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耀鹏西阴论坛论“二里头文化、夏文化与'中国'形成标志”
西北大学教授 钱耀鹏：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在讨论中华文明起源时，一个国家及其形成标志的确定原则问题，在涉及二里头文化、夏文化挖掘研究时，不可避免要涉及这一概念。
在探讨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问题时，首先需要立足于中国古代国家的历史演进特点，着力构建契合中国实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形成标志。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特征的重要基础是复杂的地理单元以及重瓣花朵式多元文化格局，多元区域文化和社会治理效能的此消彼长及交互作用，不仅增强了多元区域文化之间的统一性（以鼎、鬲等三足器为代表），还以兼容并蓄的方式构建了文化融合和空间整合的连续性社会演化道路。
在不间断连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每个社会阶段往往都具有承上启下的演化特征。因而，要构建颇具中国特色的国家形成标志，应当认真梳理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纵观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周代的国家形态相对较为清晰。周代对国家的认知和理解，可以作为构建中国古代国家形成标志的重要依据。
周代以来所谓的“中国”，应是指信奉礼仪制度、秉持公平正义的“中正之国”，拥有统合诸侯国乃至引领偏远政权的政治伦理规范及实际节制能力。基于礼乐教化的长期影响，包容式“和而不同”逐步转化为融合式“和而趋同”，潜移默化地达致文化认同、制度认同和思想认同，奠定了历史时期“华夷之辩”的思想基础。
由此可见，根据先秦史籍所载国家观念的启示，或可将五个方面的特征作为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标志。祭祀性标志，即“万物有灵”观念下的祭祀对象广泛，但作为国家祭祀则主要涉及天、地、祖先（含远祖）等。
军事性标志：城防类设施以及是否存在以军事贵族和职业战士（可随葬武器者）为核心的常备军事力量。礼仪性标志：即是否存在以等级制为基础的礼仪制度，尤其承载礼仪制度的礼器等是否存在跨区域或跨文化的融合现象。
空间性标志：即以西周时期伯一级的诸侯国为参考标准，衡量是否存在可以控制相当或超越今日县域范围的大型聚落遗址（含宫殿类建筑、核心手工业，以及城市腹地等）。
时代性标志：即一旦特定区域内出现了堪称“国家”的社会组织，无论周邻社会组织的空间规模是否达到或超越了今日之县域范围，皆可因涟漪或模仿效应而形成封邦建国的时代潮流。另外，无论丧葬记忆、口耳相传、结绳记事，还是书契记载，有意识的历史记忆尤其英雄人物（祖先）传说，也应与社会复杂化进程有关。
上述标志若以聚合的形式，全部或大部见于县域或跨县域大型聚落遗址（需要排除实物遗留及考古发现的偶然性因素影响），当可认为国家已经形成。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