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蒲州——文化的蒲州
“郭子仪以河东居两京之间，扼贼要冲，得河东则两京可图。时贼将崔乾佑守河东，丁丑，子仪潜遣人入河东，与唐官陷贼者谋，俟官军至，为内应。”——《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九唐纪三十五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我们无缘得见唐朝的蒲州那无比的繁华了。然而，透过卷帙浩繁的历史典籍，还是可以依稀看见唐中都那车马喧闹的街市，那书声朗朗的学府，那丝竹缭绕的舞榭歌场，那争奇斗韵的文坛词苑。
蒲州满意于历史赋予自己全国文化中心的城市定位，几千年沉淀的文化营养也培育了它与之相适应的蕴藉儒雅的城市特征，使它形成并保持了宽容和谐的文化生态，表现了博大的文化容量
和强健的文化气魄。
蒲州最引人注目的文化遗存是祭祀场所，或殿、或祠，或坛、或庙，城内城外，多处存焉：祭天的玉皇阁在西门之左；祭地的先农庙在城东瓮城之外；祭舜为薰风台，依东瓮城南城墙而
建，还有虞帝庙，在东瓮城内；祭禹为禹王庙，则在城西蒲津桥北侧；祭文有文庙，在城之东南；祭武有关帝庙，在城之中央；拜佛，城外有普救寺、万固寺；礼道，五老峰即是道教名山，城西北角还有真武庙；其它如火神庙、马王庙、魁文阁、无祀坛、城隍庙，也是各有所祀。最有地理依据和地方特色的祭祀活动，当属祭舜与祭河。舜都蒲坂，天下唯一，舜帝遗风，千年遗
续，祭舜之盛，蒲州自然别于他处，有着特别的历史感。而祭河，在蒲州也最为贴切。黄河泛滥，蒲州也深受其害，庄田村落不说了，光蒲津桥，年年都被冲毁，成为地方和朝廷的心腹大
患。肃宗时（756－761年），敕封江、河、淮、济四渎之神之一黄河为“灵源公”，并在蒲州城外西南方敕建“河渎神祠”，是那位著名的“中兴”名将郭子仪担任河东节度使时期亲自督建的。祭祀
文化，是历代帝王最关注的文化，李世民自命“真命天子”，“紫微星”下凡，他和他的后人当然不会懈怠对天地、对神圣、对祖先的祭祀。值得注意的是，蒲州城里儒、释、道如此近距离融合并
举，天、地、神、圣如此相互依存和谐共处，表现了极大的文化包容度，是不多见的，是蒲州的一大特色。蒲州城内有着这样名目繁多的祭祀场所，又没有朝廷的繁文缛节和复杂政务，祭祀
天地神圣就按部就班行礼如仪地进行着。
河中府，城市级别已与首都相同，在全国范围内，它和“陕、郑、怀、汴、魏”同为“六雄”。城市的规模与重要性，说它相当于如今的天津、上海、重庆，是委屈了它。作为“中都”时间不长，
即被废。是机构重叠？冗员过多？财政重负？我们不得而知了，但是后来它又升格为“四辅”。再过多年后，又再次置中都。不论废之后和再置之前，规模和重要性，还是一如“中都”。在“中都”
期间，它的机构编制与**配置，也与中央相同。在首都200多里外的城市里，有着一套准中央班子，有着什么意义呢？最少，一旦天下有变，两天之内撤出长安，蒲州城里就有一整套现成的
战时领导机构，蒲州城就是现成的战时临时首都。想想抗战时国民党中央政府迁都重庆的慌乱与狼狈，我们不能不佩服唐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深思远虑。河中府行政区划最大时辖十三县，而同
时的绛州只辖七县，晋州（临汾）只辖八县，表明了它不仅是名义级别上而且更是地盘实力上的重镇。当时蒲州户七万零八百，口四十六万九千二百，在同等州府中，是幅员最众的了。唐玄
宗时期，把天下分十大军区，由节度使分兵治理，蒲州即为河中节度军使镇城，最多时节制蒲、晋、绛、隰、慈、虢、同等七州军马。如此幅员与军力，既不用像边防军那样枕戈待旦防御外
患，也不必像京畿部队那样龙虎羽林卫戍中枢，蒲州城内城外就是最好的屯兵养兵之地。到如今我们不用查看地图，就能想出永济境内数以几十计的以营字命名的村庄：刘家营、申家营、曾
家营、杜家营、古寺营、许家营、黄旗营、常旗营、下马营、田营、张营、冯营……我们依稀能够想象，这些坐落在中条山下崎岖山路和黄河岸畔无际滩涂的兵营里，多少将帅兵卒在认真而又
从容地进行军事训练。蒲州的山川丘陵，为他们的演兵习武提供了多少难得的地形科目啊。在将帅的军帐里，多少将领校佐在反复研讨治军方略？在幕府的帷幄中，多少参谋军师在策划用兵
之道？这一切，表现了蒲州另一个重要文化构成——军事文化：不用打仗的军队，军事行为就成了一种科研。而军力武备，永远是国家安全的保证。“安史之乱”前，安禄山反心已露，还向朝廷
要官，要求兼任河东节度使。安禄山是边将，已经控占边防几个大军区，蒲州国家腹地，京畿门户，他怎么还敢要？完全丧失警惕的玄宗皇帝竟然就答应了。不久，一次几乎动摇大唐江山的
“安史之乱”就爆发了。好在蒲州并没有被周密经营和控制，在东北、中原大片土地沦陷的时候，升平日久的蒲州又一次献出了自己的军事贮备，表现了自己的军事水准：朝廷满朝择选良将，
根据名将郭子仪的建议，任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后又遥领沦陷区范阳节度使，走上抗击叛军的最前线，与郭子仪并肩作战，成为受王命于危难、挽狂澜于既倒的“中兴”大将。而在两京陷落
蒲州也陷落敌手的危难时刻，还是郭子仪提出“蒲州居两京之间，得蒲州则两京可图”的战略思想，又亲任河东节度使，全力攻取蒲州，进而取得光复两京的辉煌胜利，赢得了那一场关乎大唐
王朝生死存亡的伟大战役。蒲州又一次发挥了自己战略支点的作用，蒲州又一次成就了唐朝。我们不难想象在平息叛乱的战争结束之后，唐王朝的战略家们会对蒲州给予怎样的评价，会对久
居升平之地却又受到长期军事文化氛围熏陶的蒲州军民，给予怎样的评价。直到现在我们也有理由认为，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高。
唐代兴佛。不用翻阅史藉，我们从现在永济境内的唐代佛寺遗迹就看得出来。普救寺、万固寺、栖岩寺、石佛寺、延祚寺…… 在当时，这些都是国家级别的寺院，或是“则天娘娘功德院”，
或是“天下第一禅林”，或是皇帝不止一次拜佛巡幸，都可以揣度这些寺院在全国佛寺中的重要地位，可以揣度这些佛事活动的文化量级。开元年间，佛教徒队伍已十分庞大，成为国家和百姓
的负担，这时候名相姚崇执政，向玄宗皇帝提出抑佛的政策，对全国寺院和教徒进行了一次机构精简和队伍减员。但从史藉和永济境内的佛寺规模看，我们不能肯定当时蒲州佛界受到的精简
和限制，相反，我们看到普救寺这个著名寺院里竟发生了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就可以想见唐代佛教的人性化和宽容度了，也可以想见当时蒲州佛文化的兴盛和繁荣了。
蒲州的府级学校，就始于唐朝开元年间，到德宗贞元（785－805年）中，河中府尹兼节度使珲镇守蒲州时复建文宣王庙，移于城南，就是我们前文说到的祭祀文庙。文庙就是孔庙，是祭
祀场所，也是府学实体，是学生们上官学的地方。根据蒲州的文化地位，蒲州的文庙是当时**别的学府，应当不是过誉的说法。我们在《蒲州府志》可以看到一幅“学宫图”，其中教学设
施十分完备：大门、泮池、戟门、圣殿、仪门、明伦堂、尊经阁、教授署、教谕署、训导署、东庑、西庑、乡贤祠、名宦祠、孝义祠、崇圣祠、儒学坊、魁星楼、儒学（门）等竟达19处之
多，完全适宜高等学校教学、研究、管理、藏书、生活、纪念、展览、礼仪、活动、游乐、祭圣……的需要。用现代的大学比较，它不比京城的清华、北大，说它相当于南开、复旦，不会没有
一点可比性。这样一所大学和遍布城乡的县学、乡学和私塾合理布局递次招生，加上蒲州城里那么多大腕级的文化人物的影响，蒲州的教育在当时十分兴旺发达决不会是我们遥远的猜想。
蒲州物产，以桑麻种植和纺织为著。棉花“性宜沙土，疏而易达”，蒲州人多种于黄河滩涂，滩广地宽，“不计顷亩”，只要“岁无霖潦，及河水所败，则大收温絮，御冬及供织纺，赖其用焉。
“（《蒲州府志》卷之三，物产）市场供应不必说了，光制作军衣、军帐的棉布，蒲州得多少贡献。蒲纸蒲笔，是当时供应京畿的重要物品。蒲纸“岁造十万，送京师，纳于户部有司领之”（同
上）。中央政府统购部门直接征购，而且纳入中央财政计划，可见当时的工艺水平和生产规模。蒲笔有特点，用的是黄鼠狼毛，虽不及湖州所造，“佳者亦中书”。笔墨纸砚，文化载体，蒲州
是文化中心，出产文化用品，是题中之义，也是名起实随。文化的物化表现，当然是一个地区文化传承意义的表达。其林业土特产蒲柿与虞梨，都是中原佳果，百姓食用自不必说，还是朝贡
佳品。有意思的是，在蒲州地方志书和正史记载中，蒲州物产排列第一的不是这些，而是一种叫做“毡翅扇”的东西。不仔细想，我们已经不太了解这种物事的用场了。原来，我们在戏剧舞台
上，在宫廷题材的电视剧里，常常能够看到皇帝身后交叉支起的椭圆形扇子。这种扇子好像并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好像并不是为了皇帝扇凉而只是一种仪仗，就是这个“毡翅扇”。这种东西需
要量不会大，而专要从蒲州进贡，是象征意义还是技术意义，我们已经是很难确切知道的了，但我们知
道起码它的织、绣、制作技艺是要求最高水平的。它要的不只是一种物质层面的东西，而是升华为艺术意义的工艺，是一种科技含量。从这一点我们分析，蒲州城是当时科技水平最高的城
市之一，它拥有最高水平的艺术设计和制作技术，代表了当时最高的科学尖端。它的文化不仅仅表现为狭义的文化。
我们这才要说到它的非物质意义的文化了。唐朝的主要文学体裁——诗和传奇，我们随后都要专章写到，在这里，我们只是罗列一下当时蒲州城里本地藉（现永济藉）诗人的名字吧。王
勃、李商隐两个大腕诗人的藉地现代区划分别划入芮城、万荣，我们忍疼不列，只列确属现代区划为永济藉的，只列《唐才子传》里记载的前十名：
王维，原籍太原祁人，后随父徙于蒲。
卢纶，河中人，故居在栖岩寺东。
耿韦，河东人。
畅当，河东人。
杨巨源，蒲中人。
柳宗元，虞乡人。
吕温，河中人。
司空图，河中人。
聂夷中，河中人（从《新唐书》）。
王驾，蒲中人。
掂掂这十个名字的份量吧！
具有蒲州特色的是，这么多的顶尖级别的诗人们没有特意结合或者凑合什么蒲州诗派，也没有组织什么“蒲军”、“晋军”。他们谁也不指望弄个什么阵营来壮自己的声势，他们谁也没有指望
凭借老乡的诗名来成就自己的诗名，他们就是各干各的，各自在各自开辟的艺术道路上攀高援顶，他们无一例外地都达到了峰顶，他们无一例外地表现了自己的艺术品级。
还有音乐舞蹈。生于永乐独头村的杨玉环，成为贵妃时已才艺过人，是著名的音乐舞蹈家了。还有王维，最初在京城的职务就是大乐丞，就是主管宫廷音乐活动的主官，他的音乐艺术水
平，就不用说了。
还有书法美术。河东薛稷，官至少保，是天后朝时的著名书画家。他曾继褚遂良后主政河南。褚遂良是唐代著名书法家，而当时人们称“买褚得薛不落节”，书名已与褚遂良同等级别了。更
值得在书法史上记下一笔的是，宋朝那位风流皇帝徽宗赵佶，皇帝虽然做的荒唐，却是个顶尖级别的艺术家。而他也推崇薛稷的字，他就是研习薛稷的字才创造出“瘦金体”的。薛稷的画更有
名，“画犹工绝”，皇帝处理朝政的秘书省，相当于如今的中央办公厅，就贴着他画的鹤。杜甫还写过诗称赞：“薛公十一鹤，皆写青田真。”可见名重当时。还有一位画家叫祁岳（一说为乐），
杜甫有诗说他“岂但祁岳与郑虔”。郑虔在当时画称绝品，把他与郑虔相提并论，画坛地位可知。诗人岑参写有一首诗《送祁乐归河东》（《蒲州府志》卷之二十二，艺文诗），推崇他的画：
“祁乐后来秀，挺身出河东。……有时忽乘舆，画出江上峰。床头苍梧云，帘下天台松。忽如高堂上，飒飒生清风……”这样两个高级别的诗人推崇他的画，应该说不是徒有虚名。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至少我们还没有从史藉中看到过这样一个地方，“绿莎厅”。现在想来，可能这就是最早的文艺沙龙了。在《蒲州府志》那泛黄的册页里，我们不经意地发现了
这三个字，仿佛在枯焦的黄河滩涂上突然看见一处绿荫掩映的所在。我们急切的目光迫不及待地要看清史藉的释文，果然像预料的那样：“唐河中府有绿莎厅，为诸书记、从事、趋府宴会之
所。其中芳莎被庭，缛翠可玩。宋治平中，犹尚如昔。居此厅者，日使隶人引水浇泽之。王元之有诗曰：‘绿莎厅事旧鸣蛰。’是也，后毁。”
一个艺术沙龙，出现在八世纪的蒲州城里。
沙龙，是一个舶来词，本意是法语“会客室”、“客厅”的意思，十七世纪起，西欧贵族、资产阶级社会中谈论文学、艺术或政治问题的社交聚会，十八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前夜，在法国特
别流行。我们蒲州的“绿莎厅”把“沙龙”的历史，向前推进了十个世纪！蒲州的“绿莎厅”是官办还是私宅？是最高领导者直接管理还是有专职部门经营，已无可考，但有明确记载的是，来这里活
动的是那些相对来说位置闲散的人物，是那些参谋、记室、幕员、赞划之类的人物。这些人物的肩头责任要轻一些，他们的目光就少了些功利和躁进，就显现出一种文化从容。他们的社交谈
话题目就要更博大一些和形而上一些。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风物、民俗……他们无所不谈，话题散漫游离，并没有很直接的目的。也许有时候形成了正确的政见，进谏了，被采纳了，甚
至发挥了一点政治效益，他们就得意十分，自以为为修齐治平匡扶社稷出了将相之力。更多的是并没有被上级采纳，他们的意见往往漫无边际，脱离实际，没有可操作性。但这也影响不了他
们的高谈阔论，往往，思想的尖锋一碰撞，竟闪现出美丽的火花来，成为颇据高度的思想成果和文化成果。他们当然会在“绿莎厅”浅斟低唱，吟风弄月，会绘制“边塞明月”，会倾听“阳关三
叠”，会低吟“咦吁嘻，危乎高哉！”会高唱“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他们当然会谈到两位乡贤，裴寂与张玄素。这是两个对于大唐的“龙兴”和巩固都举足轻重的人物。裴寂，虞乡人，幼孤，靠哥哥养大，十四岁时就当了郡主簿，就是书记秘书之类的职
务。他后来在太原担任晋阳宫副监，替隋炀帝管理晋阳行宫。李渊任太原留守，与他关系最好。李渊可以说不是一个开创历史的伟大人物，他与隋炀帝是表兄弟，情感上接近些，也没有远大
的政治目光，看到历史机遇的是李世民，大唐的真正开拓者是李世民。李世民看到时机已经成熟，看到力量已经集聚，条件已经具备，但他没有把握说服自己的父亲。他知道父亲与裴寂关系
密切，就与裴寂密谋，由裴寂出面给李渊设了个圈套。裴寂是行宫副监，请李渊来行宫喝酒，把他弄得大醉，睡到了留守行宫的两个妃子的床上。李渊第二天醒来，糊里糊涂已经犯了灭门之
罪，他不造反也由不了他了。这才决定举起反隋的大旗。这以后裴寂跟随李渊东征西战，一直是李渊的秘书长（丞相府长史）。李渊当了皇上，封他为右仆射，知政事，就是宰相了。“上待裴
寂特厚，群臣无与为比；赏赐服玩，不可胜记；命尚书奉御日以御膳赐寂，视朝必引与同坐，入阁则延之卧内；言无不从，称为裴监而不名。”（《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五，唐纪一）蒲州人
物对大唐建立的功勋，从皇帝对他的态度就看得出来。另一位蒲州人物叫做张玄素，也是虞乡人，隋时原为景城县户曹。窦建德农民军攻破县城，抓住他要杀，城里一千多人集聚号哭求告，
说这是个清官，杀了是无天理，要求代替他死，这才免了一难。到了唐朝，他是给事中，级别不高，负责给皇帝建言。再伟大的人物都有不伟大的时候，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突然下
令，要派兵丁人夫去修缮东都洛阳的宫殿，准备巡幸。对于刚刚天下平静得以喘息机会的百姓，这又是灾难的开始。大臣们包括那个最敢提意见的魏征向皇帝诤谏都没有效果。眼看着，一个
紧步隋炀帝后尘的决策就要实施了，一个关系到唐王朝政治走向的方针就要实施了。关键的时刻，张玄素站了出来，他上书太宗，说你的过错，要超过隋炀帝了。当年大唐攻克洛阳，太上皇
愤恨宫殿奢华，下令烧毁，是你说瓦木可用，请赐给贫人。天下人都称赞你的盛德。现在你又要征集民力修复宫殿，是重蹈隋炀帝覆辙，不到五六年时间，教天下人怎么说你！一番话说得唐
太宗承认了错误，收回成命。那位魏征也不得不服气，说张公论事，有回天之力。回天之力这个成语，就是从这儿来的。儒雅的蒲州人，在坚持正义的关键时刻的强硬表现，连那些平素号称
强硬的人也自愧不如。这种人格自重和文化韧性，是蒲州人的特征，也是蒲州的特征。
——他们当然会谈到两位本郡官长，颜真卿和珲，这是两个传递和创造蒲州文化的历史接力者。颜真卿（709－784年），大唐中兴名臣，安史之乱的时候，他是平原太守。他对安禄山的
反叛行为早有察觉，而且有所准备。叛乱爆发，他联合周围十七郡人马抵抗，是当时抵抗叛乱的四大主力部队之一。后来他的官职很大，但在宦海沉浮中遭遇了一次贬谪，被逐出京城。蒲州
有幸，他被贬的地方就是蒲州，降级使用，做了蒲州刺史。他在蒲州的时间不会很长，但只要他经营过蒲州，就不会不给我们留下文化的痕迹。我们知道他又是一个著名的书法家，书法中的
颜体，就是他创造的。我们不难想象，在出产蒲笔蒲纸的地方，来了一位书法家长官，对于书法的发展，是一个多么好的机遇。蒲州地方的官风民风是不卑不亢的，蒲州的**气氛是从容淡
泊的，受到京城**倾轧和排挤的颜真卿到了蒲州这个最适宜调整身心的地方，心情自然滋润了许多，放松了许多。蒲州当然也不会是政务繁剧的地方，颜真卿正好铺开蒲纸，提起蒲笔，练
习写字。蒲州西城墙上的逍遥楼，城东六里之外的普救寺，就是他题写的牌匾。在蒲州，他写了自己著名的行书代表作《祭侄稿》，纪念他的侄儿。安史之乱时，他为平原太守，他的兄长颜
杲卿为常山太守，都是当时抗击叛军的名臣。贼兵起时，他的兄长派侄儿季明来给他传递军情，返回常山后城即被贼破，父子英勇捐躯。平乱后，事过经年，朝廷追赠他的侄儿为赞善大夫。
这时颜真卿正在蒲州任职，得到消息，悲慨不已，挥毫写下这篇文情并茂的千古名帖。这篇行书雄沉浑厚，刚劲苍郁，一扫二王妩媚秀润之风，被誉为继《兰亭集序》之后的“天下第二行
书”。值得庆幸的是，在这篇《祭侄稿》里，他为我们留下了“蒲州”两个端庄饱满的大字，“蒲州”二字就永远留在中国书法史里，可垂千古。颜字的价值，在于突破二王和初唐四大家（欧阳
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崇尚“秀”、“雅”的美学观念，化纤巧为刚健，丰富了我国书法艺术，也体现了盛唐博大雄恢的时代精神面貌。一个书法艺术流派——颜体在书法艺术史上站住了。
我们蒲州为颜体书法艺术的发展和成熟，提供了多少蒲笔、蒲纸，自然不需要特意炫耀，但我们蒲州为刺史大人提供了多少美好的艺术情怀，提供了多么舒展的艺术氛围，书法艺术史就是不
能忘记的了。时至今日，蒲州周围地区的书法爱好者们，仍然喜欢研习颜体，这当然是颜体书法艺术魅力的表现，是蒲州文化绵延承续的表现。另一位蒲州长官是珲（736－800），是少数
民族，世代为唐将，安史之乱随郭子仪平叛，收复两京、勤王保驾，立下了很大功劳。后来蒲州守将李怀光叛乱，是他来讨平的。他就留在蒲州担任府尹兼节度使。主政蒲州，竟达16年之
久。这位蒲州府尹是武将出身，镇守一方，安定地方，自然得心应手，没想将军还喜欢文事。他不是一般武将的暴烈狂傲的作风，而一直保持忠诚谨慎的性格。给朝廷的供奉，他要亲自过
目；朝廷来的东西，他要下跪接受，朝廷一直对他十分信任。那时候朝廷对节度使是又不放心又不敢得罪，有什么不合适的意见和要求，都予以姑息，只有对珲该批评就批评，该不答应就不
答应。珲心里是清楚的，朝廷不怀疑他，别人挑拨中伤，都离间不了他和朝廷的关系，于是就有更多的心思发展蒲州的文化。修建文宣王庙，设立蒲州高等学府，就是他当政时候的事。一个
行伍出身，厮杀半生的武士，在历史上留下的重要一笔，是对蒲州教育文化事业的贡献。
……
绿莎厅里，虫鸣声声，花香缕缕，蒲州的文化人呼朋引类，高谈阔论。谈着谈着，他们把唐诗由五言进化为七言，定型为七律，丰富了诗的表现能力。谈着谈着，他们把魏晋志怪小说进化
为传奇，使小说成为更加成熟的叙事文体。谈着谈着，他们把骈俪体运动成散体古文，使散文更好地表达思想记叙现实。“绿莎厅”分明是唐代时期的艺术沙龙，是**别的艺术殿堂，分明
是唐代文化大军前进路上的宿营地；蒲州，理所当然应该誉为唐代文化快速演进的里程碑，誉为唐代贮存文化成果的国家仓廪。
透过历史的烟云，我们仿佛还能看见，在蒲州的晴朗天空下，在蒲州繁华的城乡土地上，祭祀天地神圣的仪式在庄严地进行着，佛事道场的香烟在袅袅地盘旋着，演兵场上十八般武艺在认
真地演练着，蒲津桥畔笔挺站立的军士在严密地驻守着，平川滩涂丰收的棉花在忙碌地采摘着，中条山脚下柿树林里果香在浓浓地飘散着，工场坊间的蒲纸蒲笔在紧张地制造着，宫用作坊的
“毡翅扇”在精心地刺绣着，“绿莎厅”里文人墨客们在恣肆汪洋地高谈阔论着……
大唐蒲州，这样在历史中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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