玖歌：只靠“历史虚无主义”批不倒咪蒙
这几天，网络剧《我在长征路上开超市》的播出引发了广泛争议，粗制滥造、奇异抽象的剧情贡献了大量诸如“女人生孩子比红军挨枪子还疼”的“冥场面”，在哔哩哔哩、知乎等平台引起了不小波澜，一时间对其内容和价值观的质疑不绝于耳。诚然，挥舞“XX精神”“历史虚无主义”的大棒，甚至如章北海等up主连《评新编历史剧》的宏论都用上，对这部空洞无物又含糊不清的短剧进行“文化批判”、“传播学批判”当然算不上什么错，但未免有些大炮打蚊子。
众所周知，黄钟毁弃才有瓦釜雷鸣，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剧能够堂而皇之地成为“人民文娱”等官媒矩阵力推的“十一献礼作品”，能够在抖音等下沉平台获得巨大的流量与评论区一水的好评。笔者认为这种现象并非偶然，而是反映了当前社会从官方到民间对历史认知与意识形态问题的进退失据。
当然，诚如教员所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为此，笔者专门以身试险，看完了四集咪蒙老师的大作。笔者认为，咪蒙老师确实“伟大，无需多言”，她再一次切中了时代脉搏，这部短剧的空洞无物、无脑剧情、夹带私货、对意识形态回避又无法回避的拧巴样子，就是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的时代旋律。
规整的结构与贫瘠的内核
根据公开信息看，这部剧大概是官方命题作文，该剧由北京市广播电视局指导，入选2024年“北京大视听”重点网络文艺项目，并获广电总局发布的微短剧国庆档片单重磅推荐，并有人民文娱、中国青年网等官媒新媒体矩阵进行宣传（所谓蓝V洗地）。这部剧大概率是某官方部门为了满足当年宣传任务，外包给社会企业的项目，并提前在系统内发函联系好了各种官媒宣传预留宣传板块。
和所有的命题作文（如预制化小品与工作室网文）一样，这部剧有相对比较工整的八股结构，基本上与春晚三流小品是同一模版，甚至每一集都可以总结成“大家一起包饺子”。以第一集为例，我们甚至能把它完全对应成春晚的孙涛小品。
开端：描述背景（爷爷）引入主题（长征），冲突的人物登场（三个小红军）
次要矛盾：中间产生小误会与矛盾（看到野外有商店非常警惕）
解决：主人公通过热情消解第一个矛盾（给展示富足生活并“投喂”）
主矛盾：更大的矛盾（发现这几个人长征路上全会死）
煽情：一群人奉献自己从而烘托氛围到高潮（小红军决定回去）
大团圆结尾：最后大家一起包饺子（各个阶层的人买红军东西来支持红军）。
这个包饺子结尾有许多忍俊不禁的地方，比如说，结尾用各个阶层的人都一起买东西来支持超市的方法，企图把“现今各个阶层的幸福生活”与“红军牺牲奉献”串联，把红军的形象塑造为当下岁月静好的基础，然后以外卖小哥的笑和背影作为第一集的结束，在外卖小哥的劳动权益成为社会焦点问题的当下，这种设计安排的“低级红”效果，不难感知。
这种包饺子式结构也切合了当下某些官方文艺宣传中存在的一种思想内核——绝对的空洞无物。所谓起承转合，要有线索与根本动机来支持与串联人物的行动，那么红军为什么回去呢？“为胜利贡献”。那为什么要为胜利贡献呢？“为了（你们/我们）吃好喝好过上好日子”，没了。
许多人批评这部短剧“庸俗化”，笔者以为不然，庸俗化之后总该还有点什么东西，而不是纯粹的“大家一起包饺子”。串联这部短剧的人物动机连市侩哲学都算不上，就是彻底的虚无和大话空话，就像我们小时候都听过的周一学生代表讲话。他自己也不信他说的话，怎么可能将它合理地表现出来呢？
该剧中的情节和人物设定，更像是含糊不清的梦里一个个东拼西凑的“印象”，脱离了一切具体的情景与情况，作为官方命题作文，它的含糊不清恰恰反映了当下官方宣传中对长征形象的模糊。宣传长征精神时每句话都不忘“理想信念”，可是对理想信念是什么又支支吾吾——
如果看不到革命战争期间尖锐的社会斗争，更不可能理解从瑞金到华北土改，翻身，第一个翻的是心，看不到中国人民向着帝国主义反动派不屈的斗争，看不到千年的仇要报万年的冤要申的烈火，以及这种现实的烈火与斗争塑造的改造现实的理想信念——最终通往了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赞叹的，那场具有超凡理想主义气质与使命感的大远征。
同时，本剧既然服务于最终宣传“大家一起包饺子”与“各阶层一体的幸福生活”，那么斗争对象是什么就是问题了。
我们不妨戏谑地讲：
斗争对象是资本家吗？你疑似有些破坏营商环境了。
是地主吗？你疑似有些指桑骂槐破坏私有财产了。
是蒋匪军背后的英美帝国主义吗？你疑似有些破坏中国国际形象，闭关锁国自绝于世界市场了。
是蒋匪军吗？坏了，蒋匪军还是国民党，人家现在是统战对象呢。
是的，您没看错，这是一部连敌人的名字都不敢说的长征剧，在人类抽象文化史上留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
笔者需要指出，这种现象并不只是咪蒙与官方宣传中存在的问题，而是广泛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当中。我们当然可以批判这部短剧空泛的、虚无的、纯粹物质性的“精神内核”（如果还算得上精神的话），然而，在抖音等广大下沉平台，这部短剧只能说是好评如潮，引发无数评论的共鸣。
这当然不是因为咪蒙邪恶无比脑控群众，而是因为这种物质的、价值虚无、足够让您放空大脑接受煽情的短剧，与我们时代的经验事实就是一致的。如果人们在自己的经验生活当中都感受不到理想信念，人们怎么可能因为一个破短视频就相信它？
只靠”历史虚无主义“批不倒咪蒙
那么怎么解决问题呢？针对这个网剧，很多批评都指出应当尊重历史情景，应当深入地体察历史“原意”与“事实”，或者谈起“历史虚无主义”、“无害的神像”等论点。问题是，光强调这些东西，其实是批不倒咪蒙的。
笔者今天恰恰不是想要给出“应当尊重历史事实”这一老生常谈的答案，什么是历史事实？冰冷冷的事实对人没有任何作用与意义，多数人探讨历史也从来不是因为大脑有当硬盘的爱好，非得写入点东西。
如果还局限于“尊重历史事实”的陈腐观点，那么不好意思，我们改变不了历史，我们仅仅是过去历史的旁观者，最多是个会走路会翻书的摄像头，比游戏的主角好不了多少。历史的人物有自己的生活，和我们何干？事实上，历史的价值，绝不仅仅局限于让人们受动地接受现实。
就像马克思告诉我们的：
“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人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由此可见，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勉强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提高想像中的某一任务的意义，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起来。”
人们从来都不是也不应该被动地接受历史的事实，而是主动的用历史之口，代表现实的需求，发出自己的呐喊。在当今社会，无论是官方宣传、网络中的左中右、女权主义者，还是普通市民手中，长征与前三十年的历史，很多时候都是表征自己需求的工具与材料，没有任何一方是超脱历史与现实的存在。
以大量自诩左翼的“援共文”为例，如息壤非常火的《带着网咖回1950》、《时空电商1949》等就不乏“主角哭诉买不起房”“被压榨”好不可怜，向革命先烈寻求同情，先辈感同身受义愤填膺的桥段。如果真的要从历史事实的角度来看，这些剧情可差的远了。
从纯粹事实角度，1980年代前的中国处于绝对的普遍贫困状态，绝大部分人很难共情更高发展水平社会下的“相对苦难”。即使是一般意义上的特权人物，比如1980年访英的某位领导，也不一定在物质享受上比英国普通人供应丰富，在这种冲击下，才会说出“英国再有个党就是共产主义了”这种言论。
笔者早年曾经有幸采访过某位军队大院出身的老教授，他回忆到，对于他们当时思想冲击最大的事实之一是：外派美国学习的人真的能从当地垃圾场里面捡到还能用的电视机，并且拿回国内在院里跟大家一起看。这种冲击据他形容，“就像脑袋被打了一棍”，“心中翻江倒海”。
现实已经证明，绝对贫困社会中的人很难理解发达工业社会的“相对苦难”。热门援共文的这些情节就像1978年的美国人向中国人抱怨自己没钱只能吃炸鸡，在当时中国更可能被当成疯子。
所谓“哭诉买房太难住的太差”也是黑色幽默，任何对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有理解的人都知道，中国住房问题一直是老大难问题。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且不论城市大型企业（如鞍钢）等尚且有大量棚户区，且不论三线、农垦有没有住处，在农村，即使是高度偏向左翼，曾经引发了著名的徐高论战的《高家村》的作者高默波，也承认一家老人一辈子积蓄能盖个“新”房就很好了。
读者请注意，这种“新”房更多是为了分家用的小房，而且连建筑材料也无法解决，在中古时期还有墓室砖可以盗，60年代连盖个家徒四壁的土坯房都必须要先拆掉老房子，难度比之今天居住买房是十倍百倍，真的要从牙缝里面抠出来血的。到90年代，砖瓦房才成为全国农村新建住宅的主体部分。过去的人看到今天，更可能得出“不漏风，还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都共产主义了还叽叽歪歪什么“的结论。
如果说咪蒙企图把生孩子疼与红军挨枪子疼混为一谈很可笑，那么这些“呼告”更是跟历史的真实毫无关系。归根到底，将现代的相对贫困与社会性郁结与当时的绝对贫困与生存型矛盾混为一谈，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之为“尊重事实”。
但显然，多数读者都不会用“不尊重事实”来完全否定《带着网咖回1950》这类创作，归根结底，这些作品能引起广泛的共鸣，是因为人们总会有借古人之口，道出今人之痛的需求。历史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不会被历史束缚，相反，正是现实中的矛盾与斗争，总会激发人们重新诠释历史的热情。
这种对历史的重新诠释总是在不断发生着，从正面说，叙述历史、演绎历史，很多时候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毕竟，难道相对贫困就不值得关注，就该被忽视？难道温饱之后，人们就该放弃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权利？
从反面说，叙述历史、演绎历史，很多时候又像红衣主教黎塞留所说的那样，“给我这个世界上最诚实的人写的六行字,我一定能从中找到足够的理由來绞死他”，历史就像一个巨大的宝库，我们几乎能从中找到支持任何观点的"证据"。
以成为互联网爆点的"生孩子比我挨枪子还疼"为例，从共产党妇女工作史的角度来看，这句话甚至还有几分"符合事实"。
从苏区到延安，我党为了贯彻自己的意识形态，在妇女工作上搞出了许多荒腔走板的事情，例如在苏区时期，就存在把婚姻自由恋爱自由歪曲成性自由、杯水主义，甚至组织剪发队，强迫妇女剪短发的情况。
这种做法导致男女关系乱象四起，《寻乌调查》记载，到处都是"有老婆又新找一爱人"的现象。张怀万在巡视赣西南的报告中指出，大量红军伤员十分恐慌，很多人请假回家寻找老婆，这种情况严重到动摇军心的地步。
到1930年苏区中央局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妇女运动犯了小资产阶级式的错误，把婚姻自由问题当作最主要的任务，结果导致妇女运动偏于婚姻问题和强迫妇女剪头发。这种风气，甚至到了抗战时期仍有流毒。蔡畅在1943年就批评在妇女工作中大量不分青红皂白偏袒女方的行为，导致工作不能受到群众支持。
因此，咪蒙老师也可以辩解，你说我历史虚无主义，可我有这么多“事实原型”，难道不是比你铁证如山吗？
显然这一言论引起重大争议的原因，恰恰是由于这体现了现实当中的矛盾——无论是认为“性别压迫天天想月月谈”的女权人士还是认为“女权邪恶无比，夹带私货，借革命题材宣传洗脑”的键政人士，都不需要关心事实。他们关心的往往是，在这个“壳子”内，我需要怎样装入我自己的意识形态，要怎么样服务于我的目标。
意识形态与斗争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告诉我们，意识形态不是独立的思想体系，而是扭曲地反映阶级利益的观念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斗争不止是说理，而是立场与立场的对撞，一句话，我们的意识代表我们的立场。
正如那句话，“《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同样，《我在长征路上开超市》也是一部很好的反面教材，好就好在作为负责意识形态宣传的东西，却展示了绝对的贫乏，抛弃了一切的掩饰，撕毁一切体面衣裳。
许多人的批评没有错，这部剧有夹带私货。但是，夹带私货，使之符合现实群体现实斗争的需要，往往就是历史叙事的目的，问题不是有些人夹带“私货”，而是只有一些人能公开展示自己的“私货”，乃至于把自己的“私货”包装成“全社会的需要”与“普遍的意识”，骑在社会其他成员头上拉屎。以意识形态宣传为目推出的文艺作品最后却成了连敌人都不敢指名的尴尬之作，背后的问题显然比比咪蒙团队本身大得多。
又如马克思在不朽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在市民社会中，一定的阶级要扮演这样的普遍角色，只有为了社会的普遍利益，特殊阶级才能要求普遍统治。这不止要求它诉说着全社会利益一致的话语，就像年复一年的“包饺子”，更需要它与整个社会亲如兄弟，与整个社会混为一起并且被看做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普遍代表，一句话，要求它真的代表普遍的利益与普遍的要求。
现在，《我在长征路上开超市》这类站在“普遍阶级”位置上的文艺宣传作品看似在”包饺子“，却不能或不愿代表普遍利益与凝聚社会共识（普遍的意识）。这种借宣传之名在行动上厚此薄彼拉偏架，不能或不愿代表人民群众立场的情况如果越来越多，那么意识形态领域就会早早打起来，让人民群众在斗争中重新找回代表自身的“批判的武器”。
咪蒙算什么打？无非命题作文，拍了几部剧。人民群众才叫打，有几亿人，还有斗争的理论。而理论一经把握群众，就会成为现实的力量。到了那种时候，会害怕的是群众，还是咪蒙和让咪蒙们去搞意识形态宣传的那些人背后的”意识形态“，是显而易见的。
让我们用马克思的话作为尾声：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
玖歌 · 2024-10-10 · 来源：新潮沉思录|微信公众号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