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津桥的形制
黄河属季节性河流，涨、落、宽、窄、清、浊、缓、急、流量大小、冰团阻障、河道移动、河床高低等，均无定数，变化难测。在古代生产力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在黄河上建筑浮桥，就需随着河流的变化而变化。春秋时期，鲁昭公元年，公子鍼在蒲津关造浮桥，还是处于中国古桥初创时期。北魏以前对蒲津桥史的记载尚可查阅，而对桥的形制，结构，体系皆渺茫无考。
公子鍼在蒲坂造桥，只不过是携带家私奔晋，连舟造桥为梁。不论多么简便，舟桥在河面上总是连接成排，车马才能通过。
战国时期，几代国君在这里造桥、仍无文字记载桥的形制。而这个铁器已普遍使用，生产力较发达。河中舟船分组编列，可以用铁锚固定缆或绳缆。岸上当然有木、石之类作桥墩。
到唐时，杜佑在他撰写的《通典》一书中，才提到蒲津桥的形制：“桥自后魏迄唐初，皆横百丈，连舰千艘，少败辄更，岁费不訾，于是开元十二年，唐明皇始下群议，乃铸牛、人、山、柱，夹维两岸，久成固矣！”这是对蒲津桥形制的最早描写。
“横百丈”，说出了桥的跨度，据考百丈还多一些（太阳桥长 76 丈、宽 2 丈）。唐时的东流河，岸高、谷深、流急，泥沙容易冲走。“连舰千艘”是形容词。百丈长的竹缆上系船不过五、六十双。
到开元十二年换竹索为铁索，地锚全以铁铸造，这是一次浩大坚固的工程。待到天宝年间，阎伯玙在《蒲津桥赋》一文中对桥的形制进一步描写：“远之而望，势侔神造，既似乎瀑布之界天台，又似乎蓬莱之横海岛。虚其内，则用当其无，疏其间，则屈而且抱……下临不测，舟形崎岖，似火龙之饮川，梁势编绵，疑海鹏之点翼。”
这段描写，比杜佑、张说写得形象逼真。他把桥索的曲浮情况，舟形的崎岖、梁势的编绵等几个方面都写出来了。这就给后人考察蒲津桥的形制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到宋、金时，对桥不断进行维修保护。在桥两端设东西门，专设管桥guan员，经常有 200 兵役护桥，在桥头近处植榆栽柳。
开元十二年，桥改建后，在桥东岸东北 150 米处，特建一“铁牛村”，住杨、李两姓，共 300 多口人，不种田，不纳粮，专职护桥看铁牛。到明隆庆四年（公元 1515 年）河涨村没。
1989 年，蒲津渡遗址发掘出土，这对桥的形制考证更有了确凿依据。从铁牛、铁人的布局，看桥的位置：
按这次发掘出土顺序，给四个牛编号。1 号牛在西北方位，2 号牛在东北方位，与 1 号牛成行。3 号牛在西南方位，与 1 号牛成前排。3 号牛与 4 号牛成行。4 号牛与 2 号牛并成后排。1、3 号牛在唐石堤之东，距堤 1.30 米。2、4 号牛尾距现存的蒲州古城东墙 51 米。3、4 号牛距现存的蒲州古西城门 110 米，这就准确地知道了蒲津桥的位置。
从牛的布局，看桥的宽度：
1、3 号牛相距 10.30 米；2、4 号牛相距 10.40 米。每牛尾下有一根大铁轴之，各轴长 2.3 米，直径 0.5 米，轴上有图案花纹，轴作拎桥索用。每轴系两根桥索、共系 8 根。这就准确知道了桥的宽度为 10.30 米至 10.40 米。
从石堤、铁牛看桥的长度：
唐筑的东岸石堤高 4.7 米，上宽 1.30 米，铁索由铁轴 60 到 70 的斜度下垂到河面连舟。古人把这形容“瀑布之界天台”。史籍对桥的长度记“百丈”，“二百步”，“不足一华里”等不一，而数字相差不大。待到西岸铁牛发掘出土后，方获得更为准确数据。
从水的流速看桥的弧度：
唐时黄河岸高、河窄、水深、流急、铁索连舟直铺河面，北来之水自然把舟索桥冲成弧形，古人把这形容成“势若长虹”。
从铁索长度看桥船的数据：
1、2 号牛和对岸北边的两牛拉四根铁索。3、4 号牛和对岸南边的牛拉四根铁索。最北边的一根铁索距最南边的一根铁索 10.40 米左右、桥船的长度应为 10.50 米，船上两端有铁环和铁索连接、船的宽度为 3 米左右，船与船之间还必须有 1 米左右的距离，以便通水。这样铁索上的桥船仅六七十双。
从桥东端的地势看车马怎样上桥：
隋唐至金元明 500 多年，蒲州城西门外地势低平。出西门向右转是月城，门向北、至石堤是 15 度斜坡，过石堤是 30 度坡，一大块木板和第一双桥船连接，便上了桥。
从地锚工程的浩大看桥的载重量：每牛下 6 根铁柱，入地丈余，柱与柱之间用石条，铁锭勾塞，再加4 尊铁人、两座铁山。据考，工程底部牛、人、山、柱纵横以铁石相连共成一个整体，真是牢不可拔（这具体细节将继续考证）。
每根铁索按 130 丈许，8 根共 1040 丈长，每丈铁索 100 斤重，共重 104000 斤，这样重的铁索不是全靠地锚，而是铁索连舟，河水漂浮。载重的车马碾在那双桥船上，那双船就略有不同下沉，大波涛经过舟船下部时，也会把船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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