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稷山县志》阅读札记
稷山乃古高梁地，唐武德中改高梁为稷山县，历宋金元明清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易县名，足称历史悠久。《明清稷山县志》这部近700万字的皇皇巨著记载了从唐虞到清光绪十一年稷山县“兴革大事实政及民者与田赋及民间大利病者”。县志还详列历代有为之职官与乡贤人物，叙事明确畅达，文字通俗易懂，地方特色鲜明，因而被国家图书馆珍藏（木刻版），2018年县政府又投资数十万元交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
本文采用明万历四十年（1612）至清光绪十一年（1885）外地士子任职稷山及稷山士子任职外地县令的实录。因为这些记述乃时人所撰，所叙人事及事迹真实生动具体，尤为感人。
古谚所云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那个时代的通病，可谓无官不贪，无吏不腐。为防止**与地方勾结，断绝其与地方亲人的丝缕关系，朝廷规定当地具有为官资格（进士、举人、贡生）的人不能在当地任职，必须易地作官。本文所记的明清县令群体的82名县令（明代43位，清代39位），俱为外地人士，他们在长达273年的历史时期内，竟无一人贪污受贿，竟无一人仗势欺凌勒索黎民百姓，竟无一人被朝廷问责问罪。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奇迹，不能不令人由衷地赞美与慨叹！
古时清廉勤谨亲民爱民的**，不但受朝廷的褒奖、嘉勉，获得荣誉、得以晋升，而且也会被民间自发地表彰、纪念、颂扬，如立去思碑，送万民伞，奉祀名宦祠，甚至立生祠。稷山县还为功勋卓著的县令建立了“棠阴祠”，记载其丰功伟绩，永久奉祀，万世不废。
李公让、茹伯贤、胡仕宁、来亨、高义、于蒂、杜万斛、马懋、苗应元、王豫立、李希召等明万历年间的县令，县志记载的评价都很好。
外地士子在稷为令（尹）者清廉勤谨如此，稷山本地士子在外地为官者操行如何，县志亦有详载。彪炳史册的唐开元宰相（尚书左仆射）裴耀卿守身不腐，高风亮节，广为传颂。他为解决南粮北运，修三门等仓，开陕州旱路，节省运费三十万缗。有人劝他将此项巨款留作己用，他丝毫不为所动；也有人劝他将款项直接交于皇上，以表己功，他却劝玄宗将此款用作朝廷向百姓购粮的费用。
出于稷山的县令一如外籍人士在稷之令（尹）清介勤谨，亦有志载实录，如田深、李谦文、曹壁洪、姚镗、梁格、高宪聘、曹世卿、解启衷、张鹏、王震亨、王德、吴忠诚、史瑛等。明清二朝，稷人在外为官者不下百人，兹不一一列举。
自明万历四十年至清光绪十一年的273年中，外地人在稷为县令者与稷人在外地为县令者达130余人，他们为何能洁身自律勤政爱民、受到朝廷的褒奖与百姓的爱戴呢？究其原因，不外乎此三点：
一是源自封建士大夫之终极目标的追求。《礼记·大学》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已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人生终极目标。他们把修身作为安身立命的基础，以清廉忠勤为修养标准，因而视贪贿为耻，以建功立业光宗耀祖为至誉，从而积极拼搏。一些无由为官的士子，也发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嘘叹，表明自己锐意进取的精神与追求。
二是敬畏天道，笃信天道好还。封建时代的士子们，虽无宗教信仰，但笃信“天”，认为“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白天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如果做了亏心事，不但祸及己身，而且会殃及子孙后代，因此会刻意收敛自己的言行，时刻做到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
三是孔学与儒教的巨大影响。自公元元年西汉董仲舒向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儒学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和主流意识。它一反黄老哲学的清静无为而主张积极入世，使建功立业成为统治阶级禁锢士人思想、巩固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
孔学与儒教的核心与精髓概括为一个“仁”字。此亦成为封建士大夫普遍遵循的座右铭和行为规范。明清两代的稷山县令和稷人在外地的县令们之所以严以修身，行仁义之善政，盖源于此。
孟昭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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