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
我的小学,是在本村上的。 七十年代,村村都有学校，校舍简陋，多为土坯房，低矮黑暗，白纸糊窗御寒，课桌用土坯砌成，学生从家里自带板凳。由于校舍有限，学校采取合班制，两个年级合用一个教室，老师一般先给高年级的学生上课，轮到低年级，这小班的学生已经窝在课桌下面睡着了，被同桌的大班学生叫起来，多半迷迷糊糊，急急忙忙从书包里翻找课本。那时的学生一人一个大书包,清一色的手工缝制,母亲们用家里的边角废料,剪裁成整齐的小方块，一针一线地拼凑，缝出活灵活现的小动物图案或者好看的几何图形。新书发下来,同学们爱不释手，装进新书包带回家里，让父母包上新书皮。虽然如此爱护，但用不了多久书就会卷角,渐渐从中间破开,用不了两个月就断成两截。上课时，大家急忙从花书包里找出断成了两半截的书，找到上半截再翻下半截凑在一起，老师看到我们的课本常常苦笑着说：“你们的书都变成牛肉了。”
我们的课堂也常常设在学校的一排大槐树下，同学们围坐成圈，老师站在中间绘声绘色地给学生们讲课，讲累了老师会和同学们一起玩?手绢游戏，那时老师多是本村本巷的大哥、大姐、叔叔、婶婶，并不生分，同学们玩得开心，学习气氛也轻松活泼。校园里满是槐树，梧桐树，春天里到处飘满了花香，洁白的洋槐花缀满枝头，同学们直接从树枝上捋一把花送到嘴里，嚼得可香啦！有粗心的孩子会连正专心致志采蜜的蜜蜂一起吃进嘴里，被蛰了舌头才急忙张嘴将刚嚼了几口的槐花吐了一地，将蜜蜂放生。
冬天，大队安排各生产队给学校送来好多棉花柴。到了结冰上冻的日子，老师一大早便在教室后面生上一堆火，同学们围着篝火早读，全校师生朗朗的读书声回荡在整个校园，田野里劳作的父母，听着朗朗的读书声，心中会荡起无限温情，对孩子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和期待。
老师每天都要给学生安排要背颂的内容，然后让每一个同学到他面前背课文，背过的同学，老师会用红笔潇洒地在学生的书本上写下一个“背”字，背不下来的同学要被老师留下罚站，不能回家吃饭。偷懒的学生便相互“勾结”，相跟着到老师面前，貌似排队实为接应。背书过关的孩子常常缓缓转身背对老师，后面的同学会“无意”中将有课文的一面朝前，这样背书的同学便能很流利地“背”下课文，轻松过关。当然，这样的小把戏用不了几次就被老师识破。
贪玩是孩子们的天性，同学们玩起来比上课的劲头大得多。特别是到了上活动课的时间，孩子们纷纷拿出自己的独门武器，聚集到学校的操场上。男孩子玩打皮牛、打忍、滚铁环、老鹰捉小鸡，不少孩子用旧作业本叠纸飞机玩，或在玉米秸前用草埂扎上一个纸风车举着跑.女孩子们则玩抓五子、跳绳、丢沙包、踢瓦片。学校的操场就如同一个百项全能体育场，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溢出了校园，荡满了村庄！
秋天是农村收获的季节，也是男同学最渴望和期盼的季节。活动课时间，顽皮的同学便会从操场后面的墙豁落爬出去，到农田里刨红薯、掰玉米，摘豆夹，然后从打麦场里抱来麦秸，在地里现场烧烤。同学们将黄豆连蔓拔起架在火上烧，火堆里则埋上玉米穗、红薯烤，同学们等不得烧烤熟透，闻到香味便开始争抢。
半生不熟的烧红薯烤玉米，吃到嘴里还满是苦涩，但同学坐在地埂上，啃得专心致志，吃得津津有味。一番拆腾让每个人都汗流浃背，脸也被涂抹得五麻六道，待吃的打着饱嗝时，同学们才相互打量，指着对方大笑起来，有的同学干脆拿着玉米杆，神情严肃地挺胸高喊：“我是王成，我是王成，向我开炮，向我开炮！”语毕，便招来一阵土块袭击。此时，每个同学都跟刚从上甘岭上撤退下来般，一身烟熏火燎味，满嘴乌黑油亮，这般“此地无银三百两”，“贼不打自招”地回到学校，自然招来一顿老师的批评和责骂，甚至全校做检查。
“六一”儿童节，让同学们感到比过年还有意思。每年公社都要举办“庆六一”方块队比赛。为了参加比赛，学校要提前一个月准备，要求学生统一白上衣、蓝裤子、白鞋子。那时同学们穿的都是母亲织的土布衣服，白棉布漂白了做上衣，蓝染料染了做裤子，鞋子的做法就杂七杂八了，有的同学穿着家里白事时才穿的白色布鞋，有的是在平时穿的鞋子上缝一层白布。反正同学们谁也不笑谁，同学们最在意的不是衣服，而是表演时手里的红樱枪，家长们找出家里粗细合适，匀称趁手的木棍，然后找村里最好的木匠做一个红樱枪头装上，绑上染得火一样红的麻绳做枪樱。这样的枪到同学们的手上，他们并不满足，他们会想方设法寻找大人们?弃的烟盒，用烟盒里的锡纸将枪头装饰得银光闪闪，用当年大人保护“永久”“飞鸽”牌自行车大梁的塑料带将枪杆缠出好看的斜纹线条。能参加方块队的同学每天杠着红樱枪，穿着新衣服，系着红领巾，一个个都是英姿飒爽，精神抖擞，自然神气十足。课余时间，同学们喊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口号，排队形、走正步、最后还要排出“庆六一”三个字来。“六一“儿童节到来的那一天，老师学生们自带干粮，步行十多里路，来到我们向往已久的大地方－－人民公社所在地，参加比赛。
停课闹革命的记忆不是太清晰，也不知道是我上一年级还是哥哥姐姐帮妈妈带孩子把我领到学校，反正记得好长时间都不用上课，各班都在排节目，我们年龄小，就坐在边上看，节目多是几个人表演道情，或者是几个同学围着一个戴高帽子的人，嘴里骂着“走资派”、“反革命”，“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话。排好节目后，到田间地头给社员们表演。到现在还记得一个节目的结尾，五个演员唱到最后围成圆圈，跺一下脚，一手插腰，一手指着着地面，然后道情调合唱：“谁敢反对毛主席，?，呸，我砸烂你妈脚！”。
勤工俭学那会，我们学校也积极响应号召建起了氨水厂。说是厂，其实就是在学校厕所旁建了个小房子，房子里有两个大池子存放尿液，发酵制造氨水。每天早上，同学们两人一组到村里收尿，那时村里人也特实在，学校安排孩子去家里收尿，他们便一滴也不浪费，全攒在尿盆里，那时上学的路上，总能看到孩子们吃力地抬着尿桶摇摇晃晃地往学校走，只记得每次抬着尿桶到学校氨水厂“车间”里，氨味很重，熏得人睁不开眼睛，最后，是否制造出了氨水不得而知。
那时，我们还被安排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到农田平过地，摘过棉花，乡间小路上拾过牛羊粪，还参加过老贫农的忆苦思甜会。记得一位贫农老爷爷给我们讲当年给地主老财打工受罪的故事时，说到最后竟然说：“在财主家干活，东家经常蒸上一锅大白馍，然后泼一盘子油辣子，再放一盘韭花，白蒸馍加韭花油辣子，前手攥一个，后手攥一个，喋着真美，现在都吃不上！”这时主持会的大队书记，赶忙跑上台拉住老人：“大爷，累了，歇会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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