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民本思想与“吏为民役”
永济市柳园柳宗元纪念馆额匾为“民惟邦本”，突出柳宗元的民本思想，馆展又以“吏为民役”为主题内容，彰显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前者是后者的本源，后者是前者的体现。前者强调应有的思想观念，后者是为政的具体要求。“吏为民役”这在古人柳宗元那里得以倡言，时为一个严肃的理政问题，而今对我们党员干部廉政教育也是一个重大的现实命题。一、柳宗元民本思想的政治理念
我国古代先秦就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道德经》）。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孟子就曾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柳宗元对先哲思想是有历史继承的，这在他的文本中有著，也多以散见亮点存文。
1、“受命百姓”而非天命
恩格斯曾经说过，西欧的中世纪历史只知道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这就是宗教，即指基督教神学思想。中国的封建社会不同于欧洲，其神学观念的表现是天命论。柳宗元极力否定天命说，强调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反对君权神授的唯心主义观念，这是他民本思想的重大表现。柳宗元在《贞符并序》开篇中说，友人吴武陵对他讲，董仲舒在对汉武帝答问中说到，夏商周三代君王受命于天，都有祥瑞作为符征，这种说法对吗？柳宗元提出何止董仲舒这样说，当时的文学家和史学家如司马相如、刘向杨雄班彪班固也都这么说，这种说法和邪恶的巫婆、瞎眼的太守一样，都是用来欺骗和迷惑人的。他又说真正的符命是仁德，只有仁德才是符命的本原。帝王受命不在于天，而在于人。还是在青年朝官时期，柳宗元就着手《贞符》的写作，而在贬谪期间完成《贞符并序》，其文主旨是讲大唐的纯正品德是受命于百姓，而不是受命于天意。他在《封建论》中指出社会的发展是“非圣人之意也，势也”，如他说的“受命于生人之意”，生人，即是人民（为避唐太宗名讳）。这也正如他在《伊尹五就桀赞》中说的“圣人出于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这即是指人民群众的意愿，正是这种“势”的作用推动着历史的发展。他在《时令论》里有语“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并且在《非国语》中重复用了这句话，利备于人事，以人为本，是他一再强调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2、施政于仁的反封禅说封禅
是古代帝王祭天祭地的一种隆重的仪式活动,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里,对自汉武帝以前的封禅史作了详细的叙述,其中隐含了他的辛辣讽刺。他在文章的开头说,自古以来受命于帝王的人，何尝不封禅?没有吉兆瑞祥就忙着行封禅礼的有人,从来也没有目睹符瑞而不到泰山去的帝王。《封禅书》不仅写了封禅的活动,还写了许多所谓的符瑞之事,封禅就是最大的符瑞。唐朝没有封禅之事,尽管唐太宗也只动心于此，但不能说唐朝就没有类似的符瑞之说。柳宗元预事敏感，尖锐地提出符瑞不在于祥物，而在于仁德，“未有丧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寿者也”。这就是说没有听说帝王失去仁德而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的,也没有听说只靠所谓的吉兆祥瑞而能使朝代延年益寿的。柳宗元的这些话也是着意于大唐王朝,其中隐含着他对帝王的劝喻，这就是施行仁政，深得民心，才是根本。现代名家章士钊先生在他的《柳文指要》一书中说，“柳子厚为从来反封禅之唯一文家”。总之他的反封禅反符瑞说，都是源于他的受命不于天于其人的光辉思想。
3、为民请命的鼓与呼
《捕蛇者说》可以说是最为人们熟悉的一篇柳文，这也可以说是他的民本思想见之于行动的典范之作。《捕蛇者说》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其大意是说,永州有一种毒蛇,入药可以治许多疑难病症,当初太医奉皇帝之命,一年征收两次,宣布以此可顶赋税。有蒋姓人家三代都以捕蛇为业,然而其祖父和父亲都被毒蛇咬死,而蒋某已从事此业十二年,有几次都差点丢了性命。柳宗元对他很表同情,说是可以帮他说话,使他能直接缴纳赋税,不再去干捕蛇的事。蒋某却哭着说,这样会更要了他的命,又说他家三代住在此地已经六十年了,眼见着乡邻把田里的出产和家里的东西都拿去缴了税,被逼得出逃的,饿死和病死的很多。在他的祖辈时,家破人亡的十家有一家,到了他父辈时,十家能有两三家,现在是十家剩不下四五家,而他是靠着捕蛇之业才活了下来。柳宗元听了捕蛇人的话更觉伤心,他说孔子说过“苛政猛干虎"的话,如今谁能想到赋敛之毒还会更甚于毒蛇呢?《捕蛇者说》直面现实，此文可说是他所作的农村社会调查，他敢于写出来，就敢于担当责任，且用语激烈，竟然直呼“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明确表示“故为之说，以侍夫观人风者得焉”，显然他是要下情上达朝廷，如此他真的是在为民请命了。
二、吏为民役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吏为民役是柳宗元早期为朝官时就有的观点，语出《送宁国范明府诗序》，“夫为吏者，人役也”。后来他南贬永州，在《送薛存义序》中，这种思想得到他的完整系统表述，说是“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
1、吏为民役要求官吏勤政廉洁
他在永州对同乡薛存义说了一片肺腑之言，意思是凡是在地方作官的人，他们的职责是什么呢？他们应该是老百姓的奴仆，而不是来奴役老百姓的。老百姓种地，每年要拿出十分之一的收成邀租税，作为官吏的俸禄，就是要官吏来为他们办事。现在一些官吏拿了百姓的钱，却不为他们办事，还要贪赃枉法，敲诈勒索百姓。这好比是主人家里雇来的仆人，得了佣钱，却不为主人干活，还要偷盗主人的财物，这能不让人发怒吗？如今的官吏多是这样，就是因为他们有权有势。面对这种现实，柳宗元一腔愤慨，找到薛存义这样的正面典型，又使他大喜过望。他在永州，河东同乡薛存义也在这里。他原先是为湘源县令，颇有政声。因为零陵政令混乱，赋税扰民，老百姓告到州府，州府应急，又改派他到零陵。在这里薛存义每天一早起来办公，往往忙到深更半夜。老百姓真是遇到了好官，打官司得到公正的处理，纳税有了公平的负担，跑出去的人又返回家乡，拒缴租税和逃避劳役的人，都在一个月内办清了手续，坏人和贪官也都受到惩罚，老弱之人也不再受人欺侮，这种现实状况都是能从人们的脸上看得出来。如今薛存义在零陵县令任上已经两年了，因为工作变动，又要离开零陵县，柳宗元来到江边为其饯行。他感慨薛存义为官一方，没有白拿老百姓的钱，确实是造福于民，受之无愧。从薛存义这个典型的身上，体现了民役之吏的勤政和廉洁。柳宗元用这一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生动具体地诠释了他对吏为民役的概念，我们也可把他的这一思想归入廉政文化之中。
2、廉洁奉公不容guan员贪腐吏商
柳宗元有《吏商》一文，开篇讲到“吏而商也，污吏之为商，不若廉吏之商，其为利也博”。这是涉及官吏经商一事，其意是说，与其腐化贪污的guan员经商，不如廉洁奉公的guan员经商，后者获得的利益更大。贪官从经商中，恃其势力，与民争利，把政治特权当成手段，从中牟取暴利，扰乱国家正常秩序，造成社会动荡，最终身败名裂。相比之下，廉洁奉公的官吏反而获得的利益更多，这话似乎有点费解。其实廉吏不可能经商，这里显然是一种虚设。柳宗元其实是指“苟修严洁白以理政”，是说廉吏从严要求自己，以廉洁清白的品格治理政事，越是这样，就会不断得到上级的提拔。这也就是常说的“计利当计天下利”，国家也不会忘记这些廉洁奉公的guan员。柳宗元面对时俗官吏经商一事存有危感，说“举世争为货商”，人们都象这样争相逐利于道路，这是一种可悲的灾难。他在此文中还提到，人们或谓孟子言义不言利，君子谋道不谋富。对此他说，君子之德可以分为两种，一是诚实而明理的人，他们不经商也不必与其谈利，二是明理而诚信的人，虽然经商但不损人利己。他在《宋清传》中，为长安药市的药商宋清作传，说他收购药材，价格优惠，出售药材，质量从优。人们看病，有钱没钱一样对待，不催欠款，烧掉欠条。有人说他愚蠢，有人说他有道，他却说我也算不上有道之人，我只求能养活妻子儿女就知足了。这样看来，柳宗元又在此找到了一个“明而诚者”的商家典型，以此对照那些贪得无厌的吏商，应该使他们相形自秽。柳宗元的这两篇文章，在当今社会，针刺时弊，都是具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3、“廉洁自持，忠义是仗”立身之本
柳宗元为柳州刺史，是最高的地方首长。因为初贬永州时，他说自己“侍罪非真吏”，是为闲官，不得干政。而到柳州身为刺史，却以多病之身，倾其全力，日夜操劳，鞠躬尽瘁，留下了四大政绩的日后美名，即解放奴婢，革除积弊；挖井开荒，发展生产；移风易俗，去鬼息杀；兴办教育，示民仁爱。他面对乡俗适从民意，作为地方首长亲自主持雷塘祷雨。在此一仪式中，他以自己的人格向蒼天发誓：“廉洁自持，忠信是仗，敬有获戾，神其可罔”。即是表白自己的廉洁忠诚，如有罪过，神明也不会饶恕，甘愿受上天的惩罚，这实际也是在向人民表明自身。又如在《井铭并序》中，他列有“凡用罚布六千三百，役用三十六，在砖千七百，其深八寻又二尺”，并刻石立碑，公示于众，以表清白。在《瓶赋》文中，他以汲水的井瓶和盛酒的鸱夷壶作比。其时柳州人打水，用的是陶制器具，状如高腰的陶瓶。柳宗元说，我宁愿作在井旁摔碎的陶瓶，而耻作酒气薰天的鸱夷壶。因为瓶子虽然只能打水，但“钩深挹洁，淡泊是师，清白可鉴，终不媚私”，且于人“利泽广大”。在《邕州刺史李公墓志铭并序》中，指李公五次担任军职，两次挂印刺史，这位曾为邕管经略招讨使、朝散大夫持节都督，官拜御史中丞赐金鱼袋的大员，其去世后的丧事办理中不见金银珠宝积蓄，仅剩赤帛五匹，直到第二年才得归葬故土，还是当地百姓捐钱助成。其实这也正是柳宗元自己的写照，他在柳州去世，家人无力治丧，灵柩被停放在他生前喜去的罗池之处，也是第二年由身为桂管的同乡裴行立筹措帮助得以回葬长安祖坟。
三、余论
吏为民役的根本要求应是廉政，撇开吏为民役的理念，只说廉政，历朝历代都为之倡言，清官和贪官也从来是对立着的两个方面。柳宗元把廉政提升到民本思想的高度，是他的思想境界和睿智卓见，就这吏为民役一说，他已经远远超出同代人的认知水平，且身体力行以为楷模。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去拔高他，说他具有的民主意识相同于现代民主思想。从封建社会为吏的主旨来说，应该是说当官要为民作主，说俗了就是吃了老百姓的饭，就要为老百姓办事，吏为民役的比喻意义就在这里。吏为民役和我们今天说的人民公仆也不尽相同，我们现今是人民政权，人民作主这同历史上的为民作主一字之差，却是大相径庭。“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作为合理进步的思想文化也要继承，从中汲取营养以为现实服务。我国历史上何止一个柳宗元，也有许多的清官廉吏，我们现在提倡廉政文化，以这些光辉的历史人物作为正面形象纳入其中，丰富内涵，以为资政，显然柳宗元是其中的佼佼者。以古鉴今，我们当会从柳宗元身上受到感染和启发，照一照这面历史的镜子，整一整自己的衣冠，也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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