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舅_散文_郭少华
高高如小山般的麦垛，尖尖的麦芒扎刺着，木板车上套的麻绳深深地嵌进了古铜色的肌肤里。看不见背，可那背一定是深弓着；也看不见脸，那脸埋在了金黄的、破了洞的帽圈里。只看见两只晒黑的嶙峋的手，吃着力，握紧了车的扶手。手上青色的筋暴起，在白亮明晃的阳光下，像被碾压的蚯蚓一般，强烈地扭曲着，随时都会从黑色的手背上崩裂开来。还有那高高往上挽起的裤管，在静止的画面里都能感觉得到的抖瑟；露着大拇脚趾洞的黑色布鞋，连同那两只粗糙的大脚，正深深地踩在了，刚割完麦子的麦茬地里……
看到这幅摄影作品，麦穗的金黄，无垠的麦田，让人心酸的老人，我的记忆被撩拨得金黄了起来……在那满地满野弥漫的金黄里，一个熟悉又遥远的身影，看不清他是笑还是愁，是喜还是哀，正佝偻了身子，跛了脚，晃晃悠悠地向我走来……
一
他是我的大舅。小时候每到五月麦收季节，学校里放了麦假，妈就会带着我到大舅家去帮着收麦子。明晃晃的大太阳，晃得人眼都炸金星。地垄边的杨树叶子，早已被炙烤得蔫了吧叽，热风袭来，它们只是垂着头，象投降的白军阵地上刮的旗子，有气无力地“呼啦”着。卧在地头的大黄狗，急切切地吐着红舌头，喘着粗气，流着哈喇子，眼珠子都懒得翻那么一下。可那麦子熟透了的金黄地里，收麦子的农人却正干得热火朝天、争分夺秒。
大舅那时正四五十岁，年富力强、方眉大眼、腰板挺直，他是家里干活的主力。大家一起开镰，一人一道，大舅割得最快。只见他头戴草帽，弯腰弓背，面朝着黄土，右手拿镰，左手搂过一把麦子，镰刀“嚓嚓”一勾，就割下来一把，再往前用镰勾住前面的麦子，左手拽将一把，“嚓嚓”，又是一把。那镰刀和麦秸杆摩擦的声音，迅疾而清脆，像动听的音符蹦跳着，美妙地滑落在金色涌动的键盘上。大舅很快就把那一道麦子割到头了，而妈妈他们则被落在后面好大一截，正手忙脚乱地奋起直追。大舅这时抬起身，抻了抻腰，从裤兜里掏出白毛巾，抹抹头上像小河蜿蜒一般的汗水，温和而骄傲地朝着他的领地、他的战场，朝着麦秸杆上那么多蓬乍乍、沉甸甸的麦穗头笑了笑，神情满足且自得。他满怀爱意地掂了掂那宝贝镰刀，甩开臂膀，“嗵嗵”地迈着大步，拐回去接应妈妈他们。
夕阳西下，大舅把一捆捆的麦子纷纷撂起来，集在木板手拉车上。撂起的麦垛很高，大舅骑在高高的麦垛上，用绳子紧匝匝地把麦子勒紧、捆好。然后，像年青小伙子一般，从那高高的麦垛上潇洒地一跃而下，那般地英姿豪气，与大侠就差一个迎风飘舞的大氅披风了。儿时的我真是羡慕大舅，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谁的话都不听，就听大舅的，就爱踅摸在大舅的跟前。
麦子拉回家，天已黑了，表嫂在家早已给大家炸了油饼、做好了饭菜。大家用布掸子“扑腾扑腾”甩完身上的麦秸渣子，擦了汗，洗了脸，开饭！每人用油饼卷了菜，就蹲在窑门口，或是端个碗跑到胡基垒起的院墙外，和过路的、对门的邻里乡亲们神吹胡聊。夜色渐浓，人群渐渐散去，晚风轻微微地吹着，月亮轻悄悄地趴在墙头，星星在好奇地眨巴着大眼。饭是早都吃完了的，碗却懒得往家送，就坐在门口的大石头墩上听大舅讲故事。讲他小时候怎样和搜村的日本鬼子斗智斗勇；讲他年轻时，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怎么一下子就给染上了黄鼠痂，没钱去治就全掉光了；还讲满脸抹了油彩的窃贼如何躲在别人家里的水瓮边，把人给活活吓死了。害得我后来回到自己家，进门第一件事总是要拿根棍子，悄悄地摸到水瓮边，瞧瞧有没有大花脸藏在那里。现在想想，那时的自己胆子也够大的，要真有个大花脸，我就是再拿两根棍子能打得过他吗！
大舅是个能干的人，收麦、晒麦、碾麦、起麦、扬麦，样样都是行家里手，而且干活利索，让村里的一众老小很是称赞。每年大舅家都是最早收好麦子的，而他只要自家一收完，就去别人家帮衬。因此，大舅在村里的口碑是极好的，他也常以此为荣耀。大舅也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他们家的院子，里里外外打扫得有模有样、齐齐整整。知道我最爱他家的哪里吗？最爱上他家的茅房，实在是太整洁了！虽然是村里的土茅房，可他一天扫几次，那地上连轻微微的面面土都没有，挖的小窑窑里干干净净地叠放着粗麻纸。那茅房边种了一棵高大的楝树，一到四五月，开了紫色的小花，像成串成堆紫色的小星星。风儿吹来，又像小小铃铛儿在晃，轻悠悠地晃出了芳芳的香，引来了蜂蝶，树上就热闹得象在开一场演奏会。去上茅房，就完全成了一种享受，听着蜂蝶们的交响乐，嗅着淡有若无、丝丝缕缕的香。到了十月，那树儿开始结果，有时在茅房，你头上会好端端地“嗙噔”一声，手往头发上一摸，是一粒椭圆形的小黄果子。噢，是躲在楝树上的小朋友在调皮。大舅家的茅房宽敞又明亮，挡风也遮雨，真是比我们家的茅房好得多了，所以我可愿意在大舅家呆了，觉得哪哪都干净整洁。就连他家刚进门桌子上，那照脸的小镜子，平时都用一块小手绢搭苫着，怕沾了灰尘。
二
可如此一个爱干净、喜整洁又能干勤快的大舅，却是一个身世悲苦的人。大舅生于1932年，小时候正是抗日战争时期，一天跟上大人东躲西藏，过着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穷苦日子。长大后，**十岁才好不容易讨了媳妇，过了几年夫妻恩爱的舒心日子。可姥爷在1964年，也就是大舅三十二岁的时候，有天晚上因牙疼一夜没睡，早上天蒙蒙黑还未透亮，就去挑水，竟迷迷糊糊从自家窑洞的崖顶上摔下来，抬回炕上，昏迷了两天就去世了。后来大舅才听村里人说，早上看见个人挑着水桶，一直就在大舅家的崖顶上转圈圈，因天蒙生生不亮，还有森森不清的雾气，也看不着个人脸，想来那就是姥爷了。人说姥爷怕是遇到鬼打墙了。大舅听后，拧了眉，抽了大半夜的烟袋锅。他觉得家里有邪性。
果然，更邪性的事接踵而来。姥爷不在的第二年，我的大妗，就是大舅的媳妇，才三十一岁，好端端地整天觉得胸口气闷，也吃不下去饭，就那样身子一天比一天虚，到后来竟是一口水也喝不下去了。一个活脱脱的好人样，长辫子、柳叶眉、弯月眼，初夏去割麦，那裤腿一挽起，腿白赛莲藕的大妗，最后虚弱单薄得如个纸人。大舅喂她药，药在喉咙里“呼噜呼噜”就是咽不下去。最后，一口气没吸上来，就给去了，死在了大舅的怀里。头，垂在了大舅的胳臂外。妈说，她看见了，那耷拉下来的头，就像那种在院子里，正红彤了半边天的蜀葵，突然让人给掐折了花头，却又连着一丝的茎而未掉落一般。妈还说，大妗的眼当时也没有合上，就那样眼白无神地翻着，看着她。她吓得多半年都不敢踏进大妗不在的那间屋子。大妗走了，大舅的半条命都没了。
后来的后来，妈有了我，当我会缠着大舅讲故事的时候，他给我讲一个狐仙给一个喜欢的书生送饭，我问那狐仙长什么样儿呀？大舅说，“那狐仙长得呀，清眉雅目的，高挑挑的个儿、细软软的腰，白白的皮肤赛莹雪。那头发黑亮亮油光光，小飞虫儿趴上腿都打滑。编个长长的大辫子，直搭到那屁股蛋下，挑担水，那辫子就一甩一甩的，好看死个人！”大舅说着，抬起头望向那深邃的夜。我看不到大舅脸上的表情，可我能听出，他的声音如夜风一般，好温柔，连趴在墙头杨树梢里的月亮都迷醉了，隐隐地蒙起了纱雾。
“不对，不对，你讲的不是狐仙，你讲的是供桌上那个照片里的大妗！”大舅宠爱地拨拉着我的头发，“你大妗就是这么美呀！比狐仙都美！”“那她这么美，怎么就得病死了呢？从什么时候开始得病了呢？”“什么时候得病的呢？”大舅似乎陷入了回忆里，许久许久都不言语。我仰起头，看大舅的脸。夜色昏沉，黑塌塌一片麻乎，我只觉大舅不像了大舅。我害怕，抓着大舅的那只手摇了摇，“大舅，咱们回家吧，我想觉觉。”
大舅沉闷地叹了口气，那声音幽邃且空茫，如同从村里马号边上的古井里发出来，带着 “嗡嗡”的回音，让我蓦然感受到一阵阴寒，瘆得不由打了一个激凌。“你大妗呀，是在前村老李家儿子娶媳妇时沾了邪性。她那时连着发烧了几天，身子虚，可那天我就想让她出来看看热闹。娶媳妇嘛，披红挂彩，吹吹打打的，也好让她冲冲晦气。我拉着她，就站在李老二家的稍门口，那新娘子腰上佩了一个大铜镜，驱邪避妖的。大太阳明晃晃、白呲呲地照在那面铜镜上，反了极强的白光，像把利剑，刺刺地劈头盖脸在你大妗的身上。她直说眼睛刺得生疼，身子更是浑身难受。我知道她身子弱，就扶了她回家。结果一回家，她就躺倒在炕上，一病不起了。好好的一个人，就这样，白白地就没了，你说，就没了，再也见不到了！”大舅用双手捂着脸，埋下头，蹲到了地上，肩膀剧烈耸动着，没有声音，好久、好久……
“后来让阴阳先生看，说她那天冲了青龙白虎，那新娘子的铜镜又正好照住了她。先生说我和她虽站在一起，可我是阳刚之身，正气足，而她在月子里落下了病根，又病了那么几日，身子虚得厉害，就招惹上了不干净的东西，染了阴虚鬼邪之气。这挺不挺得过来，就看她自己命中的造化了。哎！她命薄呀！后了还是走了。你说我怎么就替不了她呢！我宁愿让青龙白虎把我捉了去！那天我要是不带她去就好了，就好了……”大舅絮絮地念叨着，低了头，捶着胸口，“咚咚”的声音，在寂寂的夜里，如鼓声一般，重重沉沉，敲在了我还不谙世事的心里。他讲的那些话，就像一只黑色的大鸟，扑展着黑色的羽毛，久久地居守在我心里的一个角落。让我至此以后，只要哪家当天有结婚的新娘子，我都离得远远地，从不往人新娘子身边凑。直到我自己有一天做了新娘子，妈也给我佩了一块铜镜，我摸着，仍有余悸，敬畏且胆怯。
三
姥爷走了，大妗走了。大舅下面的弟弟妹妹们都还小，我母亲是他的二妹，比他小了快二十岁。而他自己还有三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差一岁，最小的才两岁。我不知道，他那时是怎样又当爹、又当妈、又当哥，和姥姥一起，把那么些个孩子拉扯大的。嘿嘿，那时还没我呢!
只是后来听妈说，大舅那时曾找过一个，两人过了只半年，姥姥就把那女人撵走了。因为那女人来时也带了两个孩子，这家里本来就八个孩子，又添了三张嘴，养活不了啊！孩子们都饿得哇哇叫，没有吃的。妈说那女人后来又嫁了对面山梁梁里的一个老木匠。木匠那时走村串巷，手里有些手艺，能揽些活计，换些钱和吃的，就是年龄大些。那个年代，活命要紧！他们娘仨也算是顾得住了嘴，勉强活了下来。后来等到生活过得好了些，大家都有得吃有得穿了。孩子们该嫁的嫁了，该娶媳妇的也娶了，大舅有心想再伴一个，可留在大舅跟前的两个儿子死活不愿意，姥姥也觉得别扭，大舅也就作罢了，一辈子也就这么孤苦一人，陪着姥姥和几个孩子这么苦熬着，也过来了。只是，大舅心里的苦，谁又懂呢！我心里的那个角落，那只扑展着黑色翅膀的鸟儿，更是在大舅的心里黑阴阴地居守了几十年。我心疼大舅！
直到那一年，1991年，大舅59岁，炎热的七月，大中午，大舅端着碗坐在门洞的石墩上吃面条，对面的老梁坐在那抽烟锅，突然发现大舅边吃面条边说着话的嘴歪了，看那面条怎么就一直从嘴巴往外漏呢！“不好！”“啪！”那碗碎在了地上，成了三半半，面条洒了满地，裹满了土。大舅已人事不醒，嘴歪眼斜，抽搐着倒在了石墩上。老梁立马去屋里叫人，推了板车就往县里医院送。还好，发现得早，人送得及时，大舅被抢救过来了，可落了个半身不遂。医生说，这脑梗要再晚半个小时送过来，命就没了。
在医院治疗了一个多月，大舅的三个儿女还算孝顺，轮换着照顾。可半身不遂是治不好了，大舅只能缩着手、佝偻着身子，跛着脚，拄个拐杖，勉强能走，但也走不了几步。八月底回到家，大舅的脾气就变得好怪。原来那么刚强能干的一个人，总是他去帮别人、照顾别人。现在自己走路都走不了，还要让别人来伺候，他从心理上接受不了。在村里象他这么大年龄的人，要么含饴弄孙，要么自由自在，去地里干些能及的小活。只有他得了个这病，他觉得自己丢人，整天也不出门。有时会像个疯子一般摔盆砸碗，见人就吼，脾气怪戾。我去看过他，他见我也不怎地搭理，也不说话，他沉溺在一个烦闷空洞的世界里。他用那只能活动的手，不停地捶击着那条僵死麻木的腿，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一个点，你说你的，他盯他的，完全不像那个会宠我、会给我讲故事的大舅。我心里难受，我想帮他，可我不知该怎样做。
终于，更深的悲剧还是发生了。9月18日的中午，妈急火火地给我说：“刚有人捎信，说你大舅喝农药了，正往医院送！”我们火速赶到医院，人已经不行了。医生说大舅喝的是剧毒农药的原液，就是洗胃也已经来不及了，药物的腐蚀性太强。
我不知道大舅经历了怎样痛苦的纠结，能让他去举起那瓶敌敌畏往嘴里送；又忍受了多深的煎熬，能让他宁愿把一大瓶呛人的敌敌畏，“咕咚咕咚”着咽了那么长时间，也不愿意再过那种让他觉得丢失了尊严的生活。
我永远也忘不了，整个医院的抢救室里，都弥漫的是那浓烈的敌敌畏气味，我们即使带着口罩也被呛得哇哇大声呕吐。大舅的胃全都烧烂了吧，大舅的心应该是早都烧烂了，大妗死在他怀里的时候就已经在烂了。可我，可我，大舅疼爱的外甥女，一直都不知道怎样去帮他。那只扑展着黑色翅膀的大黑鸟，终于随着他的离去也飞走了吧！他终于走完了他苦难的一生。大舅享年59岁。
写到这里，我的心闷得像压着一块大巨石的咸菜缸，咸苦咸苦，却只能让那巨石压着，丝毫都挣扎不得！早上，当我看到那幅摄影作品时，我就想到了大舅，就给大舅的女儿——我的大表姐打了电话。我问起大舅不在的具体日子，大表姐并未回答，只是自顾自地回忆起来：“当时我在爸跟前照顾他，我到旧窑去给他熬药，药还没熬好，爸突然从新砖窑那边一摇一晃地走了过来，他居然没有拄拐。他走到我跟前，说：‘棠，我喝药了。’我马上闻到了浓烈的农药味！我大声地叫‘爸，爸——你怎么就做下这糊涂事呢！’爸说‘我活够了，我想你妈了，你妈总在叫我呢……”
我的眼泪扑簌簌地落下来，大表姐在电话的那一端早已泣不成声……
大舅不在的日子，是1991年9月18日。
后记：
大舅的一生，也是中国三四十年代出生的那一代农民的缩影。大舅像摄影作品里的农民一样，辛苦地劳作、辛苦地讨生活。他们的一生，的确是苦难的一生，可在这苦难的长河里，总会翻腾起几簇雪白的浪花。那是他们苦难中的温暖，是他们苦难中的快乐！像莹莹的烛火，总在那里闪烁着，照亮着他们的心，温暖着他们的记忆，支撑着他们坚强地走下去、走下去，直至生命的终结……
大舅啊，现今留在我脑子里的，是那个在麦地里看着沉甸甸的麦穗头微笑的大舅；是那个如大侠一般从麦垛上一跃而下的大舅；是在月夜里吹着晚风，摸着我的头，给我讲故事的大舅；更是那个在迷醉地回忆着，大妗长得比狐仙还美的大舅……
那个喝农药的大舅；那个深沉的夜里，“咚咚”擂着胸口如鼓声的大舅；那个挑着苦难生活担子的大舅，就让他永远地沉在记忆的深海里吧，像魔瓶一般封印起来，永不开启。
钱钟书说，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我也想说，人生真正的温暖，是从长长的人生苦难里生出的浅浅的根、嫩嫩的芽。我们每一个人，能在几十年的浮华人世间，去捡拾起那盈盈一脉的温暖，那我们的生命，就是一场不虚此行的灿烂光华之旅！谨记：苦难在的地方，温暖也一直都在……
作者简介：
郭少华 山西省蒲剧艺术院高级语文讲师，运城市作协会员。喜欢读万卷书，也喜欢行万里路；徜徉于书海，也留迹于山水。追求性灵的自由，也向往一切美好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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