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性格由来_侯艳妮
如果把我的性格分成十分，从骨子里来算，大概会与父亲相像五分，与母亲相像五分。这倒是个恰当的比例，在血缘关系和血脉继承上，我属于比较平衡的一类。父亲年轻时，性格是非常绵善的。他在村里有着很好的人缘。父亲喜欢打牌，在我六岁上小学一年级时，他已经跟着爷爷跑了几年运输。有时出车回来，在家歇的两三天，父亲便会找人打牌散心。父亲的牌友有老有少，有男有女。父亲与叔伯兄弟们玩麻将，偶尔也玩牌九，输赢都很顶真。我不喜欢看父亲玩麻将与牌九，因为母亲为此吵闹过很多回，甚至打架，摔烂过一只红塑料壳的暖水瓶。而父亲与婆姨婶娘们玩纸牌，母亲是任其自由的。母亲得知父亲在巷里玩纸牌，她就在家里消消停停地洗衣服，洗完了衣服再做饭，等做好了饭，她会用悦耳的声音唤我去喊父亲：“妮妮，叫你爸回来吃饭。”
父亲与我称呼奶奶的一帮老太太们玩的纸牌，上头画着各种各样戴着皇冠的外国人儿，我看不懂。我蹲在父亲脚边，等他把最后一把打完。奶奶们的眼睛似乎都看不清楚东西，要研究很久才出一张，我只好数起地上的蚂蚁。我的魂早被母亲做的鸡蛋饼的香味勾走了，父亲在城里买的午餐肉也摆上了桌，我催促父亲快一点。一个戴花镜的姨奶从她的棕色夹袄里来回掏了几下，然后塞了两颗枣蛋儿到我手里。父亲很招这几个年纪大的奶奶们喜欢。父亲与她们打纸牌，说些俏皮话逗大家开心，牌资不过几毛钱，每次额外多留块儿八毛买瓜子和花生。所有这些，母亲是知道的。因为父亲讨喜的缘故，婆姨婶娘们表现出了特别的德高望重和大方友好，甚至连带喜欢上母亲和我，以及小我两年出生的弟弟。
父亲以他一个人的魅力，换了全家在村里的好名声。那时候，我已经上了三年级，学校在东巷与西巷交界的村中央，学校门前有一片青苗，以前我们管青苗叫“甜甜树”，长得一人高，成熟后咬着把皮撕开，汁水溢出来，嚼着像甘蔗的味道。因为是个园子，所以又叫林园，林园有人看护，但总有人给我折一根，让我带回家。另外，那时候过年，村里有些人家会在家里炸麻花，父亲如果去了炸麻花的人家玩牌，我去找父亲，就能吃到新出油锅的软软的、香香的麻花，那种味道简直能把人馋晕过去。
相较父亲，母亲的性格就强硬一些，按现在流行的话讲，叫虎妈。母亲年轻时，是出了名的利索人，要强，能干，不服输。她刚嫁给父亲时，不会做馒头，让我奶奶轻看了几天，一赌气学会了所有做饭的本领。母亲出阁前，是娇生惯养的，十指不沾阳春水，为人妻为人母后，虽然吃喝上没受过大制，也会与父亲偶尔吵闹，但她与苦基本是无缘的。有几年，家里出了个小变故，她与父亲一起外出跑车，那一两年，算是母亲经历的最艰辛的人生风雨吧。姥爷知道母亲脾气强，总说：“得亏遇到了好人家，得亏遇到了妮娃儿她爸。”
母亲用着一种特殊的方式守护着这个家。当年，她一个人给家里七八个司机做饭，热天，在狭小的屋子蒸馍，热汤面、绿豆汤在锅里连番滚着‘咕嘟’，父亲和司机们光着膀子，或坐或站，在敞天的院子里等着开饭。母亲一个人在屋里忙，我们作为她的孩子，却没有一个人能想到帮她剥头蒜、添点水。那时我们在上学，我们身上有着父亲母亲寄托的厚望，学习比天大，轮不到我们做饭。母亲做的饭被大家一扫而光，她还要一个人洗锅刷碗。至于洗衣服、做家务，那也是干不完的活。
母亲那些年脾气大，对我们的管教极为严厉，绝对算得上硬派风格，打、骂都是平常的事。难能可贵的是，也正因此，我们能够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能够成为正直的人。有一年，弟弟用小刀划拉了院里的一棵树，那院是养鸡场的院，我们租住在养鸡场的职工宿舍，住了三年。管院子的女人把难听的话说到了母亲面上。母亲那天打了弟弟，很粗的树枝，硬是打断了。我也没少挨揍，在母亲眼里，我们都是她的孩子，孩子可不分男女。我被打的原因大概是不会做事吧，从小笨手笨脚，不像妹妹机灵。我干活慢，也挨骂挨打。打过了，母亲的心里应该也会疼，但那时，忙碌已经让母亲忘记了疼。我们在母亲的棍棒下一一长大成人。
我在村里上学直到三年级。我在村里的时光，是无忧的，是自由的，更是勇敢的。那个时候的我，拾麦子，捡知了，灌“禾鼠”，踩二婶家的“蚂蚂撇风”（蚂蚁），最让我有成就感。我的“女派疯”的名号是我母亲叫的，后来一直传到了姥姥家。姥爷听回娘家的邻居老五的闺女说到我的张狂，次日专程赶到我家，质问自己的女儿也就是我母亲到底如何调教他的“外孙女”，怎么就难治了？我母亲不知怎么答复的姥爷，那个白日上午，我在学校，不得而知，中午回家吃饭，姥爷坐桌边儿暗地里观察我有无正形，还好我那日表现正常，不然，姥爷也不能下午就骑车打道回府了呵。姥爷四年前因为白内障，眼睛动了个手术，我见他时，未语泪先流，姥爷见我弱不禁风的模样，感慨：“妮娃儿，不如小时候派疯时候的好……”我母亲也附和：“是呀，小时候啥都不怕，现在动不动就哭，没出息。”姥爷希望他的外孙女坚强，我的母亲也希望我坚强。
我小时候真是疯，疯得没正形，为个什么东西，把个男同学追得满巷子跑。我不仅疯，还胆大，无法无天，唯一可取的就是懂点道理。懂道理就好，还有得救。我收心的时候是二年级，联校给我们派了个年轻校长，后来又来了位可爱的女老师。女老师爱美，她的爱美传染到我们这些女学生，没事抹抹指甲，涂上口红，扭扭捏捏地织毛衣，一个个都跟小怨妇似的，拿两根棒织“裤带片子”。“裤带片子”开始不是“裤带片子”的，原本是要织发带或者什么的，可织得起劲，比赛似的赶着织，织得长了。我父亲一次早上穿裤子时把裤鼻弄掉了，我母亲索性拿了我的“裤带片子”给他用。我那会可不愿意，我母亲厉声说：“头什么带，就是个‘裤带片子’！”所以，现在我的脑子里就只有“裤带片子”还有“裤带鼻子”了。我的本该温柔可人的童年，似乎失了些美好的模样。
联校校长有次替一位老师的课，让同学们上讲台分享助人为乐的感受，我当时讲了一句话：“这个问题，我希望帮助某某某理解。”联校校长因为我说的“理解”这个词，着重夸奖了我，他说我说了一个中性词。那个时候我上二年级。二年级的我，是全校订阅报纸最多的学生，每一期的《小学生拼音报》，我都认真看过。父亲和母亲从来没有在学习上让我们捉襟见肘过。我从小到大，在学习上，一直是“富翁”。
关于父亲母亲，我想写很长的一篇文字，看着他们一日日多起的白发，一天天驼起的背影，我深沉的血肉之情，每天都在奔涌，我还不能够让父亲和母亲真正省心，还要让他们为我而忧心。我不争的命运促成了如今的现实，我只能望天长叹。岁月的光，不仅照亮了那广阔的天地，也照亮了我的心。我只愿父亲和母亲能够看到。我希望他们懂得我这个女儿要选择的路，那里人烟稀少，但依然望得见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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