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学历—往事漫忆_毕星星
我是个老高二，文革没有考成大学。1969年当兵入伍，那时部队小学毕业没毕业的很多，高中就是高学历。我们部队是坦克一师，我一当兵，就分到修理连，学习修理坦克装甲车。所以至今都可以说，我是修理工出身。有的朋友听说我是坦克兵，有些不信似的，问：你是坦克兵？可不，我就是坦克兵。
不像吗？确实不像。我这个修理工只干了三个月。班长看我开窍，带我把运行系统整个摸了一个透。然后，我就去了政治处，写报道去了。
也是后来才知道，我在老家有点小名气，接兵时就看上了我，命定要去写文章的。老家的先生，那时见了我，还是习惯沿袭民国时代的叫法，“在文案上哩啊？”
在部队11年，写到了北京军区，写到了总政，大块文章发了一大箩筐。不过要说学历，还是高中。
文革结束以后恢复高考。还在部队呀，看了高考考研的考题，有些惊讶，“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答作者。这么容易呀？以我对自己多年写作的估量，考研去。
1978年向部队申请考研，不允许。上边没有这个通知。
转业，考研去。
1979年底转业，回老家文联。一个目标，准备考研。
我报考文艺理论专业，政治课，专业课有些把握。只是担心外语。大致半年的准备，找来了中学大学俄语课本，主要复习俄语。我们这些六十年代的中学生，外语都学俄语。考试之前，复习完了中学俄语，新学了大学一二年级的俄语，估计能对付个差不多。专业课主要靠背叶以群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北京大学游国恩等四人编的那一套《中国文学史》四册，多年写文学评论断不了涉及到，这会儿也就翻开复习。
2月份报考，依照同等学力，我参加报名。翻遍报考册，1977，1978 ，1979经历三年招生，已经没有什么名牌学校。只有一所大学，比较接近我的专业：湖南师范学院。报。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文艺理论专业，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5月参加考试，政治无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专业课也就是马克思致拉萨尔，恩格斯论“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依靠文革中间钻研写作，感觉成绩应该差不多。
记不得是6月底还是7月初得到通知，湖南师范学院，这个专业录取了我。
没有复试，没有面试，考上了。
按说考上了应该高兴。文革刚结束那几年，运城地区考研几年，也就考中两个。一个是永济575厂的张德祥，一个是我。张德祥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朱寨的研究生。我这个导师叫樊篱，我一无所知。
一个农家的孩子，没有上过大学，根本不知道研究生对一个人多么重要。研究生毕业以后到哪儿去，也不怎么清楚。我只是简单地和本地的师范学院比较，山西师范学院不就是临汾那个大学？有什么劲？实话说，当初如果录取我的大学前边有个大区的名号，比如华中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大学什么的，我就去了。
还有，如果我是一文不名，在乡下做农活，毫无退路，我也就去了。可我有单位，转业军人工资还稍稍高一些。还有，我外出多少年，刚刚回到父母家人身边，这又要——他们嘴上不说，心里是不想叫我走的。
纠结来纠结去，我没有去报到。
我的学历，于是就止步在高中。
也就在我放弃了这个研究生那几年，知识化年轻化，学历突然成了最香的身份。提拔干部，先看学历。我姐夫就是因为中国人民大学毕业，一下子由供销社的科员提拔成物价局长。各地都在办干部专修科，为干部补学历。当时的运城师专也想办一个干部专修科，我一个高中生，得一个专科学历也好。于是报名参加了考试。
运城师专中文系主任谢伟峰，那时我已经熟悉。他知道我考研录取的事儿，1981年1982年，于是邀请我到师专代过两个学期的课，也就是当代文学、文学概论。实在说，我没有系统学习过大学课程。上这课，纯粹是误人子弟。可那个时候百废俱兴，到处缺人，胡拉一个半吊子应付一点儿也不奇怪。
谢伟峰老师找到我，和我商量，咱们要新成立一个干部专修科，你还是来给咱们代课，文学概论怎么样？
我连忙摇手，不敢不敢，我现在能不能考得上你们的这个干部专修科，还是问题呢。
于是和谢老师达成意向，如果考上了，就上课。如果没有考上，就来讲课。哈哈。
考上了，高分。入学，进了运城师专教室坐下听课，为了一个专科学历。
这时已经到了1983年下半年，回山西两年多，我已经在省内外报刊发表过几篇像样的文章，其中一篇在《名作欣赏》发表，主编张仁健给我回了长信，看到稿子，他欣喜异常，又发现了一个写作新人啊！想想那时候才30多岁，实实在在的新人。不过10多年发表的大块文章已经很多，我早已算不上刚出土的绿油油的青苗。
《山西文学》得知了我的情形，协商调我来编辑部工作。
我要去太原，就必须中止运城的学业，放弃这个专科学历。
想来想去，还是放弃了。进太原。
从北京打发到运城，又从乡下返回省城，算是制止了下坠，止跌反弹。
还是一个高中生。
这样下去不行啊，总要有个学历。我刚到新单位，也不可能离职去进修什么的。这个时候，经历了几年的学历红潮，各地修得学历的渠道也渐渐多了起来。夜大电大，都是一时之选。自学考试也纷纷开场。这些自学考试科目，文科大多由本省的师范学院组织。我掂量了一下自己的实力，决定参加自学考试。
汉语言专业通过10门课，可以获得专科学历。我一年通过了8门。
剩下的古典文学、古代汉语确实不好啃，我打算歇一口气，再啃这两块硬骨头。
这一放就放了几年。
学历，总归是我的一块心病。1992年，山西大学中文系举办了一个研究生班，我觉得这个很适合自己的口味，便向单位申请脱产入学。
这个研究生班，开的课程有中国古代文化、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史、中国小说史、唐诗欣赏、宋词欣赏等，这些课程，我觉得和我的知识水平可以对口衔接，再接力推高，非常受益。我们和在校研究生一起听课，还有几个山大本校几个没有学历的教师，课堂上坐满了也就十几个人，找了一间小屋子就开课。每天上午有课。骑自行车来往于山大和作协之间，回家有些紧张，好在下午没课。
这几门课开的都不错。人们经常笑话作家只会写，没学问。这些课，对于我这样的半瓶子晃荡的货色，确是大补。不过我看大家学得也不怎么上心。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学历。人家在读的研究生，当然要算学历。我们这样一群，听上一年课，算个什么呀？大家琢磨了好几种表达，都不怎么可行。最后的结果仍然是，我们拿了个结业证，叫做“研究生课程班结业证”。上了研究生的课，不算研究生。就这样吧。
要说我在这个班的实打实的收获，那就是结合读研的课程，我另外补习古典文学、古代汉语。就在这一年，我通过了这两门自学考试，拿到了汉语言文学专科文凭。
理一理我的复杂的学历经历吧：
1967届高中毕业。老三届。
1980年考取湖南师范学院文艺理论专业研究生，放弃入学。
1983年考取运城师范专科学校干部专修科，学业中止。
1992年山西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课程班结业。
1992年山西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科毕业。
1981年5期《名作欣赏》刊登莫迫桑作品欣赏文字，张仁健先生热情回信，不吝夸赞。
最终，我属于山西师范大学的毕业生，连校门都没进过，谁来认我这个校友啊？
我还得感谢这一份可怜的学历。多年以后我申请评聘正高职称，这个专科学历，就是门槛。有了专科学历，才有资格参加评审。专科学历参加评审，属于破格。评审时，要审查你的业务成绩。要是没有专科学历，你连破格的资格都没有哦。
我的学历，多会儿对人说起，一圈人都是混着惊讶，惋惜，嗤笑，种种难以理喻的神情，最后加上几分同情怜悯，你这是怎么啦？一个好端端的极其简单的事情你搞成这样复杂曲折，金娃娃递到手里不要，一步登天不要，大路不走拐了十八个弯儿，费死了劲，最后硬生生地捡一个最不值钱的货色。用太原的话说，这人，真叫个圪撩！
前年有一个文学活动，我和李建军在一起。他一听我说这事，立刻莫名惊讶。今天算是开了眼，还有这事？考上研不去？我看找遍全国没有第二个吧？八十年代初，那研究生，实打实啊，含金量有多高啊？你是怎们想的？我敢说，你要是去了，怎么着都比现在强！是呀，我怎么就没有去呢？
我的性格里头确实有一股子奇怪的因素。关键时刻，缺乏一种简单明快，痛快决策的大气度。掂轻掂重，细微末节考虑太多，焦虑纠结，忽然抖那么一个机灵，就偏了向。用鲁迅先生的话说，这个叫頽败线上一个颤动。这种性格，面对人生的重大抉择，往往选错。你看看这一个选择，对于人生的影响多大。一个学历，我费了大半生来弥补缺失。
作家南帆曾经议论过莽汉思维的优势。精致是脆弱的别名。有时候，简单粗犷远比周到细致来得正确。每临事，先在脑回沟里拐几个弯，小感觉小情调都能腐蚀心性，实在腻歪。此时，观其大略果断取予往往正确无误。你辩才无碍，宏论滔滔，旷野中走出一个莽汉一拳打翻在地，所有的故事，于是立即结束。面临选择的纠结，莽汉思维是否更有道理？
人生这个过程，什么都要经历。得意的，骄傲的，记恨的，心酸的，痛苦的，失悔的，怅惘的，大约都要有一点。人生的步伐，有谁是喊着口令一二一，一路整齐走过来的？总是深一脚浅一脚，脚印正一行歪一行斜一行。仅从这个学历来看，我的脚步，有些杂乱。
毕星星，山西作家，著有散文随笔集《坚锐的往事》《走过带伤的岁月》《走出岁月的阴影》等10多种，近年主要作品为《乡村档案》《乡村风景》系列散文。2020年10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文化散文集《河槽人家》。作品多次入选各个年度年选及排行榜，有作品获过冰心散文奖，赵树理文学奖，在场主义散文奖提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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