上的午芹洞隐居多年，著书设教。他在《通仙观记》中写北午芹：“怀灵仙之异迹，揖隐士之清风，人知礼让，食足货通，实一方之都会也。”文中的“隐士”指的就是王通。这也说明了王通确实在此地留下了“异迹”与“清风”。
无论如何，洞疙瘩作为“河津窑”的代表之一，以及“罗汉洞”的产生，在隋唐乃至相当长时期，对当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进步的影响不可小觑。它引领、催生、发展了河津的陶瓷业工艺，接纳、融合、传播了“三教”文化，在这封闭的偏隅之地，演绎了光鲜亮丽的文明大戏。可以说，洞疙瘩也是隋唐时期河津的一颗璀璨明珠。
如今，尽管那个唐代瓷窑遗址和罗汉洞已经不复存在，它的兴衰演变经历、灰飞烟灭的曲折过程也无人知晓，但它曾经拥有的历史承载、文化积淀及文物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我们今天的探秘，只是希望它曾经的人文史话和历史画卷不要被遗忘，毕竟，遗址中有文化信息遗存，也许现在还影响着我们。
毛印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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