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洞宾里籍生年新考（上）
吕洞宾籍贯诸说，实则只有“河中”和“岳阳”两说。除“东平”为吕氏郡望外，宋人所传“关西”“关右”“关中”“京兆”与“河中”说完全是一回事；“九江”“鄂州”与“岳阳”说也是一回事。唐代河中府是吕洞宾的真实籍贯，岳阳则是吕洞宾的出生地。据《吕让墓志》推算，吕洞宾当于公元820年（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出生在其父鄂岳观察使任上。《辞海》称吕洞宾是唐末“京兆人”、生年为公元798年（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均有误。
□王雪樵/文
古代的神仙有两类：一类是人编的，一类是人变的。人杜撰编造的神仙，只有神格，没有人格，你说不出他是哪里人，父母是谁，生于何年何月，譬如玉皇大帝。人变的神仙，则除了神格还有人格，即成为神仙之前，还有真实的人生履历。道教神仙吕洞宾就属于这后一种。他是由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变而为神仙的，因而可以找到他的里籍、生年、身世、履历等。事实上，千余年来，道、俗两界一直有人在做这个工作。然而正由于他是“神仙”，虚无缥缈，幻化无穷，因而诸说不一，歧异纷呈，许多问题仍存在争议。关于他的里籍、生年，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见于《辞海》。《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第六版，第1461页）“吕洞宾”条说：“吕洞宾（798~？）唐末道士。名喦（一作岩），以字行，号纯阳子。相传为京兆（治今西安）人，一作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济）人。”笔者以为，这里的说法有不尽妥善之处，兹就此作一探讨。
先说里籍
吕洞宾的神仙传说蓬起于宋代，关于其里籍亦众说纷纭。据统计，典籍记载共有九种说法：
一、关西说。《宋史·陈抟传》说：“关西逸人吕洞宾有剑术，百余岁而童颜，步履轻捷，顷刻数百里，世以为神仙。”
二、关右说。北宋王举《雅言系述》有吕洞宾传云，吕为“关右人，咸通初举进士不第”。王另有《雅言杂载》称，“吕仙翁名岩，字洞宾”“本关右人”。
三、关中说。北宋王旦、杨亿《国史》说：“关中逸人吕洞宾年百余岁，而状貌如婴儿，世传有剑术。”张方平《乐全集》亦说：“关中逸人有剑术，虽数百里，顷刻即至。”
四、京兆说。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八载岳州《吕洞宾自传》石刻说：“吾乃京兆人，唐末累举进士不第……”
五、河中说。北宋杨亿《谈苑》说：“洞宾自言吕渭之后，渭四子：温、恭、俭、让，让终于海州刺史，洞宾系出海州房。”范致明《岳阳风土记》则径直记曰：“先生名岩，字洞宾，河中府人。”叶梦得《岩下放言》卷中说：“世传神仙吕洞宾名岩，洞宾其字也，唐吕渭之后。”
六、东平说。元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十五：“先生吕岩字洞宾，号纯阳子，世传以为东平人。一云西京河南府蒲坂县永乐镇人，即今河东河中府也。曾祖延之仕唐终浙东节度使，祖渭第进士……先生乃让之子也。”
七、岳阳说。南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九说：“唐吕仙人故家岳阳，今其地名仙人村，吕姓尚多。”
八、九江说。南宋曾慥《集仙传》谓吕为“九江人”。
九、鄂州说。北宋王常《真一金丹诀》谓吕洞宾为“鄂州进士”，“经数举，不第其名”。
上述九说实际可分为三类。
一、“东平说”可单列一类。东平是吕氏的郡望，如柳宗元为吕温写的诔文即题曰《唐故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吕焕为其父吕让所写墓志铭亦题曰《东平吕府君墓志铭》，指的都是郡望，而不是籍贯。持“东平说”者也知道这一点，实际赞同“河中说”。因此所谓籍贯“东平说”，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二、“岳阳说”“九江说”“鄂州说”可列为一类。“岳阳”宋代称岳州，地处洞庭湖畔。由于洞庭湖有湘水、资水、沣水、沅水、渐水、元水、辰水、叙水、酉水等九条江水汇入，故宋人将洞庭湖周边的岳州地区也称作“九江”。而宋代又设有鄂（州）岳（州）观察使，鄂州与岳州（九江）属于同一行政区域，因而三说实则为一说。元人苗善时《纯阳帝君神化妙通纪》一书说：“或疑各本所载帝君生所及居处不一，详推乃父仕宦迁移，又作者欲在本乡人物为美，是以差误不一。”故吕洞宾故里出现“岳阳说”“九江说”“鄂州说”，应该与此有关。
三、其余的“关西说”“关右说”“关中说”“京兆说”与“河中说”是一回事，属于真正的“籍贯”。
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知道，明清以前人们所说的“关东、关西”“关内、关外”“关左、关右”，不是指今天的山海关，而是指函谷关。秦汉以前的函谷关在今天的三门峡市灵宝县西南，是春秋至西汉前期由秦地通向东方中原要道上的重要关口。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又将关址东迁三百里，建在今河南省新安县，仍称函谷关。故西汉以后的“关西、关右、关内”，理论上即应包括今河南西部、山西南部、陕西及甘肃大散关以东的广大地区。古河东一带亦因位于函谷关之西，被称作“关西”“关右”“关中”。
举例来说。关羽的部将周仓，是今平陆县西祁村人。《三国演义》第二十八回写两人见面之前，裴元绍向关羽介绍说：“有一关西人，姓周名仓……”周仓即被称作“关西人”。清人梁章钜《归田琐记》有“《关西故事》载‘蒲州解梁关公本不姓关’”一节，讲关公少年时代在家乡除霸而后亡命的故事，而被冠以“关西故事”。清末戊戌变法中，由山陕维新派人士成立的“关西学会”，为首的是闻喜人杨深秀和陕西三原人宋伯鲁。可见历史上平陆、解梁、闻喜等地，都被视为“关西”。故宋代人依照习俗，称河中府永乐镇人士吕洞宾为“关西逸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而古人在地理上又以东为左，以西为右。故称山东为“山左”，山西为“山右”；函谷关以东称为“关左”，河中府在函谷关以西，当然可以称作“关右”了。柳宗元《送独孤申叔侍亲往河东序》就说：“河东，古吾土也。闻其间有条山、大河，气盖关左。”条山、大河气势压过了关左，“河东”即是“关右”不误。又宋张师正《倦游杂录》载曰：“关右人有作京师语者，俗谓之獠语，虽士大夫亦然。有太常博士杨献，河东人，作诗寄郡中密友，破题曰……”文中直称河东人杨献为“关右人”。因此，称吕洞宾为“关右人”，与称吕是“河中府永乐人”也是一回事。
说起“关中”，历史上有宽严不一多种说法，并非专指陕西长安附近的地方。晋潘岳《关中记》称：“东自函关，西至陇关，二关之间谓之关中。”河中府位于两关之间，故古人也有称河中府为“关中”的。即如上面所列，宋初学者杨亿，一面在他所撰写的《国史》中称吕洞宾为“关中逸人”，一面在《谈苑》中又说吕是河中人，是“吕渭之后”。可见他是把河中府看作“关中”一部分的。再如明代王世贞《宛委余编》谈到著名的蒲州桑落酒，也说过“名酒之最古者，关中之桑落也”，径直称蒲州为“关中”，也说明了这个问题。而更早见于史籍的，如《新唐书》卷一九九《刘冲传》载柳芳《论氏族》说：“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此关西之望也。杨氏华阴，韦氏、杜氏皆京兆，裴氏柳氏薛氏皆河东。”《唐会要》卷三十六《氏族》亦有同样的记载。裴、柳、薛本河东郡姓，这里亦归于关中郡姓，可见唐代人是把河东亦划入“关中”的。
至于为什么称河中府人吕洞宾为“京兆人”，这要从宋朝的行政区划来说明。在一般人心目中，“京兆”是指长安，属陕西；而河中府则属于山西，两者好像不是一回事。但称吕为“关西人”“关右人”“关中人”“京兆人”的，都是宋代人。而河中府的永乐县，在宋代则降改为永乐镇，随河中府一道隶属于陕西路，而陕西路的治所又是在京兆府（今西安市）。由于这个原因，在宋代人们既可以称吕为陕西人，也可以以陕西路首府所在地代指政区，称其为“京兆人”。犹如司马光是夏县人，因夏县宋代属陕西路陕州管辖，史书亦称其为“陕人”和“陕西人”。姚天福系稷山县人，因稷山县元代属晋宁路绛州管辖，而晋宁路治所在平阳府（今临汾市），故史书多称其为“平阳人”。辛亥元老景耀月是芮城人，1912年景代笔起草了孙中山大总统就职演说词，文采焕然，轰动全国，景则被柳亚子赞誉为“太原公子”。即如今天在外地称某人为“运城人”，很可能他只是运城市所属某县的人，而未必就一定是运城城里人一样。尤其是在远离本土的地方，往往难免出现这种“大而化之”的表述。所以《辞海》称吕洞宾“相传为京兆人”“一说为河中府人”，在宋代可以说是一回事，在唐代是不能这样讲的。
纵观以上诸说，人们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宋代人都以“关”来指称河东呢？这是因为，历史上各个朝代称说地名，都是“就近取譬”，以当时都城所在地为坐标中心，而以附近名山大川、雄关巨邑为参照系。因此，同一个地方不同时代就有不同的名称。例如，汉、唐两代建都于长安，从长安往东，首先看到的是黄河，故以黄河为参照，称运城地区为“河东”；明、清建都于北京，从北京往西，看到的是太行山，故以太行山为参照，称包括运城地区在内的晋地为“山西”；北宋建都于汴梁，从汴梁往西，最有名的地标是古函谷关，故以函谷关为参照，又称运城地区为“关西”“关右”“关中”等。总之，弄清了古地名命名的原则和方法，许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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