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津历史文化遗存在“古中国”的地位
“中国”是一个神圣的名号，而“古中国”却是个十分复杂的概念。我们所说的“古中国”不是泛指“古代的中国”，而是特指中国历史上初具国家形态之时，最早的以帝王所都为核心的文明荟萃之区，具体讲就是尧舜禹（延及夏商周）时代人们所“共识的中国”。运城是华夏民族的摇篮，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这里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古迹众多，处处散落着具有“古中国”标识的历史遗存。而河津作为运城板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历史文化遗存作为“古中国”要地的历史渊源和重要标识，究竟有哪些依据呢？
首先，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河津坐拥两河，雄踞层峦，是一个山水文化积淀深厚的地方，有一个生态宜居的良好环境。早在1973年，文物工作者在赵家庄乡北里村遗址中发现旧石器中期遗物，尖状器和刮削器，可作钻、刺、切、刮削之用途。在汾河一、二级台地的西王村遗址、西湖潮遗址、庄头遗址、刘村遗址、樊家峪遗址，历年来都发现有新石器时期石斧、石铲、石球等和新石器时期陶釜、陶鬲等以及大量的陶器残片。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文物普查队员在汾河沿线又发现了上市遗址、庄头西北遗址、西辛封遗址、樊家峪东遗址、寨上遗址、柴家南坡地遗址等一批古文化遗址，也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期的器物残片。这些遗址遗存的发现，充分证明了河津是同时期两河流域各种文化交汇中心。
其次，河津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具体讲，祖乙的“商都迁耿”（《水经注·汾水》）《龙门志》均有记载），虽然耿作为商都的时间比较短，但在人类文明演进的历程中，推动了耿地地域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也将永远镌刻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里程碑上。说到商耿，这里不得不提高禖庙。高禖庙，据乐楼柱子记载，夏禹之前，就有此庙，到了商汤丙申(前1582年)时，将此庙改为高禖庙。“高禖”也称“郊禖”，是古人求子祭祀的神，也是古帝王祭祀求子的场所。那么高禖庙何时成为了古帝王祭祀求子之地呢？迄今无从考证，而商耿都城建立据说在今太阳村一带，距高禖庙仅几里之地。耿国王侯祭祀会不会选择高禖庙？会不会从商耿时期高禖庙就成为了古帝王祭祀求子的场所呢？这些疑问还有待在以后的考古发掘中用实物来论证。再到后来的周耿都（今柴家乡山王村），并有2007年山王村民切崖建房时发现的西周青铜器三件：鼎、盘和壶盖为证，后经山西省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鉴定青铜鼎和青铜盘均为国家一级文物。且三件器物均有铭文。其中青铜鼎铭文为：共王□尾自作鼎 其万年无疆 子子孙孙永宝用享，青铜盘铭文为：中大师作孟姬旅盘用□ 召即祈寿绥 福宜孝以异，青铜壶盖铭文为：中大师作孟姬尊壶用□ 召即祈寿绥 福宜孝以异。青铜器铭文中直接使用了周共王（西周王的第六个王）的名字，并使用了墓主“中大师”的官职名称，可见器主在当时的地位是非常尊贵的。西周中晚期，汾河下游沿岸能与周室发生往来的邦国只有耿国符合所在的地望。这个耿国直到公元前661年方被晋国灭亡。与此同时，根据文献记载，这一带再无其他较大的邦国存在。如果把这组青铜器定为耿国遗物，从时代上、地望上看都比较可信。同时也体现出当时河津历史上最早以帝王所都为核心的集居方式。不管是高禖庙还是商耿和周耿都充分证明了夏商周三代文化生活的繁荣昌盛与选择汾河沿线而居有十分重要的关系。
再次，郤缺夫妇“相敬如宾”的美德，几千年来一直被尊为炎黄子孙的道德典范和做人楷模。卜子夏“西河设教”享誉古今中外。以及我市的79处不可移动文物（其中国保4处、省保4处、运城市保3处、河津市保68处）都蕴含着丰厚的历史文化信息，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文化价值。
总之，河津的历史文化遗存都代表了“古中国”不同发展时期的历史文明，其在运城始称“古中国”的地理标识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马鹏亮/文 作者系市史志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市博物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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