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化万岁堡——北魏孝文帝行“狩礼”之地
吴晓征/文万岁堡位于河津市下化乡碗窝自然村西长梁上，西临黄河，南北两边皆深沟，于长梁中间突起一个圆形的土丘，面积有四五亩大。下面不远处的悬崖绝壁上是禹王洞，上下三层。再下为黄河石门，当地人叫这块地为“城壕”。其东南为倚梯故城，直线距离仅两三千米。
万岁堡地面开阔，形势险要，据高扼守，四野直视无阻，是理想的防御之地。其始建于何时，谁人所建，至今未见详细记载。不过，乾隆版《乡宁县志》上录有一首前人留下的诗可以佐证：君王举狩礼，千乘万骑来。云日咸瞻矣，河山亦壮哉。百年文运洽，九月孝治开。不见江南史，更衣助国哀。由此推断，万岁堡北魏时期已有，且魏孝文帝曾在此举行过巡狩之礼。据唐朝地理志书《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倚梯故城，在县西南一百五十里。垒石为之，东北两面据岭临谷，西南两面俯眺黄河，悬崖绝壁百余尺，其西南角即龙门上口也，以城在高岭，非倚梯不得上，因以为名。中有禹庙。后魏孝文帝西巡，至此立碑，碑今现在”。查阅相关史料，北魏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夏四月，魏孝文帝北巡至龙门，以牛、羊、豕三牲全备祭祀大禹，命修禹庙，这也算是国祭了。《元和郡县图志》对河津的记载还有三处：“龙门关，在县西北二十二里。”“大禹祠，在县西二十五里龙门山上。隋末摧毁，贞观九年奉敕更令修理。”“高祖神尧皇帝庙，在禹庙西南绝顶之上，画行幸仪卫之像，盖义宁初义旗至此也。”据此推断，魏孝文帝祭祀大禹的地方并非现禹门口的大禹庙，而是龙门山上的大禹祠，且唐高祖李渊的神尧皇帝庙距此不远。另据民国版《乡宁县志》杂记类中记载：“万岁堡，山多荆棘，皆直而无钩。相传明末李自成过此，荆棘钩破其衣，呵之曰：同是荆棘，何曲而不伸也？自后荆棘皆直。殊不经也！”笔者百度“狩礼”一词，其中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牛敬飞的博士论文《五岳祭祀演变考论》中这样说：开皇十五年（595年），隋文帝至泰山行巡狩之礼，其礼制为：“为坛，如南郊，又壝外为柴坛，饰神庙，展宫悬于庭。为埋坎二，于南门外。又陈乐设位于青帝坛，如南郊。帝服衮冕，乘金辂，备法驾而行。礼毕，遂诣青帝坛而祭焉。”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北巡恒山，行巡狩之礼，“其礼颇采高祖拜岱宗仪，增置二坛，命道士女官数十人，于壝中设醮”。大业十年（614年）炀帝“过祀华岳，筑场于庙侧”。史臣评炀帝礼恒山、华岳为不经之礼：“事乃不经，盖非有司之定礼也”（以上俱见《礼仪志》）。巡狩之礼源自《尚书》，秦皇汉武曾因模仿上古帝王巡狩山川而闻名，但此二帝巡狩或未有定制。至东汉章帝，“巡狩”为白虎观会议之重要议题，事后不久，元和二年（85年）章帝即巡狩东方，“幸太山，柴告岱宗”（《后汉书·章帝纪》），之后安帝亦行之。秦汉时代，泰山封禅礼风靡一时；进入东汉，儒学昌明，故此时有经学依据的“巡狩”之礼为朝廷注意。汉武帝议封禅时儒生即提出据《尚书》《周官》制礼；郑玄解释三礼曾用“天子巡狩礼”（《毛诗正义》），王应麟以该礼为汉代之逸礼（《玉海》卷39），汉人解经若有所本，则可判定至少至东汉中期，朝廷已据礼经定巡狩之礼。
《白虎通》引《尚书》，指出巡狩至于五岳，须在五岳祭天。东汉以降，华夏分裂，再无帝王于五岳行巡狩祭天之礼，直至隋朝统一，隋文帝才勉强为之。现就隋文帝巡狩礼做出解析。首先，巡狩礼地点在山下岳庙附近，而非山顶，此即区别于封禅礼。其次，巡狩有祭天柴坛。《白虎通》：“巡狩必祭天，何本？巡狩为祭天告至，《尚书》曰‘东巡狩至于岱宗柴’也”。此是汉人宗上古巡狩祭天之事；《礼记》“天子适四方，先柴”郑玄注：“所到必先燔柴有事于上帝也”（《十三经注疏》），此是汉人理解周代巡狩。由此可知汉人欲复巡狩当有燔柴告天之礼。隋行巡狩立柴坛当本于此。再次，隋代巡狩礼最具特色的便是仿南郊修青帝坛，此坛为祭祀中心。隋制为何要修坛祭祀？东汉章帝巡狩时“有黄鹄三十从西南来，经祠坛上”（《后汉书·章帝纪》），这是汉代巡狩礼残留之吉光片羽，其经中古战乱至隋代早已不存，故寻修坛源头只得再从礼经入手。而唐代天子巡狩礼是这样的。《新唐书·礼乐志四》：“天子将巡狩，告于其方之州曰：‘皇帝以某月于某巡狩，各修乃守，考乃职事，敢不敬戒，国有常刑。’将发，告于圆丘。前一日，皇帝斋如郊祀。告昊天上帝，又告于太庙、社稷。具大驾卤簿。所过州、县，刺史、令候于境，通事……”北魏巡狩礼与隋唐是否一致，作为非专业人士，笔者不敢妄自揣测。魏孝文帝虽是马上皇帝，但也是有名的改革家。他尊崇儒家，推广汉化，使鲜卑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军事等方面得到了快速发展，有效缓解了民族隔阂，推动了北方民族大融合的进程。近几年，笔者曾数次到万岁堡一带考察，目测长梁东西足有千米，宽约四五百米。当年大禹祠是否在此建设，只是猜测而已。1942年，日军占领龙门山时，曾在万岁堡上修有炮楼，目前足迹尚存。对于万岁堡，笔者仍觉神秘，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这里还隐藏有多少秘密，仍需有识之士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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