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本河津人_冯建国
关于司马迁的籍贯，史上多有争议，有学者定论为绛州龙门（今运城市河津）人，并列举许多论证证据。我也曾到河津辛封村对司马后裔进行采访，觉得很有说服力，因而采信河津说，并非仅仅是运城人的缘故。司马迁生于史官世家，祖上自周代起就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卜。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时，任太史令达30年之久。司马谈学识渊博，精通天文、《易》学和黄老之学，算是当朝文魁。司马迁从10岁起诵读古文，接受父亲的启蒙教育，对他后来的治学道路影响深刻，刘向、杨雄皆称其有“良史才”。以现在的说法，司马迁应是陕西韩城籍人士，因为那里有墓冢庙祠，看似盖棺论定。但并非如此。《平阳府志·人物志》载道：“司马谈，龙门人，建元中为太史令，学天官于唐都，受益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仕，愍学者不达其意，乃论六家要指，明其同异。”对司马迁的记述为：“司马迁，字子长，十岁诵古文，弱冠游江、淮、浮沅、湘，涉汶、泗，过梁、楚以归。太初中，为太史令，因论李陵得罪，幽而发愤，修《史记》。”肯定了司马迁是山西平阳府龙门人。
在另一处《陵墓志·河津县》篇目中，共记载了八位乡贤的陵墓，其中不仅有司马迁墓，而且是叙述最为详尽的一处。原文这样写道：“汉太史公墓，县西十五里。《水经注》曰：‘司马长子墓，墓前有庙，庙前有碑。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瞻仰遗坟，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树柏。太史公自叙曰：迁生于龙门，是其坟丘所在矣。今不识其处，或云没于河，或云在河西岸。’”则肯定了司马迁死后也葬于河津。由此而论：司马迁生前为河津人，死后也归葬于河津。
《平阳府志》系清代康熙版，著名学者孔尚任总纂。当时的平阳府，辖今临汾、运城市及晋中市的灵石县、吕梁市的石楼县。孔尚任是山东曲阜人，孔子64代孙。曾任国子监博士、户部主事、户部员外郎等职。后辞官归故里专做学问，著书立说，成就斐然。其传奇剧本《桃花扇》流传极广，影响很大。当时的平阳府知府，慕名请孔尚任到平阳主持修志，于康熙四十七年刻版付印，共36卷，100余万言。《平阳府志》“当属名家精纂”、“珍贵之名志”，其所载上述史料应该是可信的，也是权威的。
司马迁自小生长在龙门，稍大以后离开家乡，随父去了长安，同当时著名经学大师孔安国、董仲舒学习古文《尚书》和《春秋》。19岁作为补博士子弟，20岁开始游历全国，回到长安后，汉武帝任命他为郎中，出使巴蜀。公元前110年武帝封泰山，司马谈病重不能从行，在心中留下深深的遗憾，临死前希望司马迁能继任太史令。正是在这里，司马迁有机会读遍皇家收藏的文史经籍、诸子百家及各种档案史料，着手准备编写《太史公记》(即《史记》)。
后因李陵之事，司马迁触怒了汉武帝，遭受“腐刑”之祸，这无疑是人生的奇耻大辱，其痛苦更甚于肉体上的摧残。司马迁是个有气节的人，本不想接受这种刑罚，曾一度想到***，一死了之。但是想到父亲的遗志，他在痛苦的煎熬中，终于从“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等先圣先贤的遭遇中悟出了道理，看到自己的出路，于是“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愿。
身心备受摧残、忍辱含垢地生活着的司马迁，经过6年的囚禁生活，公元前93年终于出狱，又被武帝任为中书令。从此他埋首奋发著述，终于完成了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喜极生悲，由于过度兴奋竟然与世长辞了。噩耗传到家乡，族人和乡亲们无不悲痛欲绝，相携来到夏阳，扶柩归丧河津。古《河津县志》载道：“汉太史公祠在县西”，“司马迁墓前有庙，庙前有碑”。可见司马迁死后“叶落归根”，葬于故乡河津，抑或由其后裔在故乡河津立墓建祠。
东汉太尉牟融曾写过一首律诗，题为《过司马迁墓》：“一代高风留异国，百年遗迹剩残碑。经过祠客空惆怅，落日寒烟赋黍离。”这位瞻仰司马迁祠墓的过客见此荒凉景象，无限悲伤，俳徊不忍离去，乃作《黍离》而抒发感伤之情。诗中所说的司马迁墓和祠，应建于公元220年前的东汉或新朝时期，比现在韩城芝川镇的司马迁墓祠（1067年），要早建800百余年。牟融的这首诗，收录在明万历元年（1573年）创修的《河津县志》卷十三“艺文”篇中，说明在东汉时期，河津就有了司马迁的墓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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