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伯通：仇富是一个伪命题，流氓无产阶级一词可以休矣，是对人民群众的侮辱
我写的《谁站在穷人一边谁就是爱国》，有些号称左派人士，说这是流氓无产阶级的仇富言论。我赶紧查一下最早这个话是谁说的，原来是马克思说的。我并不认为马克思说的什么都是对的，而且根据他的定义来解释清末和民国乱世，是对应不上的，以其理论对照，那岂不是成了举国皆流氓了。有的人将毛主席三七开，那马克思自然也可以三七开，毛主席的三七开，是他生前自己说的，他的意思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但是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暂时就不能下定论，毛主席说，人无完人嘛！
为了说明人不可能一直是对的，他还举例说明了，“有人说我是无神论者，从小不信神，这就写的不对，我小时候就跟着母亲烧香拜佛的，当时我是相信神的，后来又曾经是无政府主义，唯心主义者，那篇写我的文章说的话不符合实际。那也是一种迷信，那样是不好的。”
“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还是会逾矩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什么都正确，这不符合实际，这有碍于通过自我批评，总结经验，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做到实事求是。从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这也是毛主席说的。
“那您相不相信有上帝”，外国记者问毛主席，“我相信有上帝，不过中国的上帝是人民群众”，毛主席很少给普通群众贴标签，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中，在灰色地带讨生活的一群人，他称之为“游民无产者”。
在《湖南运动考察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的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向来为社会唾弃之辈，实为农民革命最彻底、最勇敢、最坚决者。”这段话当时发表时被陈独秀删掉了，因为他打心底看不上这些人。
周伯通 · 2024-03-05 · 来源：兰香湾微信公众号
但是我们要站在历史的环境去看问题，现在如果碰到一个坏人了，我们骂他是流氓无产者，还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形成了“流氓无产阶级”了，那肯定是社会出问题了，病入膏肓了。
毛主席说，“这群游民无产者，如何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他后来确实做到了，将土匪都劝说到抗战队伍中了，他们也是社会中的被压迫者，只要思想转变了，他就能认识到压迫的源头在哪里，而不是去做“穷人互害”的事情。
而马克思贴的是什么标签呢，他将流氓、退伍士兵、释放的刑事犯、逃脱的罪犯、骗子、卖艺人、游民、扒手、下等魔术师、赌棍、皮条客、老鸨、挑夫、下流作家、拉琴卖唱的、捡破烂的、磨刀的、补锅的、叫花子等都叫流氓无产阶级，这是他1848年分析法国革命的时候写的，他最相信的是“工业无产阶级”，认为这群人才能做正确的革命。
于是一些留洋的，整天捧着这些西方经典比照着去干革命，干一次失败一次，于是纳闷了，为什么人家能成功，中国依葫芦画瓢不能成功呢？当时的中国有几个工人啊，人家已经是工业社会了，工人阶级人数多，当然可以搞成功。
后来毛主席说，革命的出路在农村，因为中国还是农业社会嘛，革命的中坚力量是农村的一无所有者，中农富农都是摇摆不定的，因为他们家有东西，万一支持你，你没成功，他就觉得损失巨大，但摇摆不定的，也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敌人。
马克思说，流氓无产阶级是最下层腐化的消极产物，无信仰、无操守，很容易被人收买，然后成为资产阶级的打手。也许他写的时候所处的环境是这样的，但并不符合中国实情，包括列宁的书，他也是参照欧洲发生的事情写的，苏联当初也属于欧洲的一部分嘛！不能全盘照搬过来用。
中国社会的理论创新很难，一旦一个人被神话了，你要质疑或发展他的理论阻力是相当的大，比如以前我长篇大论质疑孔子，被平台删了。外来的马克思、列宁理论亦是如此，像我这种身份的，去探讨去质疑，容易被人说是反动派。
那什么人可以质疑或批评，那就是取得了巨大的社会地位的人，比如毛主席可以把马列理论中国化，他也可以质疑孔子的东西，认为需要升级发展。现在也有不少社会地位的人，按道理有能力搞理论创新的，但是他们不搞，就直接搬美国的经济学、社科学，就是混日子而已。
我想和左派人士说的是，毛主席理论也是要发展的，至少要根据时代的发展，要有新的“术”的补充，比如毛主席说的公有制或集体制，那么在现代社会体系中，人人持股，算不算集体制呢，这都可以探讨的。像河南胖东来、浙江娃哈哈，给员工很多钱，给员工分房子等等，这个是做不成经济理论，这属于老板的个人善心，不具备普遍推广的意义。
毛主席哲学方向是对的，为什么他没有瞧不起马克思口中的“流氓无产阶级”呢，我通过读他的书，我是这样感悟的，如果一些生活无着的人，没有组织依靠，确实是流氓无产者。但是毛主席建了农会、工会、士兵委员会之后，农村小偷小摸少了，工人更团结了，老兵也不敢去打新兵了，因为他们有一句话，叫“有困难，找组织！” 如果我饿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我肯定也偷拿抢夺啊，这是被逼的，不是我天生就是流氓无产者啊！
“事实上，贫农领袖中，从前虽有些确是有缺点的，但是现在多数都变好了。他们自己在那里努力禁牌赌，清盗匪。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盗匪潜踪。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据衡山的调查，贫农领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变得很好，很能干，很努力。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习惯。这只能叫做‘少数不良分子’，决不能跟着土豪劣绅的口白，笼统地骂‘痞子’。”这是毛主席的调研结果，在农会组织兴盛的地方，大家都变好了，即使少数不良分子，都被多数群众监督着。如果只剩下极少数不良分子，破罐子破摔，那我们倒是可以骂其流氓的。
在长期的武装革命的斗争中，人民军队虽然吸收了很多流氓无产者出身的人加入，但却始终是人类历史最文明、最有教养、与人民群众关系最密切、政治水平最高的一流军队。如果严格遵守马克思的说法，你不改造这些人，反而去放弃他们，鄙视他们，他们岂不是更加成为了社会的动乱源了吗？
毛主席继承、发扬、升级了马克思学说，将其和中国的情况相结合，形成了毛主席思想。如果左派人士搞原教旨主义，说一个字都不能乱讲，谈到集体，最好一个村子一个食堂，家家户户把锅砸了，这就是读到牛角尖里去了。
就像伊斯兰世界始终发展不起来，就是对那个经书一个字不动，不但不动，还越来越极端，全身套的漆黑麻乌的，看见吃猪肉的人，恨不得打人一顿，这就不对了。
毛主席在的时候，西北家家养猪为国家做贡献，是因为毛主席将经书对老百姓重新讲了一遍，1959年10月31日，毛主席写了《关于生猪业发展的一封信》发布全国，西北的老百姓看了，非常认可这个观点，自然不抵触了。一些宗教搞极端，都是别有用心的坏人干的，而毛主席做事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人民，道理很容易和老百姓讲通。
通过我的观察，全世界范围内，要说到流氓，流氓都不在下层，都在高层，比如美国的萝莉岛事件，流氓都是有产者，还是巨大的有产者呢！只不过他们这些流氓常常把自己包装的很好，换了一些新词形容自己而已。
同样是耍流氓，皇帝叫游龙戏凤，王侯叫“偷香窃玉”，高级文化人叫“寻花问柳”，低级文化人叫“拈花惹草”，唯有市井小民耍流氓，就会被称之为“流氓无产者”，要被捉走，用杀威棒打一顿。高校教授和女学生混在一起，谁骂他流氓，他还能起诉别人赚一大笔钱，而老百姓去了不正规的足浴，逮住被罚款，一点抱怨都不敢的。从这些现实的情况来看，流氓到底是贴在无产者脸上，还是贴在有产者脸上呢？
马克思和人民群众待在一起的时间极少，他写的著作方向是对的，但是是俯瞰众生写的，从上向下看，鲁迅也是这样，和劳动人民在一起的少，于是对劳动人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毛主席不一样了，他就待在人民群众中间，然后就开悟了，“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在人民群众面前，知识分子和干部都是学生。”、“没有人民群众、什么事也干不成”，以后的社会的发展，会不断验证毛主席的正确性。
我建议，大学生们多读些毛主席的著作，马列的著作可看可不看，因为其精华部分已经被毛主席吸收了，然后如果有能力，全国乡下、城市车间都到处走走，或者在最基层的岗位干几年，去升级发展毛主席思想，这是哲学宝库，需要接力去继承和发展，如果仅仅死记硬背毛主席语录，用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也会犯错误。
我说，谁站在穷人一边谁就是爱国，别人说这是流氓无产者的仇富。这就是没读透，穷人是动态的，在毛主席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穷人确实是流氓无产者，有偷拿抢的，有参加土匪组织的，有在农村瞎混的，按照马克思的定义，都是流氓无产者，全部放弃了，你去革什么命，抗什么日？恰恰是这群底层人成为了重要的革命力量。
而现在我说的穷人，是指收入占比最多的一个群体，比如月入三五千上下浮动的人是最多的，国家的政策要倾向于这群人，如果政策总是围绕着“资本增值”服务，它增值了，第一次分配中，又不给员工多一点，政府也不能强迫他们多给，岂不是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嘛！
最后我要说的是，仇富是一个伪命题，中国的老百姓是分得清楚是非的，袁隆平、任正非、宗庆后、于东来等等，没有人去仇视他们，老百姓仇视的是**和剥削压迫的人，这些人本来就应该被打倒，一说到应该被打倒，这群人就将老百姓贴标签，在无产者前面加个流氓两个字。
流氓无产阶级一词可以休矣！这是对人民群众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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