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运城潞盐运销情况
1948年2月初，山西南部重镇——运城解放。古老的运城盐池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从此，运城盐池开始了新的历史，潞盐的运销也出现了新的景象。
潞盐运销历来采取两种办法：一为招商包销；二为公家专卖。招商包销带有封建性，公家专卖又带来垄断性，其共同特点是限制生产、限制销售。这种运销方法是不符合人民政府“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的。为了扩大生产，拓宽销路，以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必须废除旧的运销制度，采取新的运销方针。但鉴于运城盐池刚刚回到人民政府怀抱，当时全国有些地区还处于战争状态，盐路不通，交通不便；其次是资金困难，预先垫付不起脚费与税款；第三是运销机构不健全，没有通过有组织进行运销的条件。所以在解放初期一段时间内，运销工作基本处于自流状态，仅就西安一地而言，开设门市部经营潞盐的商贩就有150余家，加上其它一些地区，卖盐商贩达480余家，而参加盐业工会的只有56家。其中不少商贩不进行登记，以逃避负担，也有一些投机商唯利是图，贩运私盐，偷税漏税，更有甚者是掺杂土盐，降低盐质，破坏盐价，损害消费者利益。
同时，盐税增加、盐价提高后，大量土盐涌进市场。再加之，战争破坏，运商倒闭，农村缺乏车辆，沿途又道路失修，店栈不备，给潞盐运销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针对上述情况，潞盐管理局认为必须加强对潞盐运销工作的领导，造成广大群众参予运销工作的局面，才能克服运销工作中的困难，使运销工作走上促进生产发展的轨道。为此，潞盐管理局制定了“官助民运民销”的方针政策。为了贯彻落实这一方针，又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1)提高潞盐的产量质量，降低潞盐的生产成本，以利广销；(2)加强督运工作，组织民间一切可能的运销能力，扩大盐运；(3)吸收外来脚户多运多销，扩大潞盐的销售区域；(4)修筑道路，配置店栈、草料，以推动盐运工作的顺利进行；(5)充分利用运输季节，抓紧时机，争取大量待出盐斤运送；(6)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各地情况，以便及时指导运销，使运销工作做到有的放矢；(7)进行必要吞吐，以便更好地掌握盐价，调节价格；(8)政府有计划成立盐行盐栈、代销处，避免公私交病的无政府状态；(9)选派负责干部，由盐务管理局牵头重点配备，依靠群众，打开盐路；(10)加强友邻区的联系.解决邻区群众运销潞盐存在的各种困难；(11)给包销者以各种帮助，如贷款扶植等。由于采取以上措施，潞盐运销工作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就连已停业多年的盐行盐栈也重振旧业。运城到安邑一带从事盐行盐栈业务的店铺林立，仅在安邑、东郭镇、从善村到运城就有私营盐行盐栈87家，其中安邑27家、东郭镇10家、从善村10家、运城40家。当时，国营以潞盐管理局运销公司为代表，在运销工作中起骨干带头作用，私营起着具体组织、直接运往各地的作用。这样,在运销工作中就形成了一个以国营运销组织为龙头，私营运销组织相配合，团结各地商贩的公私结合的运销网络。为扩大潞盐的运销工作，潞盐管理局还大力发展公营远销组织，扶植远运远销,逐步恢复传统的运销路线。但就当时的情况来说,历史上划定的潞盐销区大部分还为敌人占据，或处于战争状态，就是解放了的地区，铁路、公路交通也遭到破坏，运输很困难。
有鉴于此，潞盐管理局通过下列3条路线，扶持远运远销。第一，豫岸以垣曲为中心，沟通晋豫两省物资交流。派人到洛阳与那里经济机关、当地盐商建立联系，组织豫省商人与群众来垣曲买盐，潞局则组织安邑、运城盐商往垣曲运盐。这一条路线困难较多，又非私人力量所能解决,所以必须公私结合共同进行。第二，陕岸以庙前渡为中心，沟通晋陕,并通过黄龙地区经济机关和运商向西安等地发展。由于这条路线困难太大，除潞局派人协助外，主要组织群众去进行。第三，运往本省各地的盐路早已通行无阻,尽管当时还有一些具体困难，但这一地区公私经济力量雄厚，公营经济机关健全，只要派人到河津、新绛、临汾、曲亭、翼城等地公私经济部门建立联系，就可打通本省各地运路。通过上述3条路线，使潞盐的远运远销工作出现了可喜的局面。当然,其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尤其那时陇海、京汉铁路未通，各地主要公路不畅，大部分运商皆以骡马、牛车为运输工具，甚至一些个体运输商以人力肩挑、背驮。其运输一般是农闲季节运商雇佣农民由盐场运往转运地,再由转运地运往销盐区。如运往晋东南潞安、泽州一带的潞盐，先运至洪洞曲亭镇转运栈;运往安泽的潞盐先运至翼城城关转运栈;运往陕西的潞盐先运到风陵渡，再由风陵渡转发至陕西各县；运往河南的潞盐，先运至茅津渡，由茅津渡渡河运至洛阳，再由洛阳运至豫西各县。由于运输方式的落后，无疑加大了潞盐的销售价格，给潞盐的销售造成了不利影响。但在潞盐管理局的正确指导与运销公司的直接组织下，潞盐的运销工作还是出现了好的势头，供销区域达到了1800余万人口（其中山西省500万、河南省700万、陕西省600万）。为了进一步扩大潞盐的销路,人民政府还实行了自由贸易政策，不仅积极鼓励运商在太行、太岳、吕梁各解放区进行自由销售，而且鼓励过黄河到豫、陕、鄂等省销售，路过关卡不征任何费用，运销到蒋管区只交5%的出口税，从而调动了运商进行远运远销的积极性，使潞盐的运销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到当年12月份，本年生产的8000万斤盐全部销完。
1949年春，在运城盐池出现了新旧盐青黄不接的情况，运销工作基本停止，直到后半年才开始有了转机。不过，由于全国的解放，交通的恢复，尤其是京汉、陇海路通车，淮海盐、芦盐相继流入晋、豫各地，潞盐因此受到排挤，销区日渐缩小。豫西部分地区、山西晋东南地区，由原来500万人口的销区减至为300万人口;河南洛阳、南阳、鲁山等地，由800万人口的销区缩减为200万人口，惟陕西销区较前发展。同时由于物价上涨，盐价与其它物价上涨差额很大,利润落后于物价上涨指数。加之，潞盐生产方式落后，成本高，运输不便，脚资又过重，运商不欲远运外销。不过在物价的变动中出现了晋豫两区贸易公司，以及私商购储食盐的情况。这说明潞盐运销工作中仍存在着有利与不利两个方面。针对这种情况，潞盐管理局运销公司在继续贯彻民运民销方针的同时，还采取了积极开辟陕西新区、巩固与加强河南销区、恢复与发展山西销区的运销工作方针。在具体的做法上坚持豫陕以公营运销为主，辅之以私营运销，同时平稳物价，不使盐价在物价的上涨中起带头作用,从而使潞盐的运销工作又出现了较好的势头。
为了进一步调动运商的积极性，还合理地解决了盐池产商利润与运销经营利润的分配问题。解放前，运商大都是大的资本家或地主兼资本家，他们狼狈为奸，互相勾结，获利甚巨。解放后，运商多以中小为主，由于资金有限,决定了他们不能承受过大的负担与冒过多的风险，但当时情况是物价波动很大，潞盐场价难以掌握，有时运商负担数达100%，因而影响了运商的利润，造成了运商转业，这对盐池生产、运销影响很大，因而极需要确定其经营利润，以鼓励其对潞盐的运销。为此，潞盐管理局根据市场物价的变动情况,合理地确定了运商的经营利润，调动了运商的积极性。
由于采取了正确的运销政策，以及潞盐管理局的积极组织领导，1948-1949年1年零7个月的运销工作出现了较好的形势。1948年产量8000万斤，销售量8000万斤，1949年产量14507.460万担，销售量12876.805万担。
1950年上半年，由于发生春灾，盐价随之上涨，人民购买力减弱等原因，潞盐运销工作几乎陷入停滞与自流状态（1-5月份仅报送盐斤10755担，均是运商自销），致使存盐积压不能售出，多数盐场亏本。据不完全统计，盐池44家盐场中，就有28家亏本。由于资金困难，不少场家不得不廉价出售潞盐，甚至于低于成本出售。国家为了照顾产商利益，发展盐池生产，从6月1日起，盐税减半征收。自此潞盐销路又逐渐开始好转。8月份，盐务总局又核准了记税办法，帮助产商解决了部分资金不足困难，潞盐生产形势渐趋好转，运商运送盐斤积极性也随之提高。继之，与中国盐业公司达成了运销豫西的协议。接着，与西北公司也签订了运销陕西的协议。至此，运销豫、陕任务有了保证。同时，由于本年度新产潞盐质量大大提高，平均含氯化钠成份在90%以上。加之当时晋南麦价低廉，而潞盐场价核定依据麦价涨跌而定。这样,潞盐由于质高价廉，其销路即由停滞转向畅销。陕西销至汉中、安康、宝鸡等地，河南、山西也恢复了原有的销区,山西甚至销到忻县、寿阳等地。至年终，超额完成了全年的运销任务。
但是，潞盐的运销工作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主要是潞盐运销公司对运商缺乏严格的管理与组织领导，形成了运商盲目乱撞，缺乏明确的运销计划。首先，对各地的存盐数量与供求情况不十分清楚，不能按实际情况指导运销，结果形成供求失调，产销脱节；其次，各地设立的运销机构极不普遍，偏僻小县多食不到潞盐，也影响了潞盐销区工作的进一步扩大。1951年，针对上述不利于运销工作顺利进行问题，潞盐管理局采取了诸多措施加以解决：一是加强了对运商的管理，凡从事运销的运商要进行登记，领取营业许可证，固定其运销任务。同时规定，公私商店或团体赴盐池购盐须持潞盐管理局证明文件，各盐场售盐须填交易证交购盐人，购盐人持交易证到局交纳税款，制取税票。二是纠正了发放分运证工作上的紊乱现象。过去一般运商多先报至运城，然后观各地盐价高低，哪里有利往哪里运，在运城随意改变指销地点，另开分运证，造成了供求失调。为此，加强了对分运证的统一管理，并决定只以报运安邑、运城之盐为限，指运它地者不得在运城领分运证。三是对食用潞盐的人口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山西为524.1984万人，陕西为593.3155万人，河南为1083.4869万人。根据人口分布情况拟定销售计划。并根据运商管理规则，重点组织运销商号，经营潞盐运销，使销盐之商号普设于交通点线和交通不便之偏远山区，或委托供销合作社代售食盐。四是以定期欠价欠税等办法，鼓励商民运销，以深入乡村扩大销路。
1952年，国家对潞盐实行了公收和统销政策，并逐步把潞盐运销纳入了国家统一经营轨道，并继续行销山西、河南、陕西三省100多个县市。
（转自《沧桑》1994年第3期，作者成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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