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运城·古中国”的 文化定位
探秘运城厚重文化根脉，解码“古中国”历史渊源。6月27日上午，运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三楼会议室内座无虚席。由该研究会主办的最新一期百家讲堂开讲，特邀中国语言学会会员、山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运城三晋文化研究会学术顾问王雪樵，为大家带来《再谈“运城·古中国”的历史文化定位》讲座。
从1980年代末，王雪樵就开始研究运城历史文化定位问题，先后发表《河东最早称“中国”》《河东，华夏文明的摇篮》等重要文章。2014年，我市提出运城以“古中国”为标识的文化发展战略，他又撰写了《关于“运城·古中国”历史文化定位的思考》等文章进行深入论证。尔后，“运城·古中国”的历史定位，也逐渐获得了专家学者们的肯定。10年后的今天，面对新的形势他又进行了新的思考，提出今天怎样看待“运城·古中国”的历史文化定位的问题，并引经据典、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大家做了深入细致的阐释。
王雪樵认为，学术研究中命题首先必须做到理论自洽，做好概念的界定、概念的阐释、概念的证明。
王雪樵说，我们界定的“古中国”概念，是指历史文献记载最早有“中国”名号的地区。它所依据的是历史文献记载；它所涵盖的是一个区域；它不是泛指“古代的中国”，而是特指“最早使用‘中国’名号”的时代，即尧舜禹时代。具体讲，“古中国”是指历史上尧舜禹建都的地区，或者说是尧舜禹活动的中心地区。
王雪樵引用历史文献和时贤的论著论证了：运城拥有“帝王所都”，是尧舜禹时代的政治中心；运城号曰“华夏之根”，是华夏早期的文明中心；运城位居“天下之中”，是古代“九州”的地理中心。故它的“古中国”名号当之无愧。
运城为何会成为尧舜禹建都的“古中国”地区？王雪樵认为，这是因为它本身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一是地理位置好，处于大陆架第二阶梯，黄土高原边陲，既无东南水患，又无西北苦寒。二是气候条件好，位于北纬34°至35°，属于亚热带气候，物产丰饶。三是土地条件好，黄土层深厚，适合农作物种植。四是有独特的盐池、铜矿资源，为执政提供强大的经济实力。五是生存环境好，襟山带河，有大纵深，居处安全，不易受到侵害。总之，在4000年前这一带最适宜人类居住，物产丰饶，文明发达，宜于帝王建都，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运城·古中国”的口号提出至今，已经整整过去了10年。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古中国”的定位？
王雪樵认为，首先必须肯定，“运城·古中国”定位从学术上是自洽的。历史文献记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都是在这一带，学术界公认这里是尧舜禹活动的中心区域。中国先秦史学会尧舜禹研究基地就设在运城。晋南之外，其他地区鲜有能与之争锋的。
王雪樵说，运城没有挖出像陶寺那样的王都遗址，缺乏考古学材料的支持，是一个先天不足。但是依据大量的历史文献记载及运城地理环境的优势，依然可以确认其“古中国”的定位。他引用了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中心林浩教授的文章来加以论证：“我们清楚地看到，清华简等出土文献虽然重现了大量古书，但是对传世古书与传统古史仍然只是局部补充与修正，并没有全面颠覆。这就说明传世古书作为长期流传过程中自然选择的结果，其真实性是有依据的，不能被轻易否定。”
“实践证明，大部分情况下即便没有‘地下之新材料’的证据，对于‘纸上之材料’的记载也可以姑且信其有。‘二重证据法’强调两者互相印证，并不意味着没有出土材料印证的传世古书便不可相信。有些问题在考古材料里虽然没有涉及，并不代表当时就没有，更不能因之推论传世文献的记载有问题。”故王雪樵认为，虽然当地暂时还没有发现更多考古材料，但亦不妨碍“运城·古中国”的地位。
在王雪樵看来，近年来的考古成果为“运城·古中国”说提供了新的助证。
一、“陶寺遗址”证实了“尧都平阳”是信史，证明了古文献记载是可信的。既然如此，那文献记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当然也不可能是空穴来风。
二、上古帝王禅让“改中、立中”制度，说明当时“一帝两都”是正常现象。每一任圣王都有可能“摄政在初都，执政在定都”。这就可以证明历史文献中频繁记载“蒲坂、安邑曾为尧舜禹之都”也应该是可信的。
三、天文学家依据《周髀算经》，测定尧舜禹时期的“土中”位置是在运城垣曲，这证明了运城是名副其实的“天下之中”，“运城·古中国”说是正确的。
王雪樵认为，加大考古发掘力度，以更多的新成果支持“运城·古中国”的定位，仍是运城当下首要任务。陶寺遗址在襄汾，不在临汾（平阳），说明上古地名与现址有别。这也提示我们：“舜都蒲坂”“禹都安邑”未必在现址。运城考古发掘需拓展视野，找对地方。
王雪樵说，随着全国各地考古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人们对上古史的认识在不断深化，我们应本着实事求是原则随之作必要的调整。
整场讲座细致入微、逻辑严谨。大家纷纷表示，听后突破了以往的思维定式，对运城深厚的文化底蕴有了更精准清晰的认知，也为下一步深入研究运城历史文化定位指明了方向。
记者 王捷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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