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说方言 散文 垣曲 王云洲
我的老家地处偏僻，在县境西南，与夏县交界。家乡人当然说垣曲话，但有些特别，主要是直而硬，发音比较特殊的是把普通话中的韵母un读成ui，如“滚”“棍”发成“鬼”“桂”音，“文”读成“围”，等等。词汇上最让人称奇的是把“大家”读成“托家”，把去崖边、树梢等危险地方叫“汗碜（读cei）”等。
小时候，觉得家乡话最好听，也最正确。过去，各地之间人们很少交流，我们能接触到的外地人就是河南、山东人，对操外地口音的，我们一概称为“噪噪话”，笑话人家，奇怪他们为什么那
样说话，而不像我们这样说话。
稍大后接触到同公社的安窝、河堤等村的人，觉得人家的话才好听，柔而甜，像是被黄河水被洗软了似的。跟他们说话得小心，如不注意把“滚了”说成“鬼了”，就会被笑话。1976年我去河堤
上学，一次在校园里开全校师生大会，老师让我读我自己写的一篇批邓文章，我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读成了“鬼鬼向前”，惹得同学们发笑，议论了很长时间，这些特殊的口音成了我们“山
上人”的符号，让我们自卑，以至于后来上了大学、参加工作以后，特别是与大地方大机关的大人物交流时，因对自己的普通话不自信，往往怯于说话，怕人听不懂或误解而笑话。可以肯定，
我因此一定失去了很多表现的机会，甚至误了功名前程也未可知。很多场合，听对方滔滔不绝，但也没觉得有多么高明多么深刻，敢说罢了。看，这方言与人生、事业也扯上了关系。
再说安窝、河堤一带的人，有些发音也极特殊，很奇怪，比较明显的是把普通话韵母为ai的，很多读为ie，如“窄”“摘”读作jie。这明明是他们口音奇怪，却仍然讥笑我们山上人读zai窄、摘是“撇
哩”。
在县一中高考复习时，地理老师是四川人，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上课不看学生，只朝前方望去，很有激情地讲“我们的国家有五十六个民族，除汉族以外，还有回族、藏族、蒙古族、维吾尔
族……”但把“族”皆读为“求”，把“国家”读为“怪家”。数学老师是上海人，大才子，吴侬软语，我们只是好奇而不敢嘲笑他。历史老师是本县东原人，口音很重。东原一带原属河南管辖，他们完
全是河南中原话，远比垣曲话接近普通话，但在垣曲，他们是小众，所以常被笑话。这位历史老师讲课，常被同学们哄笑，一次这位老师红着脸大发脾气，说你们不文明、不礼貌，少见多
怪！
山西各地方言差异很大，如果都不会普通话，简直无法交流。这与地处山区、交通阻隔 有关，与历史上的行政隶属也有关。比如垣曲沇河以东，坡根人说垣曲话，坡上的英言人历史上属河
南，他们就说河南话。还有古城三联、上庄，与英言地土相连，但却各说各话，口音明显不同。
我上大学时，同学遍布全省各地，多数人说普通话，也有少数人说本地方言。我宿舍有个万荣人，一天晚上睡觉时，因为冷，就说“赶快进屁窝”，我能听懂，他说的是被窝，其他几位不知何
意，一解释，个个捧腹。另一个是昔阳的，他的两个同乡经常找他玩，像别人一样，老乡之间一般都说家乡话，他们说昔阳话我们一句也听不懂。隔壁宿舍有个阳城的，尽管阳城与垣曲接
壤，但他们说话我更听不懂，直到大三以后，才能听个大概。
一次与一位平遥籍的同学聊天，我说黄河的故事，他说他也常在黄河边玩儿。我说你们不是离黄河很远吗？他说不远不远。我不信，就争执起来，吵了半天，原来他说的是汾河，把我气笑
了，揍了他一拳。
记得是第二个学期放假时，班里一个临猗同学代运城同学买火车票，却没为我代买。我问他，他说“不一路呀，我们走南同蒲，你东去阳泉。”我说我是垣曲的！他哦哦哦，说听你说话，一直
以为你是阳泉人。
一次，写作课老师在课程上举电、电灯的例子。他读的电字是四声，我以前一直读三声，好像垣曲人都是把“电灯”读为“点灯”。我认定这位老师读错了，下课一查字典，让我泄了气，直吐舌
头，幸亏没有自作聪明跟别人说。
给我们讲《现代汉语》的是位女老师，第一课就讲了几个她自己遇到的小故事。她曾在晋中某村下乡，晚上住在一老俩口家，睡觉前，老人的女儿对她说：“你晚上跟老爷子睡。”她又慌又
急，悄悄说“我跟你妈睡”。女子说是呀，再问才知道他们这里说老头子是指老婆婆，而把老婆婆称老头子，正好是反着的。一夜无事，早晨起来，房东女儿殷勤地打上热水，递上毛巾，对她
说：“你死吧，你死了我再死。”把她吓得够戗，但看女子，却是笑脸盈盈。她款款问道：“死是什么意思？”女子上过学，说就是洗嘛。嗨！
垣曲在晋南，隶属运城，南隔黄河与河南相望，东与河南交界接壤。垣曲话属晋南话，但与晋南各县方言迥然不同，他们听垣曲话很像河南话，河南人说垣曲人说的是晋南话。临猗人与万荣
人，芮城人与平陆人，虽然口音也有不同，但我们听起来差别不大，而垣曲话是如此特殊，一听就知道是垣曲人。不论在哪里，是闹市还是陋巷，在火车上还是军营，凭垣曲话认老乡保准没
错，一句就够。
过去编写《垣曲县志》的时候，对垣曲方言作过较为系统的研究。要说垣曲方言最大的不同，我认为要属所谓“黄”“红”不分，即普通话中的韵母ang、iang、uang等，统统读不出来，而读成
eng、ing、ong等，或者干脆读作uo，比如“黄河”读成“红河”，“黄色”读成huo色，就是大家说的长叫chuo，墙叫quo，娘叫nuo，床叫shuo等。依此类比，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垣曲人把姓张的
说成姓郑的，“想哩”叫“xuo哩”，“响啦”叫“xuo啦”等等。另外，比如把部分jing音，如荆、镜、井、惊等读为jie，等等。当然，还可以举出很多特殊的例子，但无论有多么特殊，多数还是与普
通话有对应规律的。我们研究方言，不是为了猎奇，而是寻找发现这种规律，同时发现现行方言中保留了古音的字词。另外，方言中有些健康的、生动的、有生命的、容易被大众理解和接受
的词汇，如果能被发现，并推广出去，或许还能纳入普通话被广泛使用，则功莫大蔫、善莫大蔫。
方言中的许多词汇，是很难用普通话加以解释的，再高明的语言大师、文字专家、作家，都难以精当释意，而只有说这种方言的人才深得其妙，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很多时候，只有用方
言才能最完美、透彻、生动地表情达意，而如果用普通话是无论如何也没有这种效果的。这些，正是方言的魅力，也是我们研究和保护方言的理由。
如果扩而大之，各国不同的语言也可称作方言吧。我大学学的是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原来一直认为汉语是最美的，博大精深，读起来抑扬顿挫，妙不可言。而英语根本学不会，也不想学，觉
得没用，更觉得不如汉语的文化底蕴深厚，也很难学，所以干脆就放弃了，毕业考试几乎全是抄别人的。后来，女儿上了大学，学的却是英语，她跟我讲了不少英语的美、英语文化的深厚，
我才不再固执己见，浅薄地傲慢。
在大学的课堂上，在很多讲台上和城市的人海中，我们听到的多是各种方言。我们是个多民族的大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但过去一直各自封闭，封闭、不交流才使各地方言固化，不同地
方的人说话互相听不懂，有的像吵架，有的像唱戏，有的如鸟语。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频繁交往，尤其是网络媒体，使普通话迅速普及，即使山村孩童，也说普通话，带
孙子孙女的爷爷奶奶，也不得不跟着“撇京腔”。至于官方会议场合、学校课堂、媒体等等，普通话已十分普及，偶尔听到个说方言的还很稀奇。这使得人们的语言交流没了障碍，十分畅通。
但是，方言之妙趣并不因此而丧失，我至今对一口临猗话讲宋词的姚教授、用上海话讲几何的林老师、用四川话讲地理课的李老师等等印象深刻，他们所讲的内容以及讲课时的神态让我难
忘，觉得他们可爱也可敬，让我们感到这是一个广阔的世界，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一个充满了神秘和个性的世界。
我这样说并不是让大家抵制普通话，而是说在普及普通话的同时，不要忘了自己的方言，更不应该把方言当糟粕甚至当垃圾。推广普通话也并不是要消灭方言。方言是地方文化的活化石，研
究方言，一定会有发现、有惊喜，会让我们穿越时空，寻微探幽，解析深秘的文化密码。
最后说几句题外话。过去，在对待方言问题上，很多人像我小时候一样，盲目自信自大，认为自己的乡音最好听，而且越是没出过门、没见过世面的人和不识字的人越自大，对外地口音一律
讥讽鄙视。这很符合许多国人的性子，好比从来见的是四条腿的长凳子，到外地见了三条腿的圆凳子，就觉得不可思议，甚至认为他们来路不正。也好像我们的一些先人，一向以华夏正统自
居，把其他的都叫蛮狄戎夷。我们要感谢有了统一的文字和普通话，这样，一个广东人和一个山西人就可以交流了。否则，各说各话，都说自己说的话才是对的，这官司没法打。有了普通
话，我们不用争，都以普通话为标准。我们研究方言也有了参照，就是将方言中的语音（声母、韵母、声调）、词汇、语法、俗语等与普通话相对照，找出方言中的特点和规律。当然，如果
有人出奇地偏狭，就不认这普通话，那也只好由他。这种人不是没有，用垣曲话说叫什么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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