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时期河津龙门渡口别称“壶口”考
现在的“河津”一名，是北宋宣和二年（1120）由龙门县改名而来，而龙门县是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由皮氏县改名而来。但在北朝时期和隋唐之际，龙门渡口有“壶口”的别称。东魏、西魏对峙初期，东魏天平四年（537），高欢部署大军西征，《周书·文帝本纪》记载：“齐神武惧，率众十万出壶口，趋蒲坂，将自后土济。”《资治通鉴》云：“东魏丞相欢将兵二十万自壶口趣蒲津。”胡三省注：“班志，壶口山在河东郡北屈县东南。
北屈，后魏改为禽昌县，属平阳郡。”汉代的河东郡北屈县，在今吉县北。北魏的禽昌县在今临汾、洪洞一带，与汉代的北屈县无关，胡三省的注有误。按照胡三省的注文，高欢的二十万大军是经过黄河壶口，南往蒲津。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的《壶口杂考》一文，已经指出胡三省注文的错误，高欢进军蒲津渡，用不着绕道吕梁山之西的壶口。史念海先生认为，高欢大军所经过的壶口，即临汾附近的壶口山（也就是《水经注》所说的“平水出平阳县西壶口山”，现在称为姑射山，在临汾市西北）。
笔者认为，胡三省的注文有误，是胡氏拘泥于“壶口”的传统地望，以为凡称壶口，都是指吕梁山之西的黄河壶口。史念海先生指出胡氏之谬，但把高欢所经的壶口定位于临汾西北的壶口山，也不尽妥当。按《周书·文帝本纪》，壶口、蒲津、后土，连续出现的这三个地名，都是知名度很高的大地名，其中的“后土”，即指汾阴后土祠附近的汾阴渡（今万荣县西的庙前渡）。
根据《周书》记载，说明高欢曾经计划从汾阴渡口西渡黄河。蒲津、后土的知名度在当时很高，文中出现的“壶口”一名，在知名度上应该和蒲津、后土一样，是一处大地名，而不应该是一处小地名。临汾附近的壶口山，在今临汾西北约50里，与古代的交通大道也有较远的距离。临汾是当时晋州的治所，古代文献中很少把临汾西北的壶口山这个小地名作为临汾、晋州、平阳的代称。高欢大军所经的“壶口”，当另有所指，即当时的龙门渡口，现在的河津市禹门口。
当时东魏向南边的蒲津渡进军，一般都要途经龙门。据《周书》记载，在此之前一年（536），“三年春正月，东魏寇龙门，屯军蒲坂”。
龙门渡口上游的壶口附近有孟门山，在古代也被称为龙门的上口（《水经注》：“孟门，即龙门之上口也。”）。既然壶口被称为龙门的上口，那么，龙门也可以被称为壶口的下口，龙门渡口在东魏时期别称“壶口”也是合乎情理的。龙门渡口的这一别称，在隋唐之际还可以找到佐证。
隋代末年，李渊从晋阳起兵，南下河东。据《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八月）癸巳，至于龙门县。刘文静、康鞘利等来自北蕃。突厥五百人，马二千匹，从鞘利等至。帝喜其兵少而来迟，藉之以关陇，谓刘文静曰：‘吾已及河，突厥始至。马多人少，甚惬本怀。’先是，帝使时，于此县界见河水清，皇太子又于此界获玄狐。于县西南宴见鞘利，并与县内道俗等叙旧极欢。丙申，至汾阴。遣书招冯翊贼帅孙华，华所部强兵至于数千，积年劫掠，非常富实，洛水以北，莫敢当之。帝书到，华喜而从命。己亥，进营，停于壶口。
分遣诸军问津，水滨之人具舟争进，日有数百，仍署水军焉。……壬寅，孙华率其腹心轻骑数十，至自郃阳。”《资治通鉴》记载：“（八月）癸巳，渊至龙门，刘文静、康鞘利以突厥兵五百人、马二千匹来至。渊喜其来援，谓文静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马多，皆君将命之功也。’……时关中群盗，孙华最强。丙申，渊至汾阴，以书招之。
己亥，渊进军壶口，河滨之民献舟者日以百数，仍置水军。壬寅，孙华自郃阳轻骑渡河见渊。渊握手与坐，慰奖之，以华为左光禄大夫、武乡县公，领冯翊太守，其徒有功者，委华以次授官，赏赐甚厚。”胡三省注云：“《隋志》：文城郡昌宁县有壶口山。”可见，胡三省认为李渊进军的壶口在今天的吉县。根据文献记载，李渊当时在河东的活动时间、地点如下：八月癸巳，李渊的大军抵达龙门，三天后的丙申日，至汾阴（今万荣县宝鼎乡），以书信招降河西的孙华。又三天之后的己亥日，李渊进军壶口，河滨之民献舟者数以百计。
又三天之后的壬寅日，孙华从郃阳渡河来拜见李渊。从龙门到汾阴约一百里，从龙门出发，第三天到达汾阴，在距离和时间上都合乎情理。可能是李渊又准备从龙门渡河，于是未在汾阴多停留，又在三天后的己亥日返回壶口（龙门）。
如果己亥日李渊进军的壶口远在吕梁山之西的吉县壶口，距离汾阴约220余里，三天时间是无论如何也到不了的。再者，当时李渊派遣张纶从离石南下龙泉、文城等郡，文城郡的治所在吉昌县（今吉县），李渊完全用不着再从汾阴向吕梁山中进军。
从时间、距离、军事形势诸方面综合考虑，李渊在己亥日进军的壶口，只能是龙门渡口，即今河津市禹门口。因为这里是著名的渡口，所以沿河的百姓有数百人前来献舟。
原载于《运城日报》李广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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