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铁 _杨自莹
拖拉机站解散后，父亲从“国家农民”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这一年，父亲36岁。在此之前，我和父亲之间是生分而客气的，因为，他这个“国家农民”常常驾驶着“东方红”犁地耕田，以后又开着“铁牛”东奔西跑。在家里，我能够找到一张父亲和“铁牛”的合影，却找不到一张我们父子之间的合照。他与铁的距离实在比我们父子之间还要近。他能够毫不费力地把一台柴油发动机鼓捣得运转起来，却不见得知道儿子的脾气秉性。
少年时代，我和父亲之间没有故事。我唯一记得的一件事，就是某年某月某日，父亲被拖拉机站的几个叔叔背到家里并抬到了第三间厢房的炕上。我当时就在院子里，并一直跟到了厢房，我看到父亲脚上缠绕的白色纱布。我隐约地明白，父亲受伤了。第二天，我又莫名其妙地来到父亲养病的房间。我记得房间没有其他人，就我们俩。我看了他一眼，但又没有走上前；我还看到了旁边粮柜上放着一张烧饼，但又不敢拿。他在炕上，大概也看出了我的心思，脸上热热地说：“吃，你吃。”我怯怯地拿了饼，就出去了，也没和他说什么话。这是我少年时期和父亲的一次“面面相觑”，他说话有些客气，我见他有些生怯。
少年时期的我对父亲的印象好像基本没有，如果说有，好像也来自那张他与拖拉机的合影。照片上的父亲高大英俊、神采奕奕，加上拖拉机的衬托，更显得他有几分铁骨豪情。
父亲眼前的铁最终离父亲越来越远。对于父亲而言，这几近于“铁殇”。这个与铁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壮汉，最终没有靠铁吃饭，也没能吃上“铁饭”，现在他不知道该如何与土打交道。但或许就是这次“铁殇”，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铁有时候也是不可靠；但也就是这次“铁殇”，让他认定了一个死理，让孩子读书，不能走自己的老路。
在此之后，我成了一个复读生，从希望到失望，从失望到希望。在这样的轮回中，我渐渐趋于麻木。可父亲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流露过半丝愠色，发过半声叹气，说过一言半语过头的话。我想，他这个庄稼汉大概也不知道如何劝我，如何安慰我。他大概知道，无声是最好的语言，时间是一味最好的药。我看过网上的一篇文章：父亲的胸怀、母亲的情绪是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我想，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父亲的耐心韧性、包容包涵是多么的“自作自受”，他宁肯一个人受罪，也不让我觉得“无所适从”。他宁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不无事找事。
但这个被铁所伤的男人还是忍不住说了一句话，一句改变了我一生的话。那是一个大热天，父亲和我在大田里锄玉米。我在前面，他在后面，锄到大桐树跟前的荫凉下的时候，父亲轻描淡写而又试探性地说：“再试一次吧！”
那时，风很柔和，天更加辽阔，就因了父亲的这句话，我又鼓起勇气踏上了征程。
我考上大学了。父亲从街上抱回一个西瓜。我记得，那时已渐近仲秋，西瓜切开，瓤口晶莹，入口即化，甘甜绵爽。他只吃了一块边角，然后看着我们吃，也不言语，但明显是满足的样子。其时，三弟的中专通知书也下来了。这个半辈子与铁打交道的人，在我们身上似乎又找到了铁的感觉。现在想来，父亲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从自身的经历中悟出了一个平凡的事实，那就是只有多读书才有好出路。所以他在我们读书这件事情上才不遗余力，不计得失，才扭成“一根筋”。他有一种朴素的见识，并把这种见识一以贯之。他与铁打了半辈子的交道，铁早已融进了他的身体。
我上大学的第一个麦前，有一天收到家信。父亲在信中寥寥数语：功课如果不紧，能不能告假几天，回家支农。我这才想起，他这话在大过年的时候就已经说过。我知道，家里一下子走了两个劳动力，他实在是没有办法才给我写信。父亲这个铁人，终究不是铁打的。
我长大了，工作了，开始教书。父亲并没有什么“谆谆告诫”，他大概觉得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他大概觉得他这个农民已经不能给我这个曾经的农民什么高深的道理了。其实他也并未曾说过什么高深的话语啊，但他又好像什么都说了。他对我不闻不问，只是抽他两毛五一盒的农工烟。
我的话明显地多了起来，这是我做老师的职业习惯，还是我的本性，还是我也做了一个父亲的缘故，我不得而知。我不是话多，我有时候简直就是直言快语，毫不顾忌他的感受。有一次，他在我的楼房里住着，半夜四点多把电视打开，尽管声音已经调得很低很低，我还是听见了。我不由地责备他惊扰了我。他还是无语，默默关掉了电视。
空气的凝滞让我突然间感觉到一种负罪感，父亲的无语就像一把刀刺到了我的骨子里，那曾经似铁般挺立的脊梁历经岁月腐蚀，早就有了弧度，望着那弧，我的眼睛湿润了。
父亲啊，你已变成了一把骨头，比铁还硬的骨头，总是在硌疼我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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