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蓝本《莺莺传》小考
——感读于《元白诗证史之<莺莺传>》《元白诗证史之<莺莺传>》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经人整理的遗著。针对我国文学巨著《西厢记》其蓝本《莺莺传》中人物的真实性争议，先生从作者元稹和白居易的诗歌中寻找史料进行考证。元白二人交往甚密，多有诗歌互动。陈先生这篇遗著见于《新华文摘》2003年11期，笔者以这篇遗文为据，以自己的理解转述他的观点，也偶有一得之见，乞教于方家。
祁世坤/文
一
宋人王铚（性之）在《辩传奇莺莺事》中说《莺莺传》中的张生就是作者元稹，进而断定莺莺就是崔鹏之女。
其主要理由是元稹的外祖父是郑济，而唐代《崔氏谱》记崔鹏“亦娶郑济女”，可知崔鹏女和元稹是中表关系，这和传奇中说崔母是郑女，张生和莺莺“中表相因”正相符合。其二是说从元稹的诗作《春词》二首的记载，也证明张生的原型就是元稹。
对此先生持以否定，指出王性之说元稹的姨母是郑济之女，但在今存《元氏长庆集》里得不到证实。王性之又说，其友曾见过《崔氏谱》，说崔鹏娶郑济之女，否。如果这样，崔氏门第高过韦氏，元稹何以要对崔氏“始乱终弃”而别求韦氏呢？因为崔姓为北朝隋唐第一高门，且为社会上贵妇人之泛称，元稹所为，理上解释不通。他指出，自宋以来，皆以莺莺实有其人，而且还有莺莺的碑文，数不止一，然而这些都是假的。这些墓志铭本是崔姓妇女的，只是有人从中挖改，便变成莺莺的了。
笔者以为，至于《崔氏谱》，王性之听其友说的，不是自己目睹所见，不可轻信。其实，北宋时苏轼认为《莺莺传》里的张生就是诗人张籍，也当别论。显然这也是一种推测，也没说张生就是元稹。依王性之的说法，这事原有资料可查，有依据可证，那为什么唐人，如元稹的好友白居易、李绅等有诗涉及此传，却不出来作证说是元稹呢？
而王性之说莺莺是崔鹏之女，也值得探讨。《唐书本传》有记载，崔鹏累官至礼部员外郎，柳宗元亦官至此职。柳宗元曾以晚生辈称“侍坐崔比部”。柳宗元与元稹也相识有交，且曾在元稹妻韦氏的祖父韦夏卿处为文书，同韦相的侄儿群玉也有深交，许是见过元稹的原配韦丛。崔鹏大约与韦相年纪相仿。然而柳文也从未提及见有崔女莺莺一说。
如陈先生所说，《莺莺传》原名为《会真记》，时为一文题总称，为多人所用。元稹亦然，且不仅袭用旧题，也因袭了旧姓。原为元稹以应科策之试，在策林之后，附有此篇，有自我介绍之意。这也就否定了张生即是元稹一说。
这样说来，王性之所说“可知崔鹏女儿和元稹是中表关系”，也就不能成立。
二
元稹在《莺莺传》中着力塑造崔张两个人物，如陈先生说的，《会真记》中主人公张生，自然是元氏自托，至于莺莺，显然是文学性的形象塑造。
笔者认为，如果说张生有点憨态可掬，那么崔氏就显得神情高雅。崔氏是一代佳丽，举止端庄，才思敏捷，识见过人。对于这样的人物，元稹似觉叙述还不尽意，写了《会真诗》三十韵着力描绘，又借诗人杨巨源的《崔娘诗》予以概括，还有李绅的《莺莺歌》命之为《莺莺传》。多年之后，元稹又写了《梦游春》词，其中细细考察了莺莺的衣着、外表、妆束，论述了她的淡妆修饰，亦发显得莺莺的天生丽质。这在元氏所写的《有所教》中也有生动的诗句描写。陈先生指出，元氏《梦游春》诗，如《高唐赋》有“视崔氏若宋玉视神女一般”，又说“诗的前一段，决非写的普救寺，所写应是《游仙窟》的情景，可见诗的地点也改了，正所谓虚者实之，实者虚之”。
陈先生指出元氏艳诗，是为莺莺所写，诗中总称双文，如《鬚仙传》里的人物，当时女名多用双文，如七七、三三、曹九九。其中，九九声如莺啼，推论其名是否元氏笔下的崔莺莺，尚难肯定。又说曹姓女子，是指时下蒲州的外族女子，即为胡姬，或为酒家胡（人）。
笔者查阅《唐人选唐诗》，调集元稹一组艳诗，显然笔下写的就是崔莺莺，而不是妻子韦氏。韦氏无才和貌，只是有德有恩于元稹，而崔氏深谙诗琴书文，是元稹心中如仙一样的存在。所以，元稹所写的《离思五首》，“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是说崔氏的高雅如仙。有一说是此诗句是元氏对亡妻韦氏的深情表达，显然不准确。
元氏《杂忆五首》，首首有“双文”，是专为莺莺写的。
三
陈先生说，元氏写《莺莺传》，是应试科策的作文。
唐代小说起自贞元、元和之时，也是文备众体，以便遇到机会呈给主考看的。这文章有赋、诗、策，称作行卷，其中的史才、诗笔、议论，都是必不可少的。笔者以为这议论如同韩愈说的“文以载道”那样，是文章的主旨。
陈先生文中，张生“舍弃莺莺，是因为她不是高门，自己是心向高门，主考对此显然首肯，以为君子之道”，当然这是一种推论。他先说过，莺莺的崔姓不可靠，在《莺莺传》之前已有的《游仙窟》里，人物就有张（文成）和崔（十娘）。其后又说即是莺莺崔姓，也是出身寒门。笔者以为，元稹在《莺莺传》里已经点明，“崔氏之家，财产甚厚，多奴仆”，是“崔氏孀妇，将归长安，路出于蒲，亦止兹寺”，已见是名门大户。
崔氏终被见弃，张生说是“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所以忍情”“大凡天下所谓尤物，不妖其身，必妖其人”。他举出殷周灭亡之例，“然而一女子败之”，对此“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笔者以为元稹这里是借张生名义，认为莺莺如同帝王之宠幸，是有点夸大其词。陈先生也说，对此白居易也似有察觉，为此写了《长恨歌》以杨贵妃影射了崔氏。这也应是元稹之意，只是没有把它说出来罢了。
《莺莺传》写于元稹娶韦丛之后二年，陈先生论及韦氏比起莺莺，显得其无才无貌，但有德且善于持家，这在元氏写的《遣悲怀》三首，己见是专为韦氏的颂德之作。元稹同韦氏的结合，应是政治婚姻。攀附高门，也是社会时俗，只此也见莺莺女的崔姓确非真有。要不放着天下第一高门不用，简直不可思议。这里元稹自感德不胜妖，大有“女子无才便是德”之意。
尽管此说有点勉强，也当迎得主考的认可，以致元氏在科制中拔得头筹，独占鳌头。陈先生也说元氏此一段是迂腐论调，指其为人，用情不专，对崔氏如是，对韦氏亦非多情。韦氏死后，即纳妾裴氏，违背了自己的誓言。
所以，《莺莺传》如陈先生说，元氏是“利用了社会沿袭北朝重门第婚姻的旧风俗，在情爱上乐于去旧就新，名实皆得，足见其为人之多诈”。所以说，“双文（莺莺）非负微之，微之实先负之（双文）”，以至说出“一梦何足云”的轻慢自负的话。然而从《莺莺传》对崔氏女的描写，却是那样的白璧无瑕，以至在《离思五首》中还写“须臾日射胭脂颊，一朵红酥旋欲融”，“寻常百种花齐发，偏摘梨花与白人（莺莺）”。这样的绝代佳丽，又才思过人，配上张生文郎，正当是天公作美，何以妖见？
所以其后，历经文士艺人不断加以再创作，更加丰满充实，使其得以完成“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宿愿，应许了人民群众对美好事物的爱护，视为珍宝，只信其有，不说其无，都当是约定俗成，人之常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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