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这边大庆关的铁牛今何在
了解这个命题，先来看一份档案。《辞海·大庆关》：古关名。本名蒲津关。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改名。故址在今陕西大荔朝邑镇东黄河西岸。明置巡司、税课局于此，为晋、陕间黄河重要渡口。明万历后河决关毁。
而“蒲津关”《辞海》释文曰：“见临晋关。古关名。战国魏置于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城东黄河西岸，故名。扼蒲津渡口，历代倚为秦、晋间重险。公元前205年刘邦既定关中，自此渡河下河内。汉武帝改称蒲津关。其后或简称蒲关；或沿用临晋旧称。北宋大中祥符中改名大庆关。”按《辞海》释文，大庆关即蒲津关，蒲津关即临晋关。也就是说，临晋、蒲津、大庆则属同一处关隘，只是史上不同时期名称有别而已。
蒲津关，位于蒲州城西。《左传》文公三年（前624年），“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即取道于此。历汉、唐至元、明，凡秦、晋间兵事，往往济自于此，为战守必争之地。蒲州，治今山西永济西。唐开元时，曾设为“中都”和节度使驻地，其辉煌景象一如京师长安、陪都洛阳、北都太原。因特殊的军事和政治地位，闻名于世的“蒲津浮桥”就诞生于此。《辞海》记述蒲津桥曰：“古桥名。故址在今陕西大荔东大庆关与山西永济市西蒲州镇之间黄河上。战国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年）初作‘河桥’于蒲津；其后西魏、隋、唐，皆在此连舟为浮梁，仍号‘河桥’。唐始称蒲津桥，《唐六典》：‘天下河桥有三，此其一。’北宋时犹时坏时复。
”据文献所记，唐之前的蒲津桥架设较为简易，大致是“柏木为锚，竹缆连舟，河水漂浮”，多为军事之用，即便不能说“过河就拆桥”，也基本是不会日久使用。到了开元之际，国力强盛，经济繁荣，而唐王朝又特别注重其山西根据地尤其是处于两京之间的蒲州的战略意义，于是特颁诏书，任命兵部尚书张说为改建“秦晋通衢”蒲津桥的总指挥。既而，天下能工巧匠皆汇聚于中都蒲州城。工程于开元九年（721年）开工，开元十二年告竣。改建后的蒲津桥，以耕牛为模本熔铁为地锚，黄河东西两岸各置四尊，并改竹缆为铁索，舟船建造亦甚是精良。原理是：铁牛为锚，铁索连舟，河水漂浮。其“横亘百丈，连舰千艘”，“链如游龙，势若长虹”，成为维系京畿及北方边关重镇的天堑通途。
但是，就是这样一座被唐人视为永不沉没的大河桥，经历了500年的风雨沧桑最终还是消逝在了历史的惊涛骇浪之中。其准确时间是金代元光元年（1222年）。金朝统治北方后期，蒙元的雄起使其疲于奔命而一路南撤。向有“关中锁钥”之称的蒲州，曾一度被金政府议定为自北京退守中原地区的临时首都。后来，因为有大臣言说蒲州不及开封“宫阙华丽”，使得蒲州错过了继舜帝、唐朝之后再次成为都城的机遇。但对于成吉思汗来说，他的政治军事眼光就要敏锐和深邃一些。因而，自他的王朝战略决策由“军事掠夺”变为“军事占领”的那一刻起，就派遣他的儿子窝阔台与国师木华黎进军山西，即以山西为军事走廊，以蒲州为军事据点，然后直驱陕洛。蒙元与金朝的这场战役历时八年，史称“蒙金拉锯战”。也就是在此期间，蒲州城遭受重创，鹳雀楼被焚，蒲津桥被烧。元军占领蒲州城后，金朝屈居开封弹丸之地又苟延残喘了十年，在蒙元和南宋的夹击下而灭亡。
蒙元入主中原的征战，无惧而残酷，使其成为历史上版图最大人口最少的王朝。毫无忌讳的掠夺，肆无忌惮的烧杀，导致自然生态环境极度恶化。那条被中华民族视为母亲河的黄河，由于上游大量的森林植被遭到破坏，至此再一次桀骜不驯起来。尤其，黄河中游小北干流沿河一带历经了长达二百余年的水患侵扰。民间流传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就产生于这一时期这一河段。甚至更有形容黄河改道的趣闻，即“过了河的没过河，没过河的过了河”。
黄河的反复无常，即便强大的蒙元帝国、大明王朝，想再次在蒲津关造桥成为了梦想。唐王朝改建的蒲津铁牛浮桥在蒙金拉锯战中烧毁后，秦晋间只有靠舟楫互通往来。虽然如此，但坚如磐石的铁牛地锚仍旧“威武雄特”的坐立于黄河两岸。清代乾隆版《蒲州府志》，就绘有一幅“城西铁牛图”。按图所示，此时黄河像是西移已久的模样，而泥沙已淤至铁牛策牧者膝盖部位。西边不远处书有“大庆关”字迹的牌楼巍然屹立。这就是说，蒲津关黄河东岸的四尊铁牛乾隆年间还屹立于黄河岸上。
在蒲津关河决关毁铁牛早已完全被黄河泥沙掩埋，而又无人知晓它何去何从的岁月里，留在蒲州民间的只有“神牛镇水”的趣闻和传说。1988年，永济博物馆工作人员在查阅《蒲州府志》及相关文献后，派专人前往黄河对岸的陕西省大荔县，以考察和探究“大庆关牌楼”之侧铁牛的有关信息。在大荔县档案馆，调查人员找到了一套乾隆版《同州府志》和一套明代《朝邑县志》。遗憾的是，此两套志书中均无“铁牛图”的显示，惟只有铁牛铸于何时、起何作用的简短文字记录。
带着仅有的收获，返回后的永济博物馆工作人员在得到上级文物部门的同意后，开始了对黄河东岸铁牛的寻找。勘探发掘工作历时一年，1989年秋终将《蒲州府志》记载的四尊铁牛清理出土。其遗址面貌，与《蒲州府志》“城西铁牛图”所示基本无异。蒲津关四尊铁牛、铁人的神秘面纱已被揭开，照理说与之相对的大庆关那四尊铁牛的发掘理应指日可待。但是，由于千年铁牛沉埋泥沙日久，重见天日很快就出现风化现象。鉴于铁质文物保护仍是世界难题，国家文物局立即批示停止对大庆关四尊铁牛的勘探发掘，并做好已出土铁牛及附属文物的保护利用工作。
蒲津关铁牛出土至今已20多年了。期间，国家有关部门以及科技、文物工作者对其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使其得到了有效保护并辟为参观游览场所。虽说如此，但人们对大庆关四尊铁牛还是充满了想象和期待。它们真的也像黄河西岸的铁牛一样，仍旧沉埋在泥沙深处吗？
据桥梁专家唐寰澄先生研究论断，唐代时蒲津关黄河水流平缓，地势岸高谷深，黄河经此两派流，主流靠东，次流靠西，两流居中处有“中潬城”一座，而蒲津桥就架设于主流之上，跨度大约360米。按其说法，黄河西岸铁牛即位置东岸铁牛西向360米处。当然，唐先生的结论没错。问题是，黄河西岸铁牛是否还沉埋在地下，则一直是萦绕人们的最大疑惑和关键话题。
《蒲州府志》有这样一段记载：“蒲西门外河岸铁牛铸于唐，时东西各四，有牧人引之。其西，则朝邑也。俗传，东岸牛本五。昔时，一牛亡去，故今止四。其亡去者，在陕州。牧人寻之，至陕城门遇人问焉，因立化为铁。真齐东野人语，不知陕亦自有铁牛也。陕牛未详何时铸，或云以镇河患，唐人有《铁牛颂》。而四牛之在朝邑者，为河所没，无复存矣。”说蒲州城西门外河岸上的铁牛铸造于唐代，其时东西两岸各四尊，牛旁还各有一铁人牵引。河西的四尊，在朝邑县的河岸上。民间传言，河东岸原本有五尊铁牛。一日，有一牛忽然出走了，因而只留下四尊。那尊出走的铁牛，说是去了陕州。牵引铁牛的牧者前往寻找，到了陕州城门遇人打听，对方说他怎么黑得像铁人一样，于是他便现了原形立在那儿。有耕夫说，我这把年纪了竟没听说过陕州也有铁牛。那铁牛也没有详细记载铸于何时，有人说它是镇河的神兽。不过，唐代有人为它作有《铁牛颂》。而在朝邑县河岸上的四尊铁牛，早已被黄河淹没掉了，至今都无迹可寻。
细读这段文字，似有荒诞色彩。不过，自古而今治理黄河一直都是谈虎色变的话题。古人用牛镇水有着悠远的历史，江河湖海之滨多有牛的形象出现。诸如秦代李冰父子兴修都江堰的“镇水石犀”，山东济南南北朝时期的“镇河铁牛山”，河南开封许铁牛村的明代“镇河铁犀”，清代颐和园昆明湖东岸上的“镀金铜牛”，湖北荆州长江堤岸上的清代“镇江铁牛”等。但，这些“神兽”都是人们主观意念寄托的象征之物。蒲津关的铁牛就不一样了，它不仅有象征意义，作为牵拉浮桥的地锚更有实用价值。
《蒲州府志》记述的这段文字，结尾处明确说大庆关处的四尊铁牛早已没于河中不知去向，应该不是谬传。那么，其“没于河中”究竟是在什么年代呢？
查遍各种史料，尤其是地方文献，除了《蒲州府志》和《辞海》再无此方面的档案文字记载。因而，推断其“被河所没”的时间问题，此两种文献就成了权威的依据。
历史上，官方编撰地方志始于明代中期的成化时期。《蒲州府志》，即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蒲州府志》则是清代乾隆年间的重修版本。其大量的文字信息，无疑来源于明代以来。而明代时期，黄河小北干流经年的泛滥成灾已是不争的史实。故而，这一时期大庆关河岸崩塌致其四尊铁牛沦入河中当是可能的事儿。《蒲州府志》那段让人感到荒诞的文字记述，就是较为有力的证据。如果还存在疑问的话，我们不妨再来查看一下《辞海》。正如本文开篇所引《辞海·大庆关》释文曰“明万历后河决关毁”，较之《蒲州府志》就言辞明确多了。如此说，大庆关已毁，铁牛还会存在吗？由是可以这样断定，大庆关四尊铁牛“被河所没、无迹可寻”的大致时间是——明代万历晚期。因此，假若今天国家允许对其进行探掘，也已不像东岸的四尊铁牛那样容易找到了。
历史一如黄河东流之水，一去不复返。沧海桑田，桑田沧海。举世闻名的黄河蒲津浮桥虽然早已消失了，其西岸的四尊铁牛也没于河中数百年了，但黄河东岸四尊铁牛的出土仍然让今人感受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其映射出的敢与自然抗争的“人定胜天”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伟大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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