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1号 发表于 2022-8-17 18:34:16

《明清稷山县志》阅读札记

稷山乃古高梁地,唐武德中改高梁为稷山县,历宋金元明清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易县名,足称历史悠久。

《明清稷山县志》这部近700万字的皇皇巨著记载了从唐虞到清光绪十一年稷山县“兴革大事实政及民者与田赋及民间大利病者”。县志还详列历代有为之职官与乡贤人物,叙事明确畅达,文字通俗易懂,地方特色鲜明,因而被国家图书馆珍藏(木刻版),2018年县政府又投资数十万元交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

本文采用明万历四十年(1612)至清光绪十一年(1885)外地士子任职稷山及稷山士子任职外地县令的实录。因为这些记述乃时人所撰,所叙人事及事迹真实生动具体,尤为感人。

古谚所云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那个时代的通病,可谓无官不贪,无吏不腐。为防止**与地方勾结,断绝其与地方亲人的丝缕关系,朝廷规定当地具有为官资格(进士、举人、贡生)的人不能在当地任职,必须易地作官。本文所记的明清县令群体的82名县令(明代43位,清代39位),俱为外地人士,他们在长达273年的历史时期内,竟无一人贪污受贿,竟无一人仗势欺凌勒索黎民百姓,竟无一人被朝廷问责问罪。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奇迹,不能不令人由衷地赞美与慨叹!

古时清廉勤谨亲民爱民的**,不但受朝廷的褒奖、嘉勉,获得荣誉、得以晋升,而且也会被民间自发地表彰、纪念、颂扬,如立去思碑,送万民伞,奉祀名宦祠,甚至立生祠。稷山县还为功勋卓著的县令建立了“棠阴祠”,记载其丰功伟绩,永久奉祀,万世不废。

李公让、茹伯贤、胡仕宁、来亨、高义、于蒂、杜万斛、马懋、苗应元、王豫立、李希召等明万历年间的县令,县志记载的评价都很好。

外地士子在稷为令(尹)者清廉勤谨如此,稷山本地士子在外地为官者操行如何,县志亦有详载。彪炳史册的唐开元宰相(尚书左仆射)裴耀卿守身不腐,高风亮节,广为传颂。他为解决南粮北运,修三门等仓,开陕州旱路,节省运费三十万缗。有人劝他将此项巨款留作己用,他丝毫不为所动;也有人劝他将款项直接交于皇上,以表己功,他却劝玄宗将此款用作朝廷向百姓购粮的费用。

出于稷山的县令一如外籍人士在稷之令(尹)清介勤谨,亦有志载实录,如田深、李谦文、曹壁洪、姚镗、梁格、高宪聘、曹世卿、解启衷、张鹏、王震亨、王德、吴忠诚、史瑛等。明清二朝,稷人在外为官者不下百人,兹不一一列举。

自明万历四十年至清光绪十一年的273年中,外地人在稷为县令者与稷人在外地为县令者达130余人,他们为何能洁身自律勤政爱民、受到朝廷的褒奖与百姓的爱戴呢?究其原因,不外乎此三点:

一是源自封建士大夫之终极目标的追求。《礼记·大学》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已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人生终极目标。他们把修身作为安身立命的基础,以清廉忠勤为修养标准,因而视贪贿为耻,以建功立业光宗耀祖为至誉,从而积极拼搏。一些无由为官的士子,也发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嘘叹,表明自己锐意进取的精神与追求。

二是敬畏天道,笃信天道好还。封建时代的士子们,虽无宗教信仰,但笃信“天”,认为“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白天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如果做了亏心事,不但祸及己身,而且会殃及子孙后代,因此会刻意收敛自己的言行,时刻做到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

三是孔学与儒教的巨大影响。自公元元年西汉董仲舒向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儒学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和主流意识。它一反黄老哲学的清静无为而主张积极入世,使建功立业成为统治阶级禁锢士人思想、巩固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

孔学与儒教的核心与精髓概括为一个“仁”字。此亦成为封建士大夫普遍遵循的座右铭和行为规范。明清两代的稷山县令和稷人在外地的县令们之所以严以修身,行仁义之善政,盖源于此。

孟昭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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