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宁烈同志在河津的日子
宁烈，男，原名宁世珍，稷山县西位村人。1921年7月24日出生。1937年10月在临汾参加八路军学兵队，学习期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后任稷山县抗日自卫队、山西政卫大队一支队工作员，山西新军二一二旅五十四团二营四连政治指导员。1939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调任山西新军三八六旅司令部侦察参谋。1942年6月在中共晋绥区党校学习结业后，先后任阳城四区、夏县二区区委书记，夏县、芮城、安邑县委宣传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宁烈先后任荣河县副政委、政委（即县委书记），直至1954年荣河与万泉并为万荣县。其间，曾作为运城专区赴朝慰问代表团成员，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后巡回报告于全区各县。万泉、荣河并县后，调任山西省监委副处长、处长。1961年起先后任中共河津、洪洞、运城县委书记。1971年，晋南地区分为运城和临汾两个地区后，任运城地区革委副主任、行署副专员、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等职。1983年后，退居二线，任地委顾问、地区人大联络组组长，多次当选省党代表、省人大代表。1988年1月，在山西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省人大常委会委员。1月31日，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因长期劳累过度，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1961年11月，河津与稷山分县后，宁烈同志调任河津县委书记。至1965年7月调任洪洞县委书记，他共在河津任职三年半多，我跟着他工作了近三年。到今年1月31日，宁烈同志离开我们已整整30年了，但他的不少感人事情，至今仍让我记忆清晰。
情系民生 化险解难
河津县由河槽和南塬、北塬三部分组成。从县城往南往北都要上下坡，常常发生堵路现象和行人车马交通事故。为了活跃和发展经济，解决人民生活中的一大难题，保障交通安全，畅通南北大道，宁烈书记顺应民意，组织县委讨论，决定修整拓宽道路。
1963年初，在修路开始前，县委决定在星期二召开全县修路动员大会。在动员大会前一个星期日早晨，他先和县委副书记兼县委办主任孔庆鸿、通讯员张开印推上自行车分三次往返河滩运砖。在他们的带动下，当天下午和第二天，许多县直单位的干部职工在动员会之前都完成了自己送砖运料的任务。
这次修路工程，北面的县坡，南面的苍底坡，河滩的两个过水涵洞及大道整修，原定40天完工，不到一个月都提前完成了任务。修路中大家加班加点，车拉人担，开展竞赛，场面热烈，工程质量很高。完工后，大家在坡南头入口处东崖上刻上了“化险为夷”四个大字，并画出简图，标明了坡长、坡度和工程量。通化村李汉三老先生撰写的一首诗，表达了当地群众的心声：
南北通衢苍底坡，一向崎岖险阻多。
下行往往车出事，上坡常常马断索。
经过这番大整修，坡缓路平无坎坷。
行人履新思旧事，能不载舞与载歌？
当时，小梁公社负责人找到我，要我写首诗，代表小梁公社赞扬宁书记好。我说：“我不能写诗赞扬宁书记个人好。”他说这是群众的呼声。我又说：“党中央的政策好，叫各级领导给群众办实事。修苍底坡是县委、县人委集体研究决定的。我建议要赞扬就说党政领导好。”后来小梁民兵连赋诗一首，刻在喇叭口内西崖上：
党政领导好，重修苍底坡。
昔日悬崖险，今天行人乐。
五十年后的2013年秋天，我约河津市老干部摄影协会的几位同仁，前去采风摄影，“今天行人乐”的“今”字仍清晰可见。
这一年，还整修了县坡，加宽加长和平整了路面，大大减缓了坡度，同时对柴家通往北阳堡的坡路也进行了平整，拓宽了道路，放缓了坡度，取消了陡坡。
这一年，晋南全区的公路工程现场检查，正值河津县组织工程验收，全区29个县的有关领导和专业人员来到河津修路现场。大家赞不绝口，都说河津县的修路工程在全区工程量最大，质量最高，应该评第一。
迁建县城 顺应民意
迁建河津县城，也是宁烈书记在河津任职期间做的一项工作。当时，由于黄河、汾河多次上涨，水位居高不下，河滩地下水位大幅上升，河津城内各处严重潮湿，不少地方地下水露出地表，尤以县城南部为重。许多家户院里积着几寸深的水，从东房到西房都得在台阶上搭着板子过。有的人戏称河津县成了“河进县”。
迁建县城，形势所迫，符合民意，势在必行。为此，县委、县人委根据实情和民意，把这项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并向省地领导及有关部门反映。之后，县委领导接到了省委有关领导批示的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件，说：“河津和稷山刚分了县，就准备迁县城，这样就要花国家的钱，建议撤掉河津县，把汾北部分划归稷山县，汾南部分划归万荣县，就可以不花钱建新城了。”省委要求河津县委弄清此信有无代表性，澄清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实愿望。县委及时召开公社书记、主任会议，讨论迁建县城问题，在会上念了来信全文，请大家讨论是否需要迁建县城。
这封信反而使大家坚定了意志，加快了进程，许多同志献计献策，提出不少好的建议。1963年7月，县委、县人委把迁建县城的事提交河津县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商议，结果一致通过，决议迁建县城。之后，向晋南地委、专署正式呈请。获得同意后，又向省政府作了专题报告，请求批复并拨款。省政府很快批准了迁建计划，并拨付专项资金460万元。为此，河津县专门成立了指挥部，下设办公室。迁建县城进入了实施阶段。
县委常委会首先讨论的是选址问题。大家都主张往高处迁建，首选县坡下、城东北、上山大路东，即今址。也有人提议还可以往地势更高的赵家庄一带迁建，那里平坦、宽阔。考虑到当时河津12个公社中，河槽4个，北坡4个，汾南4个，如果建在赵家庄一带，县城就不在县境中心了；加上没有条件钻深井，县城居民和机关单位用水问题解决不了，最后选定在县坡下城东北部的高地建新县城。经报请省政府批准，共征土地620亩，具体位置选在三个村地界的中间，每个村各占一部分地，这样不至于将一个村的土地征占过多，从而影响群众的生产生活。关于城区内的规划布局、街道走向，各单位的位置、大小，也都经过了周密的规划和讨论。那时没有常委会议室，会议就在宁书记办公室召开。我当时是常委会记录员，记得关于建县城的事，常委会上讨论过多次，既认真又热烈。有一次，关于政府的门楼方案有不同意见引起了争论，宁书记说：“政府的门楼怎样建，由贾县长来定点，但原则上要花钱少。”
经过科学规划、精密设计和慎重决定，1964年3月，迁建县城的工程正式开始了。工程技术人员由县上统一组织管理，承建施工全由本县各社队担当。为了严防漏洞，除了思想教育外，强调严格按程序办事，完善审批手续。大家情绪高涨，都认为参加建设新县城是一次难逢的机会、光荣的使命，必须要注重质量。县委还决定迁建工程不搞平调，一定要合理报酬，由县上统一安排食宿，工资付给各大队，由各大队按大工小工记工。
初建的新县城四至是：东至原县医院东墙，西至原县武装部西墙，北至县委人委机关大院，南至原城关公社。1964年国庆前，新县城初具规模。10月1日，中共河津县委、河津县人民委员会立碑以志。
贴近农民 深入农村
宁烈书记一直重视农业，贴近农民，深入农村，讲求实际。
县委也特别注重粮食生产，并鼓励集体和社员垦荒，不少社队组织社员在沟坡地带、周边荒地种了红薯等作物。县委曾表示：耕地面积以外新开垦的荒地，三年内可以不计产量。1963年春，省里进行县级整风检查，受“左”的思想影响，有人反映河津有瞒产问题。在大会检查时，宁书记与县长李旭辰争着承担责任。
1964年农历正月十四，在老城大礼堂召开了春耕生产动员大会，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参加。宁烈书记代表县委、县政府作了动员，并安排了全年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当年的奋斗目标是：粮食亩产150公斤，棉花亩产达40公斤。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县委研究了扎扎实实的措施。除了小麦管理措施外，棉田重点要过好基础关、全苗关和无虫无草关。为了过好基础关，给棉田施足底肥，宁书记提出了“四清一扫光”，即场内场外清、院内院外清、巷内巷外清、村内村外清，一扫而光；为了过好全苗关，他要求大力推广芽苗移栽先进技术；为了过好无虫无草关，他常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决定由手工业局组织技术人员对各社队原有的喷雾器、喷粉器全面检修，并责成各公社供销社逐队统计，提前采购和供应短缺的喷雾器、喷粉器和除草所需的三齿轮锄。1964年春天，县上还召开了各公社供销社主任及生产资料门市部主任专题会议，研究落实具体事宜。
宁书记深入农村，一边按照中央精神继续完善社队体制，一边组织春季农业生产。当时运送农家肥，全靠人担、独轮车送、马车拉，每辆送粪大车都要装好前后挡板，才能避免一路洒落浪费。他在蹲点的南方平大队检查时，一队有辆送粪大车未带挡板和笤帚，他当晚组织社员讨论，引导大家树立节约意识、重视农活质量。3月11日他又到汾南各点，3月12日路过小梁大队，宁书记说：“后天到里望参加棉花播种耧现场会，今天到明天还可以去一些地方，咱们从哪里走？”我说：“三条路可选择，一是过通化，直达里望；二是下坡到北张，上坡到上阳，再去里望；三是过小停，翻深沟过西陈，到里望。”他说：“通化咱常去，去一些偏僻的村庄，咱就过小停翻深沟到西陈，再去里望。西陈大队支部书记在大会上讲了他们在沟坡地挖育林坑，搞植树造林的经验，路过可在西陈沟里看看育林坑实不实、有多少、村里的积肥怎么样。”
3月13日早上八九点，他和我骑上自行车到小停，在村口进了五队马房，和饲养员打招呼后，看草房的草有多长，圈里的土垫了没有，场里的土堆了多少。他看看圈里饲草，说：“有些草还铡得过长，草不过寸么！”还问一天垫几次圈，并拍着饲养员薛印生的肩膀说：“饲养员工作很重要，牲口是队里的半份家当，把牲口喂好，一年再繁殖几个，队里就是欢实光景；如果死上几个，那就是糟蹋光景。”看到场里堆了很大一堆垫圈土，他夸奖说：“腊月正月农事不忙，攒了这么多土，土堆如山，粪都是土换来的。”这天早上，我们还看了四队的马房。吃过早饭，我们翻沟去西陈村，在沟坡上看了育林坑的质量；过了西陈，见丘陵陡坡上有座马房，便又进去看了看，与饲养员攀谈；下午两点赶到里望，听农民讲具体植棉经验。
里望村是公社所在地，我们住在公社机关。那时候华北局规定公社不起灶，我们就在社员家里吃派饭。3月14日早饭后，参加了全县在里望召开的推广新型棉花播种耧现场会。中午在里望大队傅英保家里吃了饭，又前往柴家公社夏村大队看平田整地工作。刚出村便下起了雪，而且越下越大，自行车推起来都困难。我在地头折了两根棉柴棒，给了他一根，两人就一边推一边拨着带起的泥。直至天黑后我们才到了夏村，当时头上的雪水汗水已融为一体了。那天晚上，夏村大队干部正在村舞台召开全村社员大会，安排春耕生产，宁书记也联系实际与干部、社员讨论了春耕和平田整地工作。会后，我们在一户农家吃了晚饭住下。第二天早上，村支书周发云领着我们到村南坡地里看了他搞的里切外垫平田整地工程。工程量虽然大，但确实提高了土壤蓄水保墒能力，证实了他在县上介绍的经验。早饭后路过北张村，看到了村里用大车和独轮车堆肥运肥的热闹场面。对北张村的做法，我还向县广播站写了一篇广播稿。回县后，第二天是原定的常委会，会上讨论了小麦管理和棉花播种准备工作等问题，其中包括决定由手工业局局长王振华组织技术人员到各社队修理喷雾器、喷粉器，为棉田灭虫做准备，同时防止资金浪费。
1964年，河津全县粮食亩产平均达到了166公斤，在全省排名第二，仅次于地处汾河谷地、地理条件优越、全省农业机械化重点县的太谷县。这一年，河津县近十万亩棉田亩产在全省排名第六。
作风朴实 生活艰苦
宁书记在河津工作期间，县委机关只有一辆白色中型汽车，是河津与稷山分县时分过来的，能坐十三四个人。这辆车一般是组织公社书记在全县巡回检查工作时集体乘坐，平时放在机关很少使用。他下乡总是骑着自行车，带着自己的铺盖卷、行李包。行李包还是在部队转业前使用的一个帆布包，已经由家人补了再补。机关的同志开玩笑说：“宁书记，你的行李包早该进博物馆了。”那时候，他在僧楼公社南方平大队下乡蹲点，工作队仅有三名同志。1963年春耕生产开始时，我跟他在南方平大队一次就住了9天，住在一队一位姓张的社员家里，他坚持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为了保障棉田全苗，他学会了芽苗移栽技术，并在面上推广。他多次组织农工部搞经营管理的行家，以公社为单位讲课，推广生产管理、劳动管理和财务管理等先进经验。他在点上、面上或在机关经常召开各种类型座谈会，听取农民、专业技术人员、大学生和各方面知情人士的建议和意见。所以，他能知实情，讲实话，办实事。平时的讲话，他从不用稿，就是重要报告，一般也是叫两三个最熟悉情况的同志，或掌握进度动态的干部，作个情况介绍，简要讨论，他定夺口述，我作记录，写成书面语言，最后再由他审阅修改，常常是加班到深夜，而第二天早上就要作大会报告。
他下乡一般不打招呼，并吩咐我说：“不要提前告诉要去的社队，这样有三个好处：一是公社干部、大队干部不用等候，他们可以自主地安排自己的工作；二是可以看到真实情况，不至于社员在地头等候检查，耽误劳动时间；三是来不及做特殊饭，减少群众的麻烦。”每次吃派饭，我们都按规定留下粮票和饭钱。1963年初，有一次在老城招待所开“三干”会，快到吃饭时间了，大家还没散会。宁书记和几个同志正忙着起草报告，生活组端来了两碗肉多的菜。他问：“大家是不是都吃这么多肉的菜？”见生活组人员没答话，他便端着碗将菜倒进了院里的大口菜锅里，用勺子搅了搅，说是“和大家吃一样的”。
1964年8月1日，我们提前吃了早饭，宁书记带领农建局局长胡伟英、县委办王焕江和我，骑着自行车，到汾河滩里查看沿河十多个村的压青积肥情况。因为7月初汾河大涨，淹没了汾南汾北不少滩地，造成秋粮作物减产。为了来年小麦增产，弥补今年秋粮减产损失，趁着水多草旺，这些村都在搞割草压青积肥。我们从城东出发，经吴家关、马家、郭村、修村到黄村，过了山王桥一直行进在滩地的小路上，沿路查看秋粮、棉田和压青积肥情况。约一点钟到吴村村北，社员正下地在井边洗，我们和社员交谈了一阵也洗了洗。到了吴村大队部，老主任胡银平在值班，见到后便很热情地要切西瓜。宁书记说：“不要切西瓜，拿些开水喝就行。”胡银平说：“我们不知道你们来，这瓜也不是买的，是咱村地里种的，吴村的西瓜好，你们尝一尝。”宁书记说：“队里种的就分给社员吃。”胡银平说：“已经分过了，还有不少。”宁说：“那就给社员再多分些。”胡银平到隔壁取切瓜刀，宁书记吩咐胡伟英：“今天到了你的家乡村，你给咱把住关，西瓜坚决不能切。”就这样，我们没有让切西瓜，只是喝了些开水。之后在社员家吃了午饭，付了粮票和钱。下午又看了北原、苍底和城关等村的积肥，很晚才回到了县城。
在河津主政期间，宁书记一直坚持他的客人住招待所一定要由他自己来结算。一次，他的一位老部下从晋东南过来，想找他给孩子安排工作。他热情招待，安排在招待所食宿，晚上把老部下请到办公室细谈，说明了难处，自己还给了老部下些钱。第二天早饭后，买好车票将客人送上了车，又托付我到招待所找见会计柴学礼交清了客人的食宿费用。
1964年，晋南地委通知各县大批干部到临汾集中培训，要求各县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必须参加。“河津兵团”于8月14日到达临汾，集训后于9月初进驻尧庙公社各大队。宁烈书记到下靳大队蹲点，我跟他住在三队贫农王三穴的西房里，住在一铺炕上。那时候，工作队员都不吃肉，不喝酒，不吃鸡蛋，不称官道衔，大家都叫他老宁。他除了繁忙的工作外，忍着在战争年代遗留下的腰疼病，坚持扫院、绞水，参加田间劳动，拔棉柴、出红薯，前后共驻点8个多月。
这一时期，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临时改姓姜，称老姜）在洪洞县马牧三大队蹲点，一位副部长和部办主任分别在马牧一、马牧二大队蹲点。全国妇联、国家档案局等八个单位的主要领导各在洪洞县的一个大队蹲点。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和晋南地委第一书记赵雨亭等都各在洪洞县的一个大队蹲点。洪洞县被确定为华北局在山西省唯一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验县，为此，安子文部长要求山西省委给洪洞县选派一位坚强得力、资历较深的县委书记。6月初，经陶鲁笳推荐，安子文部长在临汾与宁烈同志谈了40多分钟，最后征求他的意见，问愿不愿意任洪洞县委书记。宁烈书记说自己“只怕心有余力不足”。后经组织决定，地委正式通知他任洪洞县委书记。7月中旬，宁烈书记赴任。
（薛兆良/文 作者退休前系山西禹门口黄河提水工程管理局副局长、河津市政府正处级视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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