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凿龙门——最具“古中国”标识的文化遗迹
河津地处龙门山南，运城市西北隅，黄河、汾河两条母亲河交汇的金三角，表里山河，物华天宝，历史悠久，人文积厚，散落着诸多具有“古中国”标识的文化遗迹。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河津进行了大范围的考古勘测，判定了10多处古文化遗址。考古证明，河津作为“古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战略要地，也是华夏民族的摇篮，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河津古文化遗址中，最具“古中国”标识的文化遗迹，当属4100年前大禹凿开的“龙门”，后人为纪念大禹功德，尊称龙门为“禹门”，由于禹门是秦晋交通要冲的古渡口，因而也称其为“禹门口”。
一、古迹标识
1、现存古迹。据地质专家考证，龙门形成于第三纪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和200万年前的地壳运动。那时，自然形成的河道十分狭窄，浩荡的黄河水下流不畅，泛滥成灾。于是大禹率领先民经过四年苦战，将狭窄的山口开凿成现在的龙门，从此，河水畅通无阻，流向大海。大禹当年凿开的“龙门”，就在今河津市禹门口的铁桥下，桥长144米，桥下最窄处95米，两岸岩石上镌凿的遗迹至今犹存。
与龙门相连的古迹标识还有禹门口禹王洞、鸽子庵和大禹治水遗迹—错开河。禹王洞是大禹当年的治水指挥所和民工栖身地，传说此洞能容千人之众，禹凿龙门后，工具尽置于此洞。禹门口东禹庙后“有石龛窿然若大屋”，俗称鸽子庵，庵内有悬泉，为古龙门八景之一“鸣泉漱玉”。这个石龛也是大禹当年开凿龙门时民工的居住地，1938年12月，禹门抗战烈士曾守卫在这个山麓岩洞里，打退了日寇的疯狂进攻，阻止了日寇西侵入陕，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壮丽诗篇。从龙门向北五公里处有石门，石门是万里黄河最窄的峡谷，两峰对峙，形势险峻，最窄处仅38米。再往北直达孟门、壶口，龙门、石门、孟门合称晋陕大峡谷“三门”。石门西侧有一条通往陕西黄龙的峡谷，传说大禹最初在这里向西疏凿河道，后来发现方向错误，便及时改道，后人因称为“错开河”。禹凿龙门的伟大壮举，开辟了“古中国”历史新纪元，这些确凿的古迹标识和厚重的原始文化积淀向世人昭示：龙门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渊源，河津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2、文献佐证。“禹凿龙门”的壮举在战国以来的文献中屡屡可见。“龙门”二字出自战国时期的《尚书·夏书·禹贡》，书中两处提到“龙门”：一处说“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意思是进贡的船只从积石山附近的黄河，到达龙门、西河；一处说“导河、积石，至于龙门”，意思是大禹疏导黄河，从积石山开始，到达龙门。
“禹凿龙门”的传说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的《墨子·兼爱中》，书中记载“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派，注后之邸、嘑（hu）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意思是“古时大禹治理天下，西边疏通了西河、渔窦，用来排泄渠水、孙水和皇水；北边疏通防水、原水、派水，使之注入后之邸和滹沱河，在黄河中的底柱山分流，凿开龙门以有利于燕、代、胡、貉与西河地区的人民。”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明确记载：“龙门，禹所凿，广八十步，岩际镌迹尚存。”明代《三才图会》记载：此处两山壁立，河出其中，赛约百步，两岸断壁，状尽斧凿，形状似门，夏禹定为“龙门”。上述文献所指的“龙门”，就是今河津龙门、禹门、禹门口。
全国现有12个地方以“龙门”冠名，但只有河津的龙门有“龙门”“禹门”“禹门口”双重称呼。古《禹贡九州图》在今山西晋南地区特标“龙门”二字，因为这里是“禹凿龙门”的滥觞。河津为秦皮氏县，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因有龙门而改称“龙门县”，荣称674年，于宋宣和二年（1120年）以“河津一名龙门”（《三秦记》）而改为河津县。1994年河津撤县设市，仍誉以“古龙门”。
3、文物实证。文献和古迹都证明，禹门口就是大禹当年治水时凿开的龙门。但是，长期以来关于大禹和夏朝是否存在一直有争议，有人怀疑大禹治水和禹凿龙门的可能性与真实性，个别外国学者甚至怀疑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真实性与可靠性。2002年春天，由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专家在海外文物市场偶然发现的西周中期遂国青铜礼器“遂公盨”铭文，为大禹治水提供了铁证。遂公盨是西周的遂国国君“遂公”所铸，其铭文共98字，全文为：
“天命禹敷（fu）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乡（享）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沫（贵）唯德，民好明德，寡（顾）在天下。用厥邵（绍）好，益干（？）懿德，康亡不懋。孝友，讦明经齐，好祀无[贝鬼]（废）。心好德，婚媾亦唯协。天厘用考，神复用祓禄，永御于宁。遂公曰：民唯克用兹德，亡诲（悔）。”
铭文大意为：上天命大禹布治下土，随山刊木，疏浚河川，以平定水患。随之各地以水土条件为据交纳贡赋，百姓安居乐业。大禹恩德于民，百姓爱他如同父母。而今上天生我为王，我的子臣们都要像大禹那样，有德于民，并使之愈加完善。对父母要孝敬，兄弟间要和睦，祭祀要隆重，夫妻要和谐。这样天必赐以寿，神必降以福禄，国家长治久安。作为遂国的国公，我号召：大家都要按德行事，切不可轻慢！
遂公盨铭文记述了大禹采用削平山岗、堵塞洪水和疏导河流的方法，治平了水患，并划定九州，还根据各地土地条件的不同规定各自的贡赋。在洪水消退后，那些躲避洪水而逃到丘陵山岗之上的民众下山，重新定居平原之上。由于有功于民众，大禹得以成为民众之王、民众之“父母”。随后，铭文又阐述德与德政，并教诲民众以德行事。过去著录的古文字材料，有关大禹的很少，只有春秋时的秦公簋(gui)提到“秦公曰:工显，肤皇祖受天命，鼎宅禹迹”，春秋时的叔夷镈（bo）钟提到“咸有九州，处禹之堵（都）”，至于大禹治水的事迹，遂公盨乃是第一次发现。秦公簋和叔夷镈钟都属春秋时期，而遂公盨则早到西周，成为大禹治水最早的文物实证。
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认为，这件铜盨为遂国国君所制，遂国是中国古史传说中“三皇五帝”之一的舜的后人建立的。李学勤教授在相关新闻发布会上指出：铭文中所述“禹”是夏王朝的奠基人。没有大禹，便没有夏，更没有“华夏”。但大禹是否真有其人，夏王朝是否存在，长期以来广受争议。遂公盨的发现，将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提早了六七百年，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也最为详实的关于大禹的可靠文字记录，表明早在2900年前人们就广泛传颂大禹的功绩，夏为夏、商、周“三代”之首的观念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深入人心。
由此可见，大禹已由传说中的部落首领，成为真实的中华民族治水先祖和民族英雄。大禹利用自然形成的峡谷地形，进行人工开凿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其开山凿石的科技水平不可低估。科学家对大禹采取“火烧碎石”“焚林开山”“结冰破石”以及利用水的强大冲击力开凿龙门等方法，给予很高的评价。
二、历史标识
历史证明，禹凿龙门促进了交通业特别是水运业的发展，使龙门成为“古中国”政治、经济战略要地。大禹曾经在这里施行治水利民的政治纲领，凿开了惠泽万世的龙门。龙门为秦晋交通要冲，古称“禹门渡”，春、夏、秋以舟楫摆渡，隆冬则踏冰过河。史称禹门为商贾云集之城，货物集散之埠，其水路由禹门口上行可至陕北、甘肃、内蒙，下行到潼关，并往东到河南灵宝，往西至陕西咸阳、草滩等，往来船只一千多条。春秋战国时期，禹门渡曾经是秦晋之交的通衢要渡。唐宋时的清涧渡、明清时的清涧码头、禹门渡曾经辉煌多年。据史料载，光绪二十九年（1903），龙门水运码头年粮食吞吐量在500吨以上；民国时期，禹门口运煤船只常年在500艘以上，煤炭吞吐量高达4万吨。禹凿龙门开辟了河津水文化的先河，带来了造福人类的水利工程的兴修。春秋时秦穆公运粮济晋；汉代河东太守番系修建引汾灌溉皮氏的“番系渠”；唐代龙门县令长孙恕开凿三峪引泉灌田，使粮食大丰收，唐朝由此设立“龙门仓”。解放后，在大禹精神激励下，党和政府领导人民治理黄河、汾河，筑堤护河，建设禹门口提水工程，对汾河截弯取直等，有力促进了河津水利事业的快速发展。
历史也证明，龙门是“古中国”军事战略要地。龙门位于秦晋交界处，水急势险，是通往大西北的咽喉要道，古称龙门天堑，为历代兵家必争的军事战略要隘。东周时设龙门关，是三晋八大军事要塞之一。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是秦晋交战的主战场。公元前645年秦晋爆发韩原大战，秦从龙门东渡击晋，虏晋惠公。公元前624年，秦将孟明率兵由龙门渡河偷袭晋国，大获全胜。隋末李渊占领龙门，渡河西取长安。公元619年，李世民奉命讨伐刘武周，从龙门踏着坚冰过河，全歼刘武周军队。宋靖康元年（1126年），金将娄宿曾越龙门冰桥取陕西。明末李自成率部由龙门东渡黄河直捣幽燕，推翻了朱明封建王朝。1938年国民党新编第八师在龙门英勇抗日，粉碎了日寇西侵入秦阴谋。解放战争时期，贺龙元帅等曾率领二纵、四纵人民解放军西渡龙门，在瓦子街全歼国民党刘戡部。1948年，王震司令员率军从龙门西渡黄河，进军大西北，当地群众摇橹抢渡，踊跃支前，为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谱写了光辉一页。
三、文化标识
禹凿龙门开启了龙门文化新纪元，也揭开了华夏文明新篇章。古龙门，积存着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曾经是“古中国”的文化战略要地。
1、鲤鱼跳龙门。禹凿龙门成就了“鲤鱼跳龙门”的壮举。“鲤鱼跳龙门”的传说见于汉代辛氏所著《三秦记》，书中记载：“河津一名龙门。水险不通，鱼鳖之属莫能上。江海大鱼薄集龙门数千，不得上，上则为龙也。”“龙门山，在河东界。禹凿山断门阔一里余。黄河自中流下，两岸不通车马。每岁季春，有黄鲤鱼，自海及诸川争来赴之。一岁中，登龙门者，不过七十二。初登龙门，即有云雨随之，天火自后烧其尾，遂化为龙矣。”这一神奇传说的大意是：禹凿龙门之后，江海的鲤鱼闻讯逆流而上，争相跳跃龙门，跳过的即化而为龙，到达理想境界。由此，河津成为龙的故乡，河津人成为大禹传人，并衍生出绚丽多彩的龙门文化，尤其是“鱼跃龙门”衍生出的人文精神更是激励后人。传说鲤鱼跃龙门时，第一批跳到半空，即以自己的脊背作为跳板，让后来者踏跳跃过龙门，自己却点额而回。这种由大禹培育、群鲤体现的“拼博精神、争先精神、团队精神、人梯精神、牺牲精神、奉献精神”，孕育了“争强好胜、勇为人先”的河津精神和“坚韧不拔、无私奉献”的河津人品德。“禹凿龙门”已成为“古中国”运城和河津的光辉名片，国家邮政局于2000年在河津市举行《小鲤鱼跳龙门》邮票发行仪式；2006年运城市被评为全国十大魅力城市时，颁奖词的第一句是“舜耕历山”，第二句就是“禹凿龙门”。2009年“大禹治水传说”和“鱼跃龙门传说”均入选山西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2、大夏禹门庙。后人为纪念大禹功德，汉代在禹门东岩创建了大夏禹门庙，吸引了古今中外众多游客，俚语云：旅河东，必到河津，到河津，必游龙门。龙门，既有大禹当年凿开的龙门天堑，也有誉满华夏的人文景观。大夏禹门庙当时被誉为全国七祠八庙之首，历代不少帝王将相、志士学子、游客骚人，纷纷前来瞻仰大禹功绩，饱览龙门壮观，体味“鱼跃龙门”神韵，憧憬锦绣前程。公元前11年，汉成帝曾到龙门一次，感叹这里的形势险要。前秦世祖永兴年间(357——358)，宣昭帝苻坚登龙门，顾谓其群臣曰：“美哉!山河之固。类敬有言，关中四塞之固，真不虚也。”(见晋书)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太武帝巡狩至此，改皮氏为龙门县。北魏孝文帝元宏，于公元479年路过龙门，派人祭祀大禹。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497）夏四月，幸龙门，以太牢祭夏禹，命修其庙。元太宗元年(1229)，太宗窝阔台由龙门西渡。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世祖忽必烈命重修大禹庙，庙成，命臣阿脱合代祀。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乔石、李德生、董必武、杨汝岱、郭沫若、谢觉哉等都先后到龙门视察，并留有笔迹纪念。
隋大业元年（605），大儒王通携门人贾琼登龙门山，发出“壮哉，山河之固”的感叹。著名诗人王绩、王勃、杜甫，文学家苏轼、欧阳修，史学家司马光，理学家薛瑄，著名学者顾炎武等文人墨客，都曾登龙门吟诗作赋，流下了不朽的诗联和文章。薛瑄的《游龙门记》，对古龙门的壮观作了生动的描述。顾炎武的《龙门》诗“亘地黄河出，开天此一门。千秋凭大禹，万里下昆仑。”李白的“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等诗篇，都为龙门天堑锦上添花。
3、龙门八景。河津古八景 “禹门叠浪”、“云中烟寺”，龙门八景“层楼倚汉、曲栈连云、鸣泉漱玉、飞阁流丹、悬崖挂月、空谷惊雷、秋水归帆、春鳞汲浪”都是闻名遐迩的古龙门人文景观，它们同大夏禹门庙一样，都是“古中国”在龙门的文化标识。
4、五桥并架。散落在龙门的古文化标识，千百年来一直在传递着“古中国”的文化基因，并且通过大禹传人的改革创新，在古龙门融入生机勃勃的新文化元素，“五桥并架”就是其中一例。1949年3月，西北野战军在禹门口建起了黄河“铁索桥”，结束了禹门口只能船渡的历史；禹门西岸有骆驼项，因形似骆驼脖颈而得名，唐武德七年（624年）所凿，1966年在骆驼项建成“双曲拱桥”；1972年，禹门口“钢桁铁路桥”和“高层小半径引桥”相继建成；1973年，又建成禹门口“悬索公路桥”，从而在禹门口形成了“五桥并架”于一河之上的世界奇观。可惜，2014年12月8日铁索桥断裂，全部沉入黄河。但是，现今在铁路桥南又新建“108国道禹门口黄河公路桥”，竣工后仍不失龙门“五桥并架”壮观。
四、精神标识
禹凿龙门的伟大壮举，既给河津先民创造了优越的生存条件，更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精神财富。大禹治水十三年，其中开凿龙门就费时四年之久，足见当时打开龙门是大禹治水中最关键、最艰巨、最重要的任务，也是大禹治水的成败所在。大禹献身于治水大业，三过家门而不入，最终凿开龙门，导引天下之水归于大海，他公而忘私的高尚精神，百折不挠、任劳任怨的非凡品质，坚韧不拔的卓越意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龙门文化的基因。河津先民五千多年的狩猎农耕、谋生立业，特别是禹凿龙门以来战胜灾害、自立自强的艰苦奋斗，造就了具有河津特色的地域文化。这些优秀文化和历史文脉，植根于河津先民的思想观念、举止行为之中，五千多年来经过口口相传，代代传承，逐渐升华为具有“古中国”精神标识的河津人文精神，概括讲，就是：耿直秉义、好胜争先、重文习武、和谐奉献。当今河津人在继承先民这种高尚精神和价值追求的基础上，注入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使得“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心地牢固扎根，从而矗起了高昂的时代精神标识。
结语
龙门是河津市的西大门，河东雄关要津，她以最具“古中国”古迹标识、历史标识、文化标识、精神标识的“禹凿龙门”等文化遗迹表明：河津也是人类文明最早的根，最古的源，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原始基因和明显标识，称之为“古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战略要地实至名归。
河津的文化旅游资源得天独厚，蕴藏丰富，文化旅游业是极具潜力的阳光产业，建议有关部门：组织国家级专业人士，对“禹凿龙门”的历史遗迹进行考察和论证，将其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与运城打造以“古中国”为标识的国际文化旅游目的地相接轨，对龙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进行顶层策划，打造国际文化旅游品牌。
（任罗乐/文作者系河津市史志文化研究会会长、市人大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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