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窑头村吕氏迁徙往事
小时候当听到老人们在谈论我们祖居药葫芦滩时，我很好奇！到懂事后便问父辈：“我们何朝何代从药葫芦滩迁到这里来”？所得来的却是一个未知数。前些年来侄们又以同样的问题问起我，我也无法回答。当在2004年秋编纂《东窑头吕氏南族谱》时，对此深感困惑，总是以“据说、大约……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有待于后贤们考证”。如今孙辈们又议论起溯源之事时戏谑：“再过十多年之后，又轮到我们在儿女们面前尴尬了。”对此事在家是这样，在社会上也更是这样，特别在候席或闲谈中，常有人发问，你对咱村的历史是最有研究的人，那咱们祖先是何时从“吕家滩”迁上来的，到窑头村有几百年了？我只得一笑，不能慨然回答，只能从多方面阐述。但最终还是没有定论①。
岁不我与，众夙在抱，我背着这像巨石一样的沉重包袱，倍受煎熬，让一颗甘为吕氏子孙负责的心难以平静。多年来，走访过苍头、樊家坡、峻岭、永安、三迁、康家庄及万荣大兴等村的耄耋老人，并邀请有关人员对古葫芦滩遗址进行实地稽考，进而对苍头禹庙、高禖庙、阳村香亭、峻岭碑碣实地察看与拍照。解读数百年来葫芦滩兴衰之谜，由于年湮久远，貌情难悉，始祖总茔早已翳烟难觅。此时寻根究底，真是件难事，也可以说难于上青天。只有竭尽所能彻查诸家家谱来做依照，细查樊家坡《吕氏家族简史》、三迁《许氏六门家谱》、《吴家关·西头·张家巷》、吴家关的《柴氏宗谱》《吴氏家谱》《齐氏家谱》和高家湾《翰林赵氏宗谱》、万荣大兴《吕氏家谱》等三十多家家谱和碑碣。并翻阅了苍头、东关、固镇、杨家巷等村村志的人口与姓氏部分，及《河津村名文化》一书，再根据我族家庙残碑中“于今六百余年”之谜，初步认定我族是元朝大德十一年(1307)的那次大水灾时，从吕家滩被迫易地，迁徙原上，后由他因终迁现址，迄今七百余年。其理由可从以下几方面论证：
1.从历史灾情上分析：首先是家庙残碑的推断，确定残碑的纪年为光绪十七年后，便找到溯源的出发点。自该年往前推六百年左右查黄河灾情，推到元代至元廿八年为整六百年。再往前推是金代。金代共存119年，仅记有4笔灾情，而三笔是1211年至1213年的三年大旱，再一笔为“正隆二年秋，蝗”。确定这4笔灾情与我族先祖迁徙无关。到元代仍然是旱和地震，唯大德十一年至元末60多年里，记灾五笔，多为蝗、旱。另一笔“皇庆二年，饥”。不知是蝗灾？是旱灾？是雹灾？是震灾？是风灾？是霜灾？是冻灾？还是水灾造成的饥饿。好一个节纸惜墨，敷衍塞责。且看《河津村名文化》26页载：“皇庆二年汾水暴溢，大黄村与东、西黄村受灾严重：东黄迁居南里村南沟沿，西黄并入西边地势较高的郭樊铺，只留下大黄村”。同一灾年，记载天渊，一是记述阐明；一是播雾布谜。哎！抱怨无用。古人迷信观念注重祥异，对“池水变赤如血”，对“观星”、“记鼠”等信为预兆；却淡漠灾情，认为这是天之惩罚应该顺受；不记不行，记之敷衍。所以对这些不快之事简至一字。在这浩瀚的历史大海中，我只找到元代“大德十一年大水”认为是记黄河灾情，是迫使我族先祖迁徙的祸根。
2.从迁年上分析：元·大德十一(1307)年至清·光绪十七(1891)年，精确计算为584年，近乎于碑文的六百余年。因碑文记载这类情况时多以概数记载，这样方便口传，可传百八十年不变口气。如果记为迁徙至今584年时，在靠口口相传的旧时代里，让讲述者每年加一码，十年八载后就得搬起指头来，何况又不是专人讲，也不是定时讲。所以采用概数最合理莫过。就拿“中华文明五千年”来说，是指从哪一年开始算起？这又是到哪一年为止呢？
在追溯徙年的问题上，我参考了吴家关诸姓家谱，高家湾赵家等家谱和资料，有的只提祖居葫芦滩，避开迁徙不谈，有的说明末，有的说明末清初，有的隆庆年间（1567-1572），表面上看这一条似乎具体些，但正是明穆宗朱载垕帝所执政的六年。在高家湾《翰林赵氏宗谱》中，祖居葫芦滩一段文是转载旧县志：“远亭里，在县西南汾水之岸，为杨家庄、葫芦滩、双营镇、张家崖下等村。自黄河东决，杨家庄、葫芦滩并徙县西，双营镇、张家崖下散居原上。与荣河县接壤曰长乐庄、五星巷、巩固庄、效盘村、绍庄凡五村皆远亭里人。”接着以“东决”为重要线索找到“明隆庆五年河东徙，汾水至本县西南二十里葫芦滩即入河，自是滩亦没于河。”然后定迁徙为隆庆五年。但也有的家谱找一水灾之年，不经考究，后疑点重重，难以说清。甚至离弦走板了。而我们在追溯探讨先祖迁徙时间上，是谨慎认真的。
3.从代距上分析：在推算旧时“代距”上，多数人同意我族代距为33.3岁。前文已知，我族先祖，于元·大德十一年至清·光绪十七年，实为584年。再从家庙碑碑阴的捐款得知，当时，十九世孙初露尖角。按一代人计算稍显早点。早也罢，迟也罢，既生之，则安之。那么从始迁祖至十九世孙中间只有十八个代距。于是得出584÷18=32.4岁，略小于我族代距平均数。假设那时始迁祖是带上成年或已婚儿子，或祖孙三代，那这个代距不就大了吗？再如果没有这个大德十一年准确年号，以600年÷18代距=33.3岁。与我族平均代距33.3岁正巧丝毫不差了。所以说以代距来推算，大德十一年非常合理。再拿西河设教的卜子夏卜氏家族分析，卜子夏公元前507年生，至今2527年。77世孙卜汝斌，1934年生，按76个代距计算，平均为33.2岁。更加佐证了定元大德十一年是非常合理的。
再从柴家村《柴氏家谱传》中“而我们的祖先也是在明洪武年，由平阳西乡沙坡村迁来，至今也二十四世七百年左右”。文中未指明是洪武哪一年，所以只能按洪武元年(1368)计，比我族先祖迁徙元代大德十一年晚六十一年。《柴氏家谱传》印刷于2009年，当时传二十四世孙，而我族在2003年也有二十四世孙了。吕、柴两族的迁年、代数都基本相似，说明我们分析正确。《中华吕氏报》也做过五组调查，其第一组得数巧为33.3年。
4.从历史记载上分析：旧县志对元代除上述的寥寥几笔灾情之外，对葫芦滩难找记载。葫芦滩记载多于明清两代。在所载的地名与村名中，曾未有“吕家滩”“吕家”“吕家村”或“吕家庄”等字样。陕西三原吕氏说他们从河津里河吕庄迁到三原。这充分说明咱们迁得早。元代的文史，历时久远，朝代更替，已无原始记载。幸存几笔也是转载而来。
官方史料不足，私家也可佐证。永安村清·嘉庆《滩上地薄》内中土地四址之人名，有杨、柴、温、卫、阮、李、徐、胡、师、许、何、阎、张、郝、赵、马、郭、周、潘共19个姓氏，唯独不见吕姓。说明我族先祖早已迁走。也不排除杨家庄远离葫芦滩北陲，可能在连伯西南。
5.从《苍头村志》上分析：古苍头镇是我族先祖在吕家滩居住时的毗邻。古时交往一定频繁，想通过村志找我族先祖的先迹丕业。于是重新细阅《苍头村志》，在71、73、100、211、250、269、272和285页中，共有11处刊出有关内容。但多为：“窑头吕家滩”“吕家滩”“吕家地北”“吕家北阡”等词和一些其他内容，未找到一点先祖活动的蛛丝马迹。《苍头村志》是村级志书，其资料在考究上与官方史志略有区别，于是聚精删疑，从中获益。在100页第三节水运中，第三行“经黄河泛滥苍头古镇沿河迁之窑头吕家地北。明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从苍头渡口攻占河津。”说明明末前“吕家滩”只是地名，早已无人居住了。
6.从苍头古墓上分析：《苍头村志》第272页载有：“2003年国家修侯禹高速公路，在苍头西南取土，挖方3米多深，面积在20余亩的地段内，竟挖出古墓就达200余座。在这些古墓券砖上，苍头村现在没有的姓氏就高达20多个。将近占苍头村现有姓氏的百分之五十，其中有：崔、黄、兰、占、羊、杜、晋、陶、姚、吕、魏、宋、赵等，并且挖出乾隆年间猗氏夫妻合葬墓，券砖上题是寄葬在苍头的杨姓人。从这些古墓姓氏券砖上看：有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姚姓、唐朝天祐元年(904)的陶姓、金朝大正己丑年(1229)的吕姓、明朝宣德丙午年(1426)的宋姓、明万历48年(1620)的魏姓、清朝太极10年(1627)的赵姓、康熙60年(1721)的崔姓、雍正12年(1734)的黄姓、乾隆25年(1760)的杜姓等”。
【注】这段引文笔者与《苍头村志》主编张志军同志对文字与纪年作了修改，皆以此为准。
苍头古墓，苍头村人自然认为是他们先祖之古墓；我另有看法：此古墓群中不一定葬的全是苍头古镇之先辈。因这块宝地风脉好，北枕石嘴玉梁；南蹬汾河入黄；左青龙沙岭逶迤；右白虎黄蛟翻浪。唯右可畏，可借近景与以补之。苍头古镇的先祖和葫芦滩上的睿智远谋之士会相继卜葬于此。如猗氏夫妇合葬之墓。又不得不使人联想起这“合葬”，难得夫妻巧于“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盟言。若是卒于一先一后，后一宗就应迁墓，寄而不迁，不就依赖宝地而已。这就说明识风水之士早有人瞄准这块荒坡，或者说商富人家可以掏钱买块墓地。如果这块地古就是苍头地盘，那为什么乾隆年间苍头第二次迁到葫芦滩北陲的吕家滩北，而清中后期墓葬不见其中？假设金代大正己丑年的吕姓墓，是我族先祖，不就证明了我族在元之前的金代就一直居住在葫芦滩北陲，而元大德十一年因大水拔营选址了。这仅是大胆猜想，说不定或许有几分可信的巧碰。要是有几分巧合可信，那我族先祖于元大德十一年迁原上建村，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7.从建窑头堡上分析：据史料记载：“窑头堡，离城二里，崇祯十年(1637)建”。明朝末年，由于统治阶级压榨剥削，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此时小股土匪也趁火打劫。兵荒马乱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巨大灾难，当时社会上固城建堡乃为首事。聪明的先祖定不甘落后。便在村落旁依堙建堡。土堙的形成跟山崖一样，是经过千万年的雨水冲刷而形成，它虽然突兀挺拔且南面斜坡到底，像石山一样，并非现在所见到的层层梯田。这些梯田都是经过数代辛勤的先祖，由一把?、一把锨、一副担，凭一双勤快的手，靠铁一样的肩，起早贪黑，宵衣旰食修出来的。就算那时已有了独轮人力推土车子(俗名土车子)，那也只不过是“粗胳膊换下铁肩膀，独轮车大于小箩筐”。在那艰苦的年代里，没有众多的壮丁，不经过三年两载是难以建成。哪有像今天的土方工程气势，挖掘机、铲车领头，十轮、翻斗成行。清晨一土山，傍晚大平川。从建堡的工程来推测用工②，从壮丁上来推测繁衍。从繁衍上推测从原上村(今三迁村)迁此也有四、五百年了。
以上各条，充分佐证了我族先祖是迫于元大德十一年水灾。拔营选址，繁衍至今，约700余年。写史纪实，本不容虚构推测，但先祖迁年之困难，以活命为本；一迁再迁，以生计为任。谁还顾得舞文弄墨，再说经济条件也不允许勒碑纪实。后逢康熙盛世，方始创建家庙，传承孝道文化。又经历次修葺，碑碣成林，本为源清流顺，但上世纪的深翻土地、平坟拆碑，学校占家庙的损毁等，最终将家庙和三个分祠堂的遗址全规划私人建宅了。碑文难找，遗迹不存。幸有存中兄和三纲二位能陪我寻遍全村土地和地权现归他村的阳村斜(老虎坡)等地。又和三纲到高禖庙抄碑，虽收获甚微，但仅收资料，字字如山，以备后用，这是后事。
但目前在编写辩证中不可没有推测，只有推测才有辩证，这是前人在辨证中开的一条蹊径。用现代语来说这叫研究，我写吧！才疏学浅，笔拙口笨，史料少见，祖碑难觅。难免有遗漏、有舛误。不写吧！无人再写，于是不遗余力，迎难而上，写出几点，请先贤怀以“不知不为怪”的海量包涵，惜之庇佑，望后昆高才们，继续搜集整理，完我族吕氏探源工程，给后辈交份满意答卷。
【注】①之前本人也写过几篇这方面材料，如《东窑头吕氏南族谱》中“村史探源”、《小村诸庙》第一篇“东吴庙的传说”中的有关吕姓迁徙、“追溯窑头吕姓迁徙往事初稿”等，都是逐步研究的？若文中与此有相抵之处，以此为准。
②2019年11月19日，我和三纲、建发及对土方工程有测估经验的海军共四人，对村堡创建时的土方工程进行丈量测估，仅堡跟的第一坪地动土就在一万二千三百多方以上，加上修门洞、搭吊桥、挖住窑、掘水窖、周边工事等等，用工应以万计。再从今西窑头《周氏族谱》和《侯氏家谱》上来看，他们都迁入在后，建堡之事并未参与，全由吕氏先祖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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