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杨瞻“乞恩薛瑄从祀孔庙疏”考
薛瑄纪念馆
《薛文清公全集》木刻版部分
李建/文
杨瞻（公元1491年~公元1555年），明代宰相杨博之父，山西蒲坂（永济市蒲州镇）人，字叔后，号舜原，明正德十四年举人，授河南扶沟知县，复除授陕西扶风县知县，拜贵州道监察御史，改大理寺评事；不久受命巡按江北，后迁右寺副四川按察司佥事，分巡川北道，驻节保宁，以子博贵，封通议大夫，兵部左侍郎，累赠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祀乡贤。
薛瑄（公元1389年~公元1464年），字德温，号敬轩，河东河津（今万荣县里望乡平原村）人，明代著名思想家、理学家、文学家，河东学派的创始人，世称“薛河东”，《明史》有传。
薛瑄为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进士，官至通议大夫、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去世，赠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谥号文清，后世称其为“薛文清”，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从祀孔庙。
薛瑄继曹端之后，在北方开创“河东之学”，蔚为大宗。其学传至明中期，又形成以吕大钧兄弟为主的“关中之学”，其势“几与阳明中分其感”。清人视薛学为朱学传宗，称之为“明初理学之冠”“开明代道学之基”。明政治家、思想家高攀龙认为，有明一代，学脉有二：一是南方的阳明之学，一是北方的薛瑄朱学，可见其影响之大。其著作集有《薛文清公全集》四十六卷。
（一）
明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九月，杨瞻上书朝廷乞恩薛瑄从祀孔庙。其文曰：
臣闻：有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真儒，以鸣一代之盛。汉有董仲舒，唐有韩愈。至宋，真儒辈出，而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相继而生，讲明斯道，炯出董、韩之右。而理宗亲收五臣，以从祀孔庭，殁后得谥为理。良以此也，臣伏见前礼部左侍郎赠尚书谥文清薛瑄，反躬好古，真知实践，以诚敬为入门，以复性为实地，所以倡明道学，维持世教者，具载于《读书录》并《续读书录》，二书可考。其在生时，提学山东。诸生称曰：今夫子。
通政使李锡称曰：真铁汉。
太监金英称曰：好官一人。
吏部尚书何文渊称曰：不愧先哲。
学士江渊称曰：躬行实践。
大学士李贤称曰：本朝理学一人。
都御史张鼎称曰：学已至乎乐地，观感而兴起者，尤多其在殁后。
给事中张九功称曰：今之真儒。
工部侍郎姚谟称曰：明体适用，比元大儒当入从祀。
参政许赞称曰：潜心理学，可祀庙庭。
吏部尚书乔宇称曰：有功名教，侑食庙庭。无忝仰止，而私淑者尤多。臣参之众论，约之鄙见。我朝真儒，上追先哲，下开来学，惟瑄一人而已。
宋有天下未及三百年，得入祀孔庭者，周敦颐、程颢、程颐、司马光、邵雍、张载、杨时、胡安国、朱熹、张栻、吕祖谦、蔡沈、真德秀，凡一十三人。
我国家兴道致治，百七十年于兹矣，未有一人从祀者。
恭惟皇上，主敬一之学，演四勿之箴，其心德之妙发，而倡天下之道学至矣。宋之理宗，得此失彼，挂一漏万，其躬收五臣，以从祀者，特一节耳，安能望皇上之大成哉。且瑄理学之臣也，皇上理学之主也，伏望宸断，赐瑄从祀孔庭，使后世知本朝理学之有人，又知表章理学自皇上理学之主始。如蒙乞勅，内阁重臣并詹事府、翰林院、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会议查前后诸臣张九功等奏章，果无违碍，特赐俞允，则列圣陶镕天下之士庶乎有征，而我皇上制礼作乐之治亦有光矣。斯文幸甚，斯道幸甚，缘系乞恩，从祀真儒，以光圣治事理。谨题，请奉圣旨，礼部看了来说。
嘉靖十八年九月。
疏文收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薛文清公行实录》卷二，名曰《从祀真儒以光圣治疏》。
（二）
从祀孔庙，是古代对儒学大家的最高褒奖，是人生的最高荣誉。从祀之人的遴选，相当严格。明代学者瞿九思曾说：“从祀大典，乃乾坤第一大事。”从祀孔庙的先哲先儒，春秋时期多是孔子门人，宋室南迁之后又多为江南俊杰，历史上共有172位，除了孔子门下72弟子和孟子的弟子，剩下的90余人，都是中国古代的世之楷模、思想大家、古圣先贤。
山西是个文化大省，尤其河东大地，更是一块文化热土。然而，宋以前，山西仅有隋末大儒王通、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二人从祀孔庙，而元、明、清漫长的时间里，薛瑄是明代第一个从祀孔庙的人，也是山西历史上从北宋之后到清末唯一从祀孔庙的人。
薛瑄之所以能成为明代从祀孔庙第一人，一方面是因为其为儒学大师，在北方创立了河东学派，弟子众多，影响甚大；另一方面是薛瑄为官数十年，清正廉明，刚正不阿，享誉民间，被后世誉为“明代第一廉吏”。他甚至还在《从政录》提出了guan员廉洁的三重境界“不妄取、不苟取、不敢取”，时至今日仍有警醒作用。
但薛瑄从祀之路颇为漫长。从其卒之次年始，就有人建议其从祀，一直到隆庆五年，其间直请从祀者不下十余奏，献议从祀者亦有十余札。明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监丞李绅首请薛瑄从祀孔庙，其后请求薛瑄从祀孔庙之人都有：国子监助教李伸、济南府知府陈铨、内阁首辅李贤、南京兵部主事娄性、礼科给事中张九功、翰林院侍讲学士程敏政、刑科给事中吴世忠、延绥巡抚姚镆、户科给事中魏时亮、给事中韩楫、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杨瞻、御史马三乐等。
薛瑄得以在隆庆五年从祀孔庙，一是各方面条件成熟，二是得益于乡党帮忙。《万历野获编》中记载：“薛河东议祀时高新郑（高拱）为政主议，言官则吏科都给事韩楫（韩爌之父）为首，山西蒲州人与薛同里，固极意推崇。韩又新郑第一心腹门生，故一疏而穆宗立允，举朝无敢异议。”这段话说明，薛瑄最终得以顺利从祀孔庙，乃是同乡故里帮忙之缘故，众擎易举，这里当然有杨瞻、杨博父子的襄助之力。从中，我们可以知道，从祀孔庙并不仅仅是表达国家对儒家学说的肯定，同时也有着深刻的政治因素。
明隆庆五年九月二十九日，经过朝廷审议，皇帝下诏，薛瑄进入孔庙从祀。朝廷派遣国子监祭酒马自强主持大典，致祭道：“兹者廷臣议奏，故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赠礼部尚书谥文清薛瑄，笃志圣贤，潜心理义。嘉言善行，模范后人。理宜从祀。爰命有司具主，附于前代先儒之后，以昭盛典。特遣祭告，惟神鉴歆。谨告。”从此，薛瑄进入孔庙，享受到每年春秋两季在孔庙祭祀的殊荣。
此时，距薛瑄去世已经107年。有明一代，从祀者只有薛瑄、陈献章、胡居仁、王阳明四人。薛瑄在孔庙的位置在东庑第59位，称“先儒薛子”。
说起来，蒲州杨家与大儒薛瑄渊源匪浅，早在明天顺六年（公元1462年）正月，杨瞻祖父杨谌，在杨家北院别墅兴建“大椿堂书院”，诚请恩师薛瑄为首席私塾先生，创办“天下第一私塾”，开设文武学堂，培养出众多文武栋梁，文学作品甲于三晋，文状元、大小翰林、进士、举人众多，五世官祖政绩；武状元和武学官职30多人。大椿堂书院也因此载入史册，形成中华老字号品牌。这里尊称薛瑄为“恩师”，由此可见，薛瑄与杨瞻家族私交甚笃。
另，《张四维集》中亦有相关文章：《条麓堂集》卷三，有《薛文清公从祀孔庭记》，作于1571年冬（薛瑄从祀孔庙之年）；《条麓堂续集》卷二十四有《祭文清公文》，作于1572年三月二日。
（三）
笔者拙作《明代蒲州作家研究》（三）杨瞻“生平事略”中提到，杨瞻于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曾为新修的《宝应县志略》作序，今据搜集的相关史料，简述如次：
嘉靖《宝应县志略》为明代闻人诠、宋佐纂修。闻人诠，浙江余姚人，嘉靖初进士，五年（公元1526年）任宝应知县；宋佐，桂林人，举人，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任宝应知县。
嘉靖五年，闻人诠莅官宝应知县后，见宝应史无志书，遂着手延请人员纂修。将脱稿，奉命入朝。宋佐继任。嘉靖十七年巡按杨瞻巡视宝应，宋佐以《志略》手稿奉阅，杨瞻大加赞赏，亲写序文，命“速梓以传”。卷前有杨瞻序、闻人诠序及目录，卷末有义例及宋佐后序等，共四卷。
是书有明嘉靖十七年杨瞻刻本。据考，此本在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倭寇屠城时几乎尽毁，现仅存一部于宁波天一阁。天一阁主浙江鄞县人范钦为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进士，官至兵部侍郎，此书即闻人诠所赠。此书另有清抄本。此嘉靖《宝应县志略》（录于《扬州文库·第一辑·第二十四册》），即是据明嘉靖十七年杨瞻刻本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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