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 杨永敏 文
母亲殁的第二年，二哥也走了。二哥是得脑溢血去世的。他走的那一天，侄子从河津老家打来电话，哭着告诉我，说他爸快不行了。我急忙从运城赶回去，二哥在医院已不省人事，身子还在不停地抽搐。二嫂贴在他的耳边轻声喊道：“三弟来看你了！”二哥好像是听到了，嘴唇动了动，便闭上了眼睛，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和他深爱的这个世界……
二哥离世时整整58岁。父亲当年也得了脑溢血，走时也是58岁，也是这样的六月收麦时节。
二哥比我大八岁。打我记事起，他就开始帮父母干活了。那个年代农村还很落后，我的家境也很贫困。大集体年代，父亲经常带着大哥、姐姐和二哥下地干活，母亲料理家务照顾我。春种、夏收和秋播是一年最忙的时候，母亲总是早早把饭做好，小心翼翼地把饭菜装在竹篮里，抱着我到地里送饭，老远就能看见父亲、大哥、姐姐们在干活，尤其是二哥身材单薄的身影。
我上小学二年级时，二哥就辍学了。他不是学习不好，更不是不用功。二哥对我说：他已经16岁了，应该帮父母干活，不再让家里受穷，让父母受苦，嘱咐我好好读书。16岁正是人生成长最美的年华，早早省事的二哥，为了这个家，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学业，毅然挑起家庭重担，从此成了辛勤作务庄稼、一辈子厮守土地的农民。
当了农民的二哥，很精明，也很能吃苦，庄稼活样样拿得起放得下，无论是担粪、起猪圈，割麦、掰玉米，犁地、耙地、摇耧，样样精通。大哥结婚后是村里的电工，又有修电器的手艺，经常为忙村集体的事不着家，地里的活大多都是二哥帮衬着干。80年代初，农村开始实行土体联产承包制，我们家分了五亩水浇田、三亩荒沟地。那一年，大哥已和我们分家另过，姐姐也嫁到十几里以外的坡上，家里的农活全都靠二哥和父亲。平整田地，犁地撒粪，摇耧播种，锄地除草，开渠浇水，父亲和二哥精心侍弄着自家的田地和庄稼。
庄稼人在土地上讨生活靠的就是受苦出力。每一分收获都是一滴汗水摔八瓣换来的。每年的收麦最劳累。六月收麦扛日头，东山背到西山落。一捆捆的麦子割倒捆好拉到场院，堆得小山一般高。盛夏酷暑摊场碾场，起场扬麦，浑身上下全是尘土麦屑，像个土人一样，二哥那黝黑的面容，汗水冲下道道印痕，衣服早看不出什么颜色，他那本不强壮的身子，不知怎么应对这一年四季日复一日地艰辛劳作。收获的麦子把我们家的五口黑瓷大瓮装得满满当当。从此，家里终于告别了啃玉米窝头喝玉米面糊糊的历史。
二哥能吃苦，也心灵手巧。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玩具对我们这些农家孩子是极奢侈的。童年的我对二哥最为佩服，他经常变着法地制作出各式玩具哄我开心。春天的时候，他会爬到高高的树上折几根嫩绿的柳枝，用小刀切成短节，三转两扭扒下皮，在小管上开个小孔，一个能吹出好听声音的柳笛让我非常欢喜，我走到哪儿就吹到哪儿，也把快乐带到哪儿。家里小平车上换下来的废旧内胎，他拿剪刀裁出长短一致的皮筋，绑在木杈上制作成一把弹弓，带我到沟里去打野兔、野鸡。他眼力好，枪法准，打回野兔、野鸡为我们解馋。他弄一根马尾系在长长的竹竿上，领着我爬到高高的树上去套知了，我跟着他学会了沉着冷静，养成了耐心的习惯。即便在柴火堆里随便抽出一根枣木棍，也会被他雕刻出一个精美的陀螺，我用鞭子抽那陀螺，旋转的时间又长又稳，常常令同学很羡慕，让我把陀螺带到学校去玩；到了冬天，漫天飞舞的大雪覆盖了村子的大街小巷和房前屋后，二哥把家里的筛子翻出来，在院子中央清扫出一块空地，用木棍做支撑，撒上一点吃的当诱饵，引一条绳子，他和我悄悄藏在屋里，待麻雀钻进去啄食，他对我小声发出“拉”的指令，那数十只麻雀就乖乖地成了我们哥俩的“战利品”……
那时候日子艰难，缺吃少穿，而我的内心却是充实而快乐的。因为有二哥的陪伴，他是我可以依赖的大树，是我的精神支柱，更是我的快乐源泉。母亲常说，手足情，兄弟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如今想来，那是最真切最恰当的比喻。
改革开放后，农民开始走向市场，精明的二哥当然不甘人后。他和村人一样，把自家地里种出来的各类水果、蔬菜、粮食拉到集市上卖，以改善家庭生活。仅靠这些当然不行，二哥每天早早骑着家里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出门，天黑才身心疲惫地赶回来，早出晚归挣钱。那些年，为勉强支撑我们这个家，为了早点娶上媳妇，二哥在北山下过煤窑，在工程队当过小工，在砖瓦窑背过砖块。那时的他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不是下煤矿，就是进砖窑，反正哪里挣钱就往哪里去，忙忙碌碌，从无空闲。那么忙那么累，每次回来，他都会从口袋里摸出几颗糖或者一个苹果，装进我脏兮兮的小口袋，亲亲地拉着我的手说：“吃吧，哥给你买的！”二哥脱下衣服洗脸擦身体时，我看见他的肩头后背全是深紫色绳索勒痕和被砖块磨脱了皮的水泡。我用手去抚摸那些伤痕，心疼得想哭，他却故作轻松地说：“没事的，睡一觉起来就好了！”二哥正是凭着这种艰苦的精神、不屈的毅力、勤奋的劳动，一天天改变着我们这个家庭的生活，也在一天天的苦干积累后娶回了二嫂。
二哥的命运极其不幸。我当兵后的第四年，一天傍晚，二哥开着三轮车去北山拉煤，装车时天太黑，左腿被煤坡上滚落下来的大煤块砸成了重伤，瞬间便昏了过去。待被人发现送到山下医院时，腿上的血管已经坏死并形成了血栓，万般无奈医生只得给二哥做了截肢。
坚强的二哥接受不了这个打击，一度曾有轻生的念头。母亲抱着他哭，求他想开些，说咱腿残了但命还在，一家人还能在一起，咱就是全全欢欢的一家人。大哥、大嫂，还有姐姐、姐夫都来劝慰，门前屋后、邻里乡亲都来看望他、开导他，特别是在二嫂无微不至的关爱下，二哥终于振作起来。
一年后，二哥在西安装上了假肢，只经过两个月的磨合锻炼，就很快适应了。二哥依旧闲不住，每天不是在地里忙庄稼活，就是开着三轮车给村子里盖房的人家和厂矿工地拉土送料。春种，他瘸着腿，扶着锄，照样在地里除草、施肥、浇地；夏收，他开着新买的收割机，又忙着为村里人抢收小麦；秋播，他还是驾着翻土机打理农田，撒下种子。即便冬闲，他又从农机站接回一台脱粒机，走村串巷为乡亲们脱粒玉米。
我转业到地方工作后，每次去他家，大门多半都是铁将军把门。我知道，闲不住的二哥带着二嫂外出干活了。电话打过去，他不是在地里干活，就是在帮别人家脱粒玉米，要不就是为工地上拉砖送水泥。二哥想的是，要想过好日子，活得有尊严，早点为侄子娶上媳妇，就必须付出比常人更多的艰辛和努力。他愣是凭借着自己的一己之力，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风生水起、有滋有味。他在自家的院子里，排排场场盖起了四间大瓦房，还在县城为儿子买了一套商品房。侄女出嫁，侄子结婚，他都办得红红火火、风风光光。母亲过世安葬，我原本不想让二哥负担费用，谁知他给管事的总管送去了一万元，说母亲一辈子辛苦，养活我们不容易，一定要把丧事办得风光，尽到儿子的孝心。我想拒绝，可看到他哭红肿的眼睛，要跟我着急的样子，也只好作罢。
我的二哥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坚强、乐观、积极向上，人生的道路充满坎坷，一身苦累，伤痕遍布，但他从不言放弃，仍以积极心态直面人生。他以残疾之身，勇敢做生活的强者。在他人生的词典里没有怨言，没有失败，更没有躺平。他站起来是天，俯下去是地，他是我心目中高大的丰碑，是我人生路上的灯塔，是我铭刻在心中生命的传奇——虽然58岁是他生命的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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