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济黄河蒲津渡遗址考古琐记
古代黄河上的著名渡口——蒲津渡位于山西省永济市古蒲州城西门外黄河东岸，历史上著名的蒲津桥和唐开元铁牛也位于此处。后因黄河东移，开元铁牛等没入水中，悄然消失。20世纪40年代，河水沿蒲州西城墙外流过，据当地老人回忆，枯水季节，下水还可摸到铁牛牛角，行船还有被牛角挂伤船底的情况。50年代后，三门峡库区蓄洪，河床淤积，再加上河水西移，到了六七十年代铁牛已被深埋于黄河水下2米有余的河滩里了。1988年，永济县博物馆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一年多的查访勘探，于次年8月发现并出土了唐开元铁牛、铁人，引起各界人士关注。
为全面揭示蒲津渡遗址面貌，从多方面提取科学研究资料，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山西省文物局组建了以省考古研究所为主，有地、县有关同志参加的考古发掘队，于1991年和1999年先后两次，对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历史9个多月的艰苦发掘终于使蒲津渡遗址重现于世。
一 蒲州 蒲津渡 蒲津桥
蒲州
“一望蒲城路，关河气象雄”。
旧治蒲州城濒临黄河。“控据关河”，山川要会”，古为畿辅重镇，兵家必争之地。唐曾两建中都，与陕、郑、汴、怀、魏同称为唐六大雄城。
五代时“城临大河，楼堞完固”，金正大八年（1231年）元军攻河中府，金将守其半为城。如今在古蒲州城东仍残存着放弃守卫的土垣，东门瓮城依稀可辨。
明洪武二年（1369年）重筑城垣，周长九里，城高三丈八，砖裹堞。建城门4座，西门称“蒲津”。门外有瓮城，东、南、西门各一重，北门三重。城四角建有角楼。东、南、北掘阔十丈、深一丈五的护城河，西城外据黄河天险。隆庆元年（1567年）复用砖石重筑城墙。
故城墙基本完整，因城内取土多有缺损。原本约6米宽的城墙，如今有的仅存1.5米。北门的门额仍保留着明洪武六年的题额。
河中府瞎境相当于现在运城、永济、临猗等地，这一带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水源充足，气候温和，水利发达，是著名的传统农业经济区。地处长安与太原间，是东西交通的枢纽。不仅可控制通往长安的漕运，也使它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经济和战略价值都很高。河东被山带河，人杰地灵。唐代柳宗元、卢纶、吕温、聂一中、司空图都出生在这块土地上。元稹曾在此动情写下《莺莺传》，王实甫挥就《西厢记》，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故事流传千古，至今不衰。唐代大诗人王之涣《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更是脍炙人口，广为传诵。宋、明之后名士如云，曾有“对门三阁老，一巷九尚书”之说。
蒲津渡
蒲津渡自古为关中通河东之重要通道，汉代称临津渡，唐改称蒲津渡，宋时改大庆关渡。山西潞盐、铜铁、煤炭都通过此运往河西，航运转入渭河逆流而上运到长安，咸阳等地。《隋书·食货志》记曰：“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
渡口一直为各代沿用。明、清以后随着河床於塞、抬高、河流不断倒岸，作用大不如前。
蒲津桥
重要的地理位置和稳定的河床条件，使得历代在蒲津数次造桥，大多供军事之用，或临时建造，或逢时建造。而最著名的唐代开元年间建造的蒲津渡浮桥。
浮桥又称浮梁。黄河上造浮桥，最早见于《春秋左传·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秦伯之弟鍼奔晋”，“后子享晋侯，造舟于河”。《尔雅·释水》注中解释，造舟，比船为桥。刑昺疏：“比船于水，加版于上，即今之浮桥。”《元和郡县志》：“同州朝邑县桥本秦后子奔晋造舟于河，通秦、晋之道：“《初学记》公子鍼造舟处在蒲坂夏阳津，今蒲津浮桥是也”。
《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秦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初做河桥。”唐朝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注此桥在同州临晋县东，渡河至蒲州，今蒲津桥也。
三国，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秋七月，曹操西征马超，曾夜渡蒲坂津。
后东魏齐献武王高欢，西魏丞相宇文泰，隋文帝皆于蒲津造浮桥。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李渊起兵晋阳，引兵自河东济河而西，隋将屈突通守蒲津，为据李渊而绝断河梁。
唐初修复此桥，唐太宗李世民有诗描述了过桥的感受：暂低逢辇渡，还高值浪惊。水摇文鷁动，缆转锦华萦，远近随轮影，轻重应人行。此时的桥均为木桩竹索浮桥。
唐开元间，为加强对中原以及整个北方地区的统治，唐玄宗李隆基决定，充实河中府，改建蒲津桥。易笮索为链，改木桩为铁牛，同时疏其船间，在建筑材料与技术方面都作了较大规模的改进。唐代杜佑《通典》记载：“河东有蒲津关，大唐开元十二年于黄河两岸开东西门，各造铁牛四，并前后铁柱十六。其牛下并铁柱连腹，入地余丈。”《新唐书·地理表》记载：“有蒲津关，一名蒲坂。开元十二年铸八牛，牛有一人策之，牛下有山，皆铁也，夹岸以维浮梁。”这项工程在当时应属全国重点工程。两岸铁牛、铁人等铁器的用量约160万斤，占全国铁年产量4/5。而唐元和初年当时全国铁年产量仅200余万斤。
唐代黄河河床稳固，蒲州一段岸高谷深，铸铁牛地锚，铁索连船即能保证度汛，在唐代交通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到唐末天复元年（公元901年），蒲津浮桥损坏，於塞河流，妨碍交通，舟行甚难。此后蒲津桥虽时有损坏，但经维修仍可使用。到有宋金时期，蒲津渡仍是黄河重要渡口之一，记载史不绝书，尤其是《宋史》多处记载了怀丙捞牛恢复浮桥的科技史实，为中外科技史专家所重视。
至金元之际，金元交战。《金史·侯小叔传》记载，元光元年（1222年）十二月，元军石天应乘小叔出城取河中府，作浮桥通陕西。小叔带兵夜半坎城以登，焚楼橹，火照城中，灭石天应都，“烧绝浮桥”，抚定其众，自此不再有完整的常年通途的蒲津桥。
明洪武二年（1369年）大将徐达至河中，大兵会于蒲，将渡河西定关中，茂材策划，为浮桥，逾日而成。
蒲津桥造型雄伟，生动，体现了盛唐风格，为历代文人赞颂。天宝年间阎伯玙作《蒲津桥赋》：远之而望，势侔神造。既似乎瀑布之界天台，又似蓬莱之横海岛。又写道：下临不测，舟形崎岐，似大龙之饮川，梁势偏绵，疑海鹏之点异。皮日休《河桥赋》写道：观其步高于空，履险于深。其形也若剑依天外，其状也若龙横水心；其高也若大虹之贯天，风吹不动；其壮也若巨鳌之压海，浪泛不沉。曙色霍开，济者相排，如川失水。一时物来，啼响如雨，车音若雷。李商隐亦写诗赞颂;左右名山穷远日，东西大道锁轻舟。独留巧思传千古，长与蒲津作胜游。
护岸石堤
唐代相对稳定的黄河河床，较好的上游环境，使蒲津桥得以保存几百年。唐开元中东西修石岸，铸铁牛，系铁缆，维浮桥。宋以降，黄河上游环境受到更多的破坏。泥沙俱下，河患频仍，蒲州附近河段於沙增多，河床不稳，河流改道。明代以后更为加剧。河西石岸铁牛俱崩没，大庆关基地洗剥殆尽。东岸水势迫蒲州城仅数丈。明初河崩城北，殃及城隩，沿城创修石堤，下钉柏椿，上垒条石，中贯铁锭，五十余年城待为固。
石堤保护了古城，保护了蒲津渡，亦保护了铁牛，铁人等蒲津桥遗物。
二 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
1989年8月，发现唐开元铁牛、铁人、铁山、铁柱等。其全部在水平面之下，周边抽水后，铁牛、铁人才得以露头。
1991年3月初至6月中旬进行的第一次发掘，揭示出自明至民国的地层和遗迹分布，清理出金元建筑遗迹，明代堤坝、渡口、唐代铁牛、铁人各四、铁山二、铁镦柱三、七星柱等，较完整地揭示了蒲津渡遗址面貌。1999年10月至2000年4月中旬进行的第二次发掘，搞清了明代以前至唐代遗址的地层关系，遗迹分布，铁器群冶炼铸造及埋藏情况。两次发掘范围，东西30米，南北50米，深度达12米。
蒲津渡遗址位于蒲州古城西门外，黄河东岸。保存最完整。最具观赏价值的明代地层距地表约7米。最突出的文物是开元铁牛。四尊铁牛旁各有一铁人，如牧策牛。铁牛分南北两组。两牛一组，前后排列，面朝西。铁牛等为唐蒲津桥遗物，排列仍如前桥头所列，可领略大唐盛世筑桥工程一斑。
铁牛每尊高约1.9米，长约3米，宽约1.3米，牛尾后有横轴，直径约0.4米，长约2.3米，轴头有纹饰，各轴不同，铁轴有连珠饰、菱花、卷草、莲花等。
牛造型生动，前腿作蹬状，后退作蹲伏状，矫角、昂首、瞋目，牛体矫健强壮，尾施铁轴，以系浮桥。腹下有山，其下有6根直径0.4米，长约3.6米的铁柱斜前连接，每根铁柱分别有反向出伸铁足各一，功能同地锚。在铁牛的上下部位均有铸范缝痕迹，可观察浇铸、范块痕迹，分析出铸造的工艺技术。铁人造型生动，形态各异，其下部均有一铁柱，以利埋藏稳固。
在遗址的东北部位，有7根大铁柱，排列形式呈北斗七星状。5根单独铁柱，长约6米有余，顶饰桃钮。下部有反向出伸铁足3个。两柱卯接相连，上部方形，顶饰覆斗状，下部圆柱形 ，各有反向伸铁足2个 。
在如四足鼎立的铁牛中间，有南北分列的铁山2，鉄镦柱4，均中心穿孔，有磨损痕迹。
铁质文物的保护在世界上仍然是研究的课题。蒲津渡发现的铁器群，数量大，造型精美，既有工程的实用性，又有高品味的观赏价值。如何保护好这批“国宝”，是所有见过铁牛的人所共同关注的。江泽民总书记1994年1月30日到永济蒲津渡遗址视察时指出；这是国宝，一定要保护好。从国家文物局到省 、地、市文物部门，参加工作的同志为保护好这批国宝都倾注了心血。多次亲临现场指导工作，研究方案。1993年成立了专门的蒲津渡遗址铁器群近期抢救保护课题组。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牵头，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所、表面科学与腐蚀工程系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科技部派出著名教授专家参加。著名材料学家、中国科技考古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柯俊教授担任课题组顾问。经过3年的现场埋藏同成分铸铁材料试验，实验室模拟实验、分析、测试，确定了保护铁质文物的有效方案，经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论证，批准实施。为将蒲津渡遗址保护工作搞好，为铁质文物保护创造好的环境条件，将对铁质文物采取原位升高复原方案进行保护。
发掘收获
蒲津渡遗址的发掘是我国第一次对黄河渡口的科学发掘。经过两次发掘基本搞清了蒲津渡唐代以来的底层关系，遗址堆积情况，宋代埋藏地层情况，并进行了铁牛等铁质文物的冶炼铸造工艺和质量材料的分析测试。完整的发掘地层标本采样为研究黄河流域环境变化，获取了大量难得的第一手资料，获取各时期的不同瓷片标本，对各种瓷器的流通和断代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黄河蒲津渡遗址的发现展现了我国古代桥梁交通、黄河治理、冶金铸造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科技成就，为历史地理、水文地质、黄河变迁、环境考古以及黄河治理等方面提供了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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