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如何构建诚信营商环境
河东成语典故园“猗顿之富”雕塑 记者 刘亚 摄
□张玉玲
近日，各地纷纷出台关于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的措施，意在优化发展环境，加大营商环境优化力度，吸引商人投资兴商，推动个体工商户持续健康发展，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一项传统美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联系各个市场交易主体的纽带，从经济学上讲，诚信可以减少交易费用，从法律上讲，诚信也是法律的一项基本要求。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结构优化的“新常态”，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因素，是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回溯中国古代的商业道德和相关的法律规定，或许可以对当下诚信营商环境的建构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古代商人以义为利
我国古代很多典籍中，都记载了对商业道德的要求。如《盐铁论》中就提出了“古者通商物不豫”，《周礼·地官·司市》中规定“以贾民禁伪而除诈”，《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贪贾三之，廉贾五之”，都说明货真价实、不弄虚作假、不欺骗顾客等是商人的基本行为准则。
我国古代诚实无欺、买卖公平、守义谋利的商业道德与儒家文化的熏陶密不可分。清道光年间的商人舒遵刚曾说：“人皆读四子书，及长习为商贾，置不复问，有暇辄观演义说部，不惟玩物丧志，且阴坏其心术，施之贸易，遂多狡诈。不知财之大小，视乎生财之大小也，狡诈何裨焉。吾有少暇，必观‘四书’‘五经’，每夜必熟诵之，漏三下始已。句解字释，恨不能专习儒业，其中义蕴深厚，恐终身索之不尽也，何遐他书哉！”这样一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商人对于财富是这样看的：“钱，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诈求生财者，自塞其源也。今之吝惜而不肯用财者，与夫奢侈而滥用财者，皆自竭其流也。人但知奢侈者之过，而不知吝惜者之为过，皆不明于源流之说也。圣人言，以义为利，又言见义不为无勇。则因义而用财，岂徒不竭其流而已，抑且有以裕其源，即所谓大道也。”这正是儒家思想在商业领域的运用。
笃守信用的徽商和晋商
到了明清时期，商业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全国各地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商帮，尤以徽商和晋商最为有名。徽商和晋商的成功也与儒家诚信的商业道德密不可分。一位徽商曾说：“利者人所同欲，必使彼无所图，虽招之将不来矣。缓急无所恃，所失滋多，非善贾之道也”。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人人都追逐利益，如果经商一味抬高市价，追逐短期利益，那么长久就会失去顾客，失去市场，这是不善于经商的人会用的方法。这也是徽州商人从长期的经商实践中所得出的经验之谈，同时也符合现代商业中商人和顾客互惠互利、彼此依存的常理。
尽管徽商秉持诚信经营的理念，但也不可避免会遇到伪劣商品。徽商对于伪劣商品的处理态度甚至超出了一般的道德标准。据清嘉庆本《休宁县志》记载，该县商人吴鹏翔在一起胡椒买卖中发现对方提供的800斛胡椒有毒，卖主担心银、货两亏，要求吴鹏翔退换有毒胡椒。然而，吴鹏翔为了防止卖主再次转卖他人，害人性命，竟不惜重金向卖主支付了货款，随后又将800斛有毒胡椒付之一炬。吴氏的举动，不仅表明徽商在杜绝伪劣商品方面态度十分坚决，也体现了徽商的社会责任担当。
无独有偶，晋商的诚实不欺，利以义制也是享誉中外。梁启超曾评价晋商“笃守信用”，甚至来华经商的外国人也对此印象深刻。1888年，上海英国汇丰银行一位经理即将离开中国时，对山西票号、钱庄经营人有过这样一段评论：“这25年来，汇丰银行与上海的中国人作了大宗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之巨，但我们从没有遇到一个骗人的中国（山西）人。”1888年正值清末动荡之际，晋商没有趁乱取财，仍坚持修身正己，不能不令人赞叹！
关于商业秩序的法律规定
中国古代除了商人的道德自觉，也需要借助法律来维护公平正义的商业环境。
根据已有的文献记载，最晚到唐代，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调整商事活动的法律规范。《唐律疏议·杂律》中就有“校斛斗秤度不平”“器用绢布行滥”“市司评物价不平”“私作斛斗秤度”“买卖不和较固”五条律文用于规范当时的市场秩序。试举其中“器用绢布行滥”一条：“诸造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有行滥、短狭而卖者，各杖六十；不牢谓之行，不真谓之滥。即造横刀及箭镞用柔铁者，亦为滥。”用今天的话来说，“行滥”指的是商品质量太差，“短狭”是商品数量短缺，都是不符合法律标准的假冒伪劣商品，一旦发现，要各打六十大板。这里还举了一个例子，即用柔铁锻造横刀及箭镞，属于“不真”，为何如此规定？这是因为在唐代，“横刀”是兵士佩刀，“箭镞”是箭头上的金属尖物，都必须十分锋利才行，如果用柔铁，就属于以次充好的伪劣产品，难怪唐律要做出特别的规定。
唐律的上述规定基本上为明清律所继承，不同的是，明律在此基础上将有关商业活动管理的五条律文单独编目为“市廛（chán）”，并对原有的条文进行删改，制定出新五条：“私充牙行埠头”“市司评物价”“把持行市”“私造斛斗秤尺”“器用布绢不如法”。概而言之，“私充牙行埠头”即禁止冒充必须具备一定条件并进行注册才能取得资格的“牙行埠头”；“市司评物价”即规定具有评估物价的“市司”必须公平合理地定价，不得任意出入；“把持行市”即严禁垄断市场、扰乱市场等行为；“私造斛斗秤尺”是关于统一度量衡的规定，规定民间不得私自制造用于度量的工具；“器用布绢不如法”是对商品质量的规定。不难看出，这五条律文的规定在于维护市场秩序，保护交易安全及防止欺诈。以“市廛五条”为核心的上述律文亦为清代所继承。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规定只是成文法中有关商事活动规范的主要条文，还有一些散见于日常的商事习惯，在此不一一赘述。
道德与法律
是构建诚信营商环境的双翼
孟子曾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道德和法律作为实现善治的两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具体到本文所讨论的商业环境，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伦理精神和以“市廛五条”为核心的法律规范对于构建诚信、公平的古代商业环境同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过，考虑到古代社会厌讼的社会环境，儒家伦理对于商人的日常行为可能影响更深。
这也再次启发我们，在商业活动日益频繁的今天，构建诚信的营商环境，道德和法律的角色缺一不可。（《上海法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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