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源起河东”说
晋侯/文
周封唐于河东夏墟之地，其实就是周人重返故里。20世纪30年代钱穆提出“周人盖起于冀州，在大河之东”的论断，开辟先周史研究新天地，经过几十年的考古挖掘的佐证，周人源起河东的说法更贴近于历史真相。
钱穆新证
1930年，钱穆离开苏州来到北平讲授国文时才36岁，此后，他接连完成了几部最重要的著作。钱穆先到燕京大学讲国文，后来又到北京大学讲历史，他的讲课方式是演讲，“他一登讲坛，便全神贯注，滔滔不断地讲。以炽热的情感和令人心折的评议，把听众带入其所讲述的历史环境中，如见其人，如闻其语”。他的学生李埏回忆当年听课时的情景说，教室爆满，一些职员和教授也来听讲，盛极一时，被称道为“北胡（胡适）南钱”。
年轻而才华横溢，又能别出心裁，这就是钱穆。别人讲古代史都是顺着尧舜禹、夏商周讲起，但钱穆却要从战国讲起，然后倒回着进入春秋、西周，以后面的事实来佐证前面的可能。他一边写《先秦诸子系年》，一边照此文本演讲自己的见解，独到而有趣味。
北平藏书丰富，钱穆称“北平如一书海，游其中，诚亦人生一乐事”，他自己也嗜书如命，五年里省吃俭用的薪水竟然买了5万册约20万卷的书。
优越的著述环境打开了钱穆的创作源泉。在燕大，他完成了一生都引为自豪的《先秦诸子系年》，这也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考据名作。在北大，他完成了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尤其是自认为是“考论古史地名一费力之作”的《周初地理考》，提出“周人盖起于冀州，在大河之东”，颠覆了以往周人源自陕西的定论，震撼了学术界。
各说并举
关于周人起源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钱穆之前与钱穆之后。
钱穆之前，绝大多数人认为周人起源于陕西武功县，而后建立了包括天下共主的春秋、战国时期在内的八百年政权统治。《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故邰城一名武功城，在雍州武功县西南二十二里，古邰国，后稷所封也，有后稷及姜原祠。”这是该说法的重要根据。即便是《水经注》中关于渭水的注解里也说周人的始祖后稷所封的邰就在武功。后世一直认定，周朝先祖最早的活动地区是在渭河北岸。
此外，还有一种说法是周人源自甘肃。《国语·周语上》：“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窟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不窟故城在庆州弘化县南三里。”于是，还有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周族真正祖先是不窟，他居住在今天的甘肃庆阳一带，至于后稷，只是把他当作传说人物，不作实地追究。所以，他们认为周人起源于甘肃东部地区，后来才迁徙到陕西岐山。
更有一种比较特殊的说法，是周人起源于新疆。这个说法来自《山海经》，比如《西次三经》提道：“南望昆仑，其光熊熊；西望大泽，后稷所潜（按，潜即葬）。”比如《大荒西经》提道：“有西周之国，姬姓。帝俊生后稷，稷隆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有赤国妻氏。”还有，《穆天子传》卷二中也讲述，周穆王西游“春山”（又称葱岭，即今帕米尔山），至赤乌氏之邦。赤乌人献酒等食物，穆王受之曰：“赤乌氏先出自周宗。”在这些记载里，周人的祖先似乎真的出自新疆，作为记录上古历史的《山海经》，也许保留着最古老的记忆，而事实无非是周人的一支从陕西、甘肃一直播种百谷到了新疆。
源起河东
钱穆之后，许多著名专家学者如吕思勉、陈梦家、王玉哲、田昌五、李民等都赞同钱穆提出的“周人盖起于冀州，在大河之东”的见解，并都作了论证。他们认为，尧、舜、禹的活动中心在晋南和豫西北，周的先祖也应该属于他们中的一部分。
比如《墨子》的尚贤中引了“先王之书”“（尧）乃名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禹平水土；稷隆播种”。比如《尚书·尧典》中记载，帝舜曰：“弃，汝后稷，播时百谷。”比如《逸周书·商誓解》记载，周武王说：“在昔后稷，克播百谷，登禹之绩。”这说明周人的始祖弃在担任后稷之官后，经历了尧、舜、禹时代，“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所以，弃的来历和尧舜一样，不可能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族群的代号。如果说尧发明了烧制器具，舜发明了节气，弃发明了五谷，他们的组合是一个很优秀的生存团队。
《史记》中有明确记载：“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弃在成就功名之前，“播时百谷”。他解决了黎民百姓的吃饭问题，这便是民以食为天。后稷在晋南培育了物种，繁衍生息，周人部落开始壮大，占据了河东一带。后来，后稷被尧、舜重用，建立卓著的功勋，有了封地，逐渐形成了最初周族。
弃的封地在邰，邰是周人的起源地。邰在哪里？就在山西南部河东一带的闻喜、稷山附近。根据《左传》中昭公元年的记载，“邰”原作“台骀”，是汾河之神，后人把这个神话之名转化为地名，将两个同音字缩并成一个字，然后加了“邑”的偏旁成了“邰”，在今天的临汾、运城还有台骀庙，便是远古的遗存。
关于后稷遗存的记载，《水经注》中，“汾水又经稷山北，（稷山）在水南四十里许……山上有稷祠，山下有稷亭。”《太平御览》卷四十五引《隋图经》说，“稷山在绛郡（今山西稷山县），后稷播百谷于此山。”相传，稷王弃跟随母亲姜嫄住在稷山，教人播种百谷，闻喜县西北稷山下有姜嫄墓，河东一带的稷王庙、后稷祠、后稷亭、稷王娘娘庙等遗存较多。
出入夏墟
周人生活于夏代，随着国家中心的转移迁入河南，此后如《史记·周本纪》记载，“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不窋带领族人返回河东，但为何说是奔戎狄之间而去？当时晋南已不是政治中心，被戎狄占领，这与周朝初期晋国建立时的外部环境是一样的，四周都是戎狄。
以考古为证，晋南是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分布区，二里头类型是中原龙山文化王湾类型发展而来的。东下冯类型与陶寺类型两者年代互相衔接，但陶器在很多方面却不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对于在夏朝初期，晋南地区东下冯类型取代了陶寺类型，考古学家李伯谦认为，很可能是太康失国、后羿代夏以后形成的夏文化。二里头类型是夏文化，自古以来晋南被称为夏墟，是唐尧部落的遗存，周人本来是夏人，他们在河东一直生活到夏朝末年。
周人生活于商代，依据考古资料来分析，河东在商代属于二里岗文化分布区，出土的器物与郑州二里岗是一致的，和夏朝的东下冯类型之间没有继承关系，这说明河东又发生过一次巨变，那就是商人进入，周人躲避，不得不迁徙进入戎狄的地盘。他们外迁到哪里？向北与往东，是晋东南戎狄之地，向南是黄河与秦岭，难以逾越，只有选择向西和西北方向，所能落脚之地还必须是一块肥沃的平原，方能安定下来继承父辈遗留的农事。
大群族的迁徙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史记·周本纪》记载：“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国语·周语》说：“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谯周曰：“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数也。”此处已经点明，从后稷到不窋，再从不窋到公刘，这三个关键性人物中间缺失了一些人。再根据《史记》，不窋到古公亶父，传11代，而成汤到祖甲，传24王，所以，周人的族谱被简略了，尤其是公刘之前的创业者，几个人归于后稷名下，不窋也同样。
所以，周人在夏时返回河东，在商时被赶出河东，都是“在戎狄之间”。
之后的迁徙脉络在《史记》中很清楚了，“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公刘上下几代人的迁徙，途中，“陟则在巘，后降在原”，除了爬山就是爬山，为了寻找另一块类似河东的平原，“逝彼百泉，瞻彼溥原”，希望能找到像河东那样有丰富水源之地安营扎寨，耕作繁衍。“溥”，大的意思，这样的塬在黄土高原上比比皆是，他们翻山越岭，永不放弃。终于在豳（今陕西旬邑一带）建立大本营。商代中期，周人的早期文化孕育在泾水中游地区的子午岭、六盘山和陇山环抱的一个半封闭地域。
接下来就是古公迁岐，周人进入关中，关中以扶风为界，东部是商人版图，西部是羌人领地。随着周人势力壮大，商人从关中东撤，便是“季历来朝”“武乙赐地三十里”。之后，为了遏制周人扩张，文丁杀季历和帝辛囚西伯昌。但最终还是周灭了商，继而将夏墟之地封为唐，周人以胜利者的姿态重返河东。
综上所述，可以总结出周人的迁徙路径，最初起源于与尧舜禹同时代的河东，然后随夏朝入豫，再返回河东，然后西迁到达陕甘一带，最后落脚岐山，在灭商后，周人重返河东夏墟之地建立唐，这是一部历经千年的迁徙图——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
（《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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