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山陕会馆戏楼
聊城山陕会馆戏楼 王运华 供图
徐胤 韩银亮/文
聊城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明清时期，运河南北通航，商贸兴盛，繁荣的经济文化给戏曲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各类戏班进京演出，途经聊城时收徒留痕，生根发芽，更加促进了戏曲的发展。彼时，各种戏曲流派争相登上运河西岸的山陕会馆戏楼演出，戏班艺人留存的墨迹见证了聊城戏曲事业的繁荣。
山陕会馆今存亭、台、楼、阁160余间，戏楼是第一进院落的主体建筑，位于山字形建筑中间，与大殿相对，坐东朝西，为二重檐两层台楼。清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因艺人失误导致舞台失火，戏楼及两侧的钟鼓楼全部被焚毁。道光二十五年，山西、陕西客商又聘来工匠，重新进行了修建。
笔墨留千古，悲喜示后人
中国戏曲最原始的功能是祭祀娱神。山陕会馆不仅是京杭运河上的一处商贾联谊之所，也是一座用来祈福的关帝庙。传说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是关羽单刀赴会的日子，农历六月二十四是关羽的诞生之日，每逢这两个日子，会馆会唱戏3天，表达对关公的敬仰和崇拜。
戏楼东墙上设有神龛一座。转到戏楼后台，沿着墙壁走进二楼两侧的化妆室小间，便会发现墙壁上至今还留存着当时戏班艺人的墨迹，隐约可见从1845年至1919年间，各地戏班艺人用毛笔所题写的常演传统剧目和打油诗，以及戏班的题名和演出活动。有些艺人还在后台墙壁上写下对“戏东”“班主”及朝廷时局的牢骚和抗议。例如，咸丰五年，德凤班的艺人在北化妆室墙上所题的“二府五县子弟班，会馆唱了整三天，戏价京钱十八吊，还有两天凭良心”，表达了对会馆执事人员看戏付费太低的不满情绪。
春夏秋冬，周而复始。无论在舞台上扮演的是才子佳人还是帝王将相，卸下脂粉，还是得面对人间的苦辣悲喜。戏班艺人留下的这些墨迹虽然已经模糊不清了，但对研究中国近现代戏曲史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演出剧目上百种，见证戏曲繁荣
清末民初，河北梆子（旧称“乱弹”）盛行于京津冀地区及山东聊城、德州一带。传统剧目《庆顶珠》《宝莲灯》《蝴蝶杯》《斩子》《伐子都》等也见于戏班艺人留下的墨迹中。此外，记载本地戏班演出活动的内容也不少，如咸丰年间的“本城小三班”“本城盛凤班”，以及光绪年间的“茌平万庆班”，都在会馆戏楼演出过，但这些戏班表演的什么剧种，尚无考证。
明中期到清中期，徽商在大运河沿线山东区域势力强盛。乾隆时期，“三庆”“四喜”“同庆”等徽班相继进京演出，途经聊城，在山陕会馆留下了《大赐福》《龙虎斗》《赶三关》之声。清中期后，山西、陕西客商势力兴起，徽商的势力逐渐衰退，徽班也受到影响。商路即戏路。商业的兴衰，影响着商贾家乡剧种的流传范围。
山陕商人云集，秦腔乱弹盛行。晚清到民国时期，秦腔（又称“陕西梆子”）在聊城一带颇为流行。临清、清平（今属高唐县）濒临运河，戏楼墨迹中有《青石岭》《美人图》《忠义图》《五福堂》《八义图》《法门寺》等剧目，亦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建于西安的易俗社到访的记载。由此可见，当时陕西秦腔戏班来聊城演出者不在少数，推动了秦腔在聊城运河沿岸地区的传播。
山西梆子（枣梆）、临清吹腔、罗戏（大笛子戏）等剧种也聚集东昌府，“打卡”山陕会馆戏楼，各类剧种汇聚碰撞，孕育出新剧种。山陕会馆戏楼见证了聊城商业的发展，也见证了戏曲艺术的百年沧桑。
（《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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