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70余华里“惠民壕”对稷山县高渠村的祸害
1941年太平洋战争起，日寇因兵力不足，在中国境内无力扩张，便强迫闻喜、夏县、猗氏、荣河、万泉等5县民众，到新绛、稷山汾河以北沿山一带，挖所谓“惠民壕”。其目的是封锁沿山各个交通线，围困二战区军政人员。1942年夏收前，日寇集中力量在新绛境内挖壕，大本营驻在北董村。夏收后，主力移至稷山，大本营驻在我高渠村。各县民众有万余人，住在邻近村庄。日寇部队及伪警、皇协军约万人，驻在高渠。自6月初开工挖惠民壕，到11月停止，历时5个多月。
此壕东起新绛鼓堆九原山，沿山形，自东向西南，西至黄花峪口。计长70余华里，深1.5丈，宽2.1丈。壕内土石均翻在壕南，筑为墙壁。每隔2.5华里，建一小型碉堡，5华里建一大型碉堡。大型堡由日寇一班人驻守，小型堡由伪军一班人驻守。以防二战区军政人员和百姓通过。日寇和伪军为自卫计，在碉堡周固挖有壕堑，中间以吊桥通行。壕南修有公路，日寇官兵可不时乘车巡逻。当时，边挖壕边筑碉堡，一段壕成，一段碉堡亦成，成后即派兵驻守。现在壕与碉堡残基尚存。
日寇为封锁二战区而挖，二战区为反封锁而填，因此战斗非常激烈。日寇纠合晋南部队约5千人，连同伪警及皇协军有万余人，驻在高渠一带，炮兵阵地在高渠村西。二战区以第19军及第34军为主力，刘效僧作指挥，司令部驻在马趵泉，炮兵阵地在姑射山头。开始时，因争夺刘家庄堡一据点，激战两昼夜，双方伤亡甚巨。后因二战区不支退却。自刘家庄堡战役后，即开始挖壕。白昼日寇强迫民众挖，晚上二战区率领百姓及士兵填，有时激战整夜。有时白昼亦战，炮火集中在壕南北两岸，挖壕民众伤亡者，难以数计。激烈时期，时战时停，达一月之久。民众死亡者，即被埋在壕中，负重伤者，抬回原籍。
挖壕时，日寇怕壕北村庄驻扎二战区部队，受到袭击，便将壕北沿壕村庄百姓房屋彻底焚毁，墙壁全部推倒。如张家庄、刘家庄堡、薛家庄、上胡等，一片焦土，均变为废墟。又为建筑碉堡所需木料砖石，在壕南各村大量拆毁庙宇及民房。以高渠来说，如玉皇庙、法王庙、稷王庙、三官庙、娘娘庙、财神庙、土地庙等，均系大殿五楹、享堂过厅、戏楼廊房俱全的大规模古建筑，尽行拆毁无遗。其它与高渠邻近者，如大善寺中，有大佛殿两座、山门五间、廊房十间、僧院一所、钟楼三座均被拆毁。著名大善古柏（相传为汉柏）两株也被伐掉。又如中社村之禹王庙，毁成废墟。东庄村北之羲和庙，更为著名文物古迹，但仅剩大殿一座，其余如戏楼两座、过厅五间、守庙房院一所、及大山门楼等均被拆毁。
至于村民家庭损失，亦是无法统计。当时日寇大本营扎在高渠，其官兵因炊爨、洗澡燃料不足，拆毁民房及场厦亦在百间以上，而村北多年培育成林之柿树，尽被砍伐，烧作木炭。所有农具，尽被伪警、汉奸、马夫等运走。能下动的门扇，尽被壕上负伤民众用作担架抬走。事后村内200余户人家，仅有水桶两担，很少人家有门扇。损失惨状目不忍睹。
挖壕前，高渠村有200余户居民，人烟辐辏，为稷山大村之一。挖壕期间，多半逃亡在外，只留数10户未逃开，在村内支应苦差，受日寇欺凌。事后回村一看，伤心惨目：房屋大半拆毁，墙壁大半坍塌，瓦砾满目，一片荒凉。若到野外一望，壕北土地全部荒芜，蒿草遍野，狼嚎狐叫，时有所闻。直至日寇投降后，荒田始得开垦。
自壕挖成后，日寇防守极严，有偷越壕者，当即戳死、击毙，将尸休扔进碉堡附近井里。因此致死者，不计其数。现在有一井内，仍尸骨累累。如下柏村杨成法夫妇，即是因偷越壕而被杀害。有胆量较大之人，与伪警说通，从小型碉堡处越过壕沟，到壕北耕作，但被日寇望见，即被击毙。如高渠村民焦正方，即是因此而死。死者尚多，不一一列举了。
笔者当时任联中教员，校驻陕西韩城，暑假归里省亲，适逢战争激烈，不能下山，逗留山中，幸因阎军总指挥刘效僧二子为联中学生，介绍见其父亲，即寓居司令部。因此，笔者曾随刘效僧视查阵地，登山远望，见张家庄被日寇焚烧时烟雾障天惨状。其后，又从晋家峪下山（当时此峪口尚无挖壕举动），绕道至太杜村（笔者胞妹嫁到此村），而家属巳先逃至此，与家人相逢后，悲喜交集，便又从原道将家属接入山中，到山后，因有所感，写就五言长诗《挖壕行》一首，惜手稿遗失。呜呼！日寇入侵三晋，遭祸之烈，恐以高渠为最，因而志之，以示毋忘。
据稷山县高渠村焦阳三1964年5月27日忆述整理——选自《太原文史资料》（第21辑 1985年5月）
来源：冷月斋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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