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际有——助力蒲松龄 登上文学巅峰的稷山知县
毕府的蒲松龄书馆 （资料图）
苏国榜/文
说起蒲松龄，很多人都知道他是清代著名文学家，其脍炙人口的著作是《聊斋志异》。
根据《聊斋志异》改编的许多影视作品，不仅让人了解了其内容，更让无数人熟悉了蒲松龄。然而，与蒲松龄有着数十年深交的山西稷山知县毕际有，则鲜为人知。
蒲松龄曾在毕际有家的蒙学馆当过30余年塾师。毕际有不仅是蒲松龄的馆东，更是他的知心朋友，是他登上文学巅峰的得力助手。
毕际有与稷山的缘分
毕际有，明末户部尚书毕自严的仲子，字载积，号存吾，明天启三年（1623）生于山东省淄博西铺村。其长兄毕际壮，早逝；三弟毕际孚，没有入仕。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封建社会，毕际有谨遵父亲的教诲，埋头书卷，刻苦攻读，“志欲读尽天下书”“书如遇买不论金”，终于在清顺治二年（1645）考中拔贡，并于顺治十三年（1656）被朝廷任命为山西稷山知县。
俗语曰：“有缘千里来相会。”毕际有接旨后，千里迢迢从山东淄博到稷山赴任，与稷山人民结下不解之缘。下车伊始，风尘仆仆的毕际有安顿好后，来不及歇息就深入民间，了解县情民意，沉谋研虑，以便做到胸有成竹。
稷山位于汾水两岸，彼时受河水侵蚀，滩涂地常常因河水泛滥而无收成，实际地亩少于皇家下派的粮赋之数。
面对这一状况，毕际有体恤民情，关心民生，据实上报情况，请求减免空头粮赋。获得上级官署批准后，毕际有将每户的具体粮赋以条文形式固定下来，减轻了百姓的额外负担，得到了百姓的高度赞扬。
为了摸清人口实情，引导百姓各尽其力、各司其职、正当谋生，毕际有又设置了二簿，将本县从事各种行业之人分别造册，由县衙统计并备案，对无固定职业者，制定法律约束其从事正当职业。
从此，耕者有其田，商者从其业，人人走正途，个个干正事。县域之内，民风淳朴，社会安定，商贸兴旺。朝廷考察发现毕际有清正廉洁、勤政爱民、治理有方、才能卓越，两年后便将其晋升为江南通州知州。
毕际有与蒲松龄的缘分
毕际有调任江南通州知州后，依然恪尽职守，心系民生，为当地百姓办了许多好事，深得民众拥戴。
康熙二年（1663），只因“通州所千总解运漕粮，积年挂欠，变产赔补不及额”，他遭免职回乡。当地名流林茂之等人依依不舍，送至江边，还有人画了《江干系马图》送他，以示挽留。
罢官回家的毕际有在家乡西铺村的毕家园林——石隐园，过起了闲适自在的隐居生活。虽然朝廷罢免了他，但仿佛是上天的安排，他与名扬后世的文学家蒲松龄有了相逢、相处、相知的机缘。
蒲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博市蒲家庄人。他出身于亦儒亦商的书香之家，自幼聪明过人，经史典籍过目不忘，深受父亲蒲槃的喜爱。他18岁成婚，19岁初应试，即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考中了秀才，得到山东学政主考官施闰章的赏识。施闰章曾以“空中闻异香，百年如有神”称赞蒲松龄的文章。
然而此后，参加三年一度的乡试，蒲松龄却屡试不第，25岁时与兄弟分家，生活陷入了贫困。由于家境窘迫，31岁的他应同乡好友孙蕙之聘，去江南宝应县当幕客，处理书札、告示等文字工作。次年，他便辞幕归乡，照料妻儿，并准备继续参加乡试。
蒲松龄虽屡试不第，但县、府、道三个第一却让他声名远播。毕际有的儿子毕盛钜生了8个儿子，需要先生为他们开蒙，教他们读“四书”“五经”，学作八股文和律诗；毕府社会往来的应酬文字也需要有人来处理。于是经人介绍，毕家便聘请学识丰厚、文章一流的蒲松龄到他家的蒙学馆坐馆，当起了私塾教师。
蒲松龄一到毕家，就与毕际有敞开胸怀，互诉衷肠。仿佛心有灵犀，又仿佛相见恨晚，两人颇有“相逢何必曾相识”之感。随即他就写了三首七言律诗《次韵毕刺史归田》，赞赏毕际有罢官家居后闲适自在的隐居生活，并劝说毕氏不必居山而隐，自己家的石隐园就是一处超脱尘世的仙境和乐园。
毕际有退而不隐，喜欢风雅，广交诗人墨客，社交活动比较频繁。缙绅名流来访，当地guan员拜会，都让谈吐风雅的蒲松龄参与进来。毕家贺吊往来的应酬文字，也由蒲松龄捉刀代笔。蒲松龄留下来的文章，也有不少是代毕际有写的。蒲松龄还对毕际有的《晋游日记略稿》进行了批点。
蒲松龄在毕家任塾师期间，没有辜负毕际有的期望，闲暇之余与毕际有畅谈。他们论时弊，议官场，言抱负，叹身世，因此主宾相处十分融洽。蒲松龄受到毕际有的器重，得到毕家的信任和优待，除了聘金之外，还有诸如纸墨灯火的资助。
再者，毕家府第宽敞，饮食居住条件良好，有园林之胜，还有“万卷楼”的丰富藏书，用蒲松龄的话说是“书充栋，凭君剪”（《贺新郎·读宣四见和之作》）。蒲松龄平日里住在家馆的“绰然堂”里，冬有炉火御寒，夏日酷暑便移居石隐园的效樊堂或者霞绮轩，这里更是一般读书人难得的清幽处所。任其徜徉的石隐园，对于蒲松龄来说，不仅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而且也是他静心读书、专心写作的最理想的一处场所。
在毕家，蒲松龄凭借自己的才华及毕际有的关系，也结交了不少社会名流。淄川两大缙绅、诗文名家唐梦赉、高珩，大诗人王士禛，历任知县汪如龙、张嵋、周统，山东按察使喻成龙，都对蒲松龄十分欣赏。或他们前来相访，或邀其做客，或邀其任幕宾，这使得他对上层、官府、社会有了更多、更全面的了解。
蒲松龄胸怀壮志，一直致力于科举考试，有两次因粗心导致试卷不合规定，被取消录取资格。家境贫困，几次乡试的失败，令其心中非常痛苦，他先后创作出《大江东去·寄王如水》《水调歌头·饮李希梅斋中》，向友人倾诉悲愤之情。在那个“仕途黑暗，公道不彰”的社会里，他的满腔悲愤是可以想见的，于是便把对社会的不满、对科举不公的愤懑，用写鬼写妖的一个个小故事表现出来，收入他20岁左右就开始记叙的奇闻异事、40岁即初步结集完成的“孤愤之书”——《聊斋志异》中。
毕际有比较开明，不仅不反对蒲松龄创作“狐志”小说，更为可贵的是，他还主动为蒲松龄提供素材，甚至自己执笔撰写《鸲鹆》《五羖》两篇，后被蒲松龄收录到《聊斋志异》中。因毕际有对《聊斋志异》感兴趣，毕氏族人都争相借阅。《聊斋志异》的稿本及蒲松龄的新作，他们都能先睹为快。
毕际有和蒲松龄的相遇，是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古语云：“好风凭借力。”可以说，是毕际有助力了“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为他的水平提高、阅历提升、素材提供、专心写作、才能施展，直到最终完成《聊斋志异》《聊斋文集》《聊斋诗集》《聊斋俚曲》及其他杂著等作品，登上文学的巅峰，有了更好的生活条件、创作环境及情感上的抚慰与支持。而日后的蒲松龄则进一步扬名了毕际有，让毕际有的名声更加显赫与荣耀。
现在的毕府大门上挂着“蒲松龄书馆”的匾额，也让这个百年府第更具传奇色彩，更加声名远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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