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规则和秩序正在经历重大变革
文章来源：草野思想库作者：乐后圣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同世界经济与政治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今天，要对世界政治发展趋势做出判断，离不开对中国实力及其在全球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做出评估;同时，要判断中国的发展方向，也必须研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研究世界政治的走向和格局的变化。 当前世界政治的第一个特点，是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发展不平衡现象日益突出。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促进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繁荣、技术进步、信息沟通、人员流动，增加了政府透明度。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降低了战争的危险，提高了政治冲突的门槛。但是，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近年来表现得越来越明显，金融动荡、粮食短缺、能源紧张、环境污染、气候变化、非法移民、跨境犯罪、恐怖活动、传染疾病、产品安全等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的中心议题。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此次全球金融风暴，暴露了在缺乏有效、严格的国内监管机制和国际协调机制的情况下，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严重弊端。这场危机虽然发生在金融和经济领域，但是必然会蔓延到政治和其他领域，带来更大失衡，激化一些国家的社会矛盾。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使非传统安全问题同以领土主权为核心的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在一起，对各国的社会稳定造成冲击，增加了国际政治中的冲突因素。
中国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国经济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中国既同其他国家分享了经济全球化的巨大成果，也正在遭遇全球化的负面效应，面临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严重挑战。在中国的发展道路上，至少面临四大挑战：一是物质资源特别是能源和水资源短缺;二是生态环境恶化;三是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拉大;四是可能出现的大规模自然灾害或传染病。
面对这些挑战，中国政府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与促进社会和谐等指导思想，妥善应对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让中国的快速发展具有可持续性和安全性。
过去，中国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方面所做的突出贡献有目共睹。新的挑战需要中国扮演新的全球角色，这就是走出一条基于国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不仅要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火车头，还要为保护人类的共同资源做出更大贡献。这条道路，决定了中国不能搞军事扩张，同时要将与外部世界的经济摩擦和资源获取方面的竞争控制在最低限度。这条道路，还决定了中国既要自主创新，加大对科学技术和教育的投入，也要积极发展国际合作。其中当务之急，是加强在节能减排、环境保护方面的国际合作。
当前世界政治的第二个特点，是全球范围的宗教势力和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正在复苏。冷战结束意味着两大意识形态对抗的终结。但是人类历史从来都充满着思想激荡。人们在全球化带来的复杂矛盾中，依靠和寻找着精神依托以及对群体的归属感。于是，在传统宗教的复苏中，一部分宗教势力复归到所谓“原教旨主义”，并得到部分群体的拥戴;而恰恰当这些群体是自认为处于弱势的民族时，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就相互纠缠在一起，产生一些国家内部民族分裂的倾向，并往往受到国际势力的干预。
对于国家意识、宗教意识、民族主义来说，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值得注意的是，全球经济发展放缓加剧了社会发展失衡，经济民族主义明显上升，表现为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对国际资本流动的警惕和抵制。虽然宗教和民族主义都有某些增强社会凝聚力的作用，但也可能被引导到破坏和平、稳定、繁荣的方向上去，造成不同宗教、教派、民族之间的隔阂甚至仇恨。
作为文明古国，中国一向关注世界范围的思想激荡与文化发展趋势。中国的对外开放，不仅包括经济开放，也包括对世界各个文明和各种民族文化的思想开放，从世界文明中吸取精华。中华文明本身就融合了不同的文化、宗教和民族特色，因此而丰富多彩。中国人提倡文明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不主张相互隔绝、仇视或民族分裂，更反对用暴力方式解决宗教、教派、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中国可以而且应当扮演的角色，是在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起到桥梁的作用，促进世界的和谐。
毫无疑问，中国在加强本国文化建设的同时，希望扩大自己对外的文化影响和“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过程，就是将本国、本民族最珍贵的文化传统，同其他国家和民族分享，并使之成为人类普适价值体系一部分的过程。
当前世界政治的第三个特点，是权力中心、财富中心和发展驱动力正在发生转移。冷战刚刚结束时，美国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得到稳固，欧洲联合势头加快，日本在亚洲经济中是领头羊。发达国家掌控着国际机制的制订和执行。但是，进入新世纪之后，西方国家的整体实力出现了相对削弱的迹象。发达国家信心下降，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和压力;“历史的火炬似乎正在从西方传递到东方”。
由于在新兴国家中发展速度最快，对外部资源和市场的需求越来越大，又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这一权力与财富转移的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国际角色，格外引人注目。一种很有影响的观点认为，大国崛起打破原有的权力平衡，冲击世界秩序，引发国际冲突，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规律，中国的崛起也不会例外，中美最终的对立和冲突于是不可避免。
尽管中国不断宣示自己的和平意图，强调自己的发展中国家属性和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障碍，国际上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很可能还要增加而不是减少。对此需要保持冷静头脑和平常心。同时，一般性的政策宣示和对“中国威胁论”进行驳斥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通过自己的行为模式和明晰的战略谋划，打破所谓“大国悲剧的历史定律”。
在世界权力和财富转移的过程中，中国必须十分客观冷静地估计自身实力，力戒虚浮之风，谨慎分析各种国际力量的消长;既坚持国际道义原则，又避免不必要地卷入国际政治斗争的中心旋涡。
在上述三个特点和趋势的基础上，我们能够很自然地观察到当前世界政治的第四个特点，也即核心的特点——国际规则和秩序正在经历重大变革。
国际政治最原始的规则，是所谓“丛林规则”，即弱肉强食，无法无天。因此才催生了国际法、国际关系准则，以及逐步建立起来的国际组织、机制和规范。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组织和现存的全球合作机制，已经远远地落后于全球化的进程，出现了严重的“国际机制赤字”。
全球治理的“赤字”越来越大，现存国际机制越来越难以应对新出现的全球问题，迫切需要改革或创新。否则，某些地区冲突、民族宗教矛盾就会失控，大国之间的合作就难以加深和持续，而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也将遭受更为严重的破坏。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中国在几乎所有重要的全球性国际机制中都发挥着积极作用，并履行相应的规则和义务。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和期待增加了，要求中国承担更大国际责任的呼声越来越高。
在重新认识和逐渐适应现存国际规则之后，中国将扮演一个更为活跃的角色，即维护现存的合理秩序和国际准则，改革不完善、不合理的旧规则，倡导并参与制订新的规则。
在日益错综复杂的世界政治中，中国应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促进各个文明之间的交融，保障国际格局的平稳过渡，倡导合理的国际规则和秩序。中国要承担的国际责任，中国的外交战略，首先依据的是本国国情，是主权、安全和发展三方面的国家利益，同时也需要考虑国际趋势和世界对中国的期待。
古往今来的几千年，国与国之间只有三件事：战争，和平与发展。战争是和平的前提，和平是发展的前提，经济发展的失衡又会带来新的战争。战争发生，是因为国与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需要进行再平衡，以使国与国之间的形成新的力量均衡。新的均衡完成之后，就会产生和平。一个和平的国际秩序，进而带来经济发展。直至新崛起的国家，向旧的霸权发起挑战，来重新划分世界利益格局。
地缘政治，帝国兴衰，遵循一个古老而恒常的法则：丛林法则。直到核威慑这个恐怖平衡的新法则，取代了一贯的丛林法则。
中国是一个核大国。核大国之间，在恐怖平衡新法则下，轻易不会发生战争。而非核国家，想要以武力挑战中国，无异于痴人说梦以卵击石。世界上前三名的军事大国，相互之间都不会发起全面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根本就打不起来。
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会到来，但是不意味着一切都风平浪静。在全面战争不可行的情况下，敌对国之间，技术性祸害就是新的遏制与再平衡常规手段。比如代理人战争，比如输出恐怖主义，比如各种互相恶心。祸害与反祸害，遏制与反遏制，依然是世界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中的长期主题。这就是未来10年里，中国将面临的外部环境。至于台海问题，南海问题，东海问题，本质上都是中美关系的延伸。
海权的没落与陆权的崛起
美国依靠地缘优势，通过超级海军，控制两个大洋，一手北约，一手亚太，来控制全世界。过去的几十年，也就是所谓的二战秩序，便是以美国所主导的海权时代。海权的象征，便是航空母舰战斗群。
但美国的地缘优势，也是它的地缘劣势。一个整合连接起来的欧亚非大陆，面积，纵深，人口，资源，经济总量，市场规模，都对美洲大陆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就会把美洲大陆变成岛屿。整合起来的欧亚非大陆，则象征着陆权力量的崛起。
随着两场反恐战争，08年金融海啸，伊斯兰文明和俄罗斯对美国的反挤压，美国的全球统治能力，越来越力不从心。石油，美元，航母，美国实行全球统治的三大法宝，正在日益失灵。
随着美国海权力量的没落，那么一支新兴的陆权力量，正在寻求将欧亚非三块大陆整合并连接在一起。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它却更符合欧亚非三块大陆人民的利益。
中国经济系统性风险可控
中国经济，每一年都在被一些人诅咒着会崩溃。被口头诅咒了几十年，不仅没有崩溃，还发展得越来越好了。
中国经济，每一个阶段，都会有新的问题和风险出现。历史上，世界上，都没有先例，也没有什么模板和历史经验可供参考借鉴。很多现象，用既有的主流的经济学模型，甚至连解释都无法解释。这导致一些照本宣科的学者们认为，不是模型错了，而是中国经济错了;不是理论错了，而是现实错了。
现阶段的中国经济，客观存在的风险和问题在于，上一个周期遗留下来的问题需要解决，新的增长点还没有找到和发挥引擎支柱作用。从上一个周期，如何平稳的过渡切换到下一个景气周期，是V型过渡，还是U型过渡，还是L型过渡，这都是摆在当前的问题。是问题，也更是风险。
如果是V型过渡，那么就是大破大立，一些激进的政策出台，把之前的旧模式都打的稀巴烂，剧烈的阵痛过后，然后再重生。短期内，即可过渡切换到新模式。相信，这不符合稳健的基本思路和方针。所以，未来中国的经济，不会出现V型过渡。
如果是U型呢，那么就会是一个中等周期的调整。7%左右的低速增长，会持续好几年的时间。风险控制会更稳健。新常态，并非是指新模式和新经济，而是指两个景气周期之间的调整期过渡期。通过改革解决遗留问题，寻找新的增长引擎。
如果是L型，则说明，不论是外部环境还是国内的环境，都遇到了更复杂的难题。那么这个调整周期就会加长。无论是U型过渡，还是L型过渡，中国经济出现崩溃的风险，可能性都很小。
排除了三战的外部风险，排除了经济从内部崩溃的风险，并已经确立了高远的新的战略决心和使命，满足了这三点前提，那么才有资格有条件谈后面的经济转型和新的经济战略。
中国未来10年的新的增长点在哪里呢?哪些产业会成为未来的发展引擎呢?下面从具体的细分领域进行分析。
在此后的三十年里，我们习以为常的发展方式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未来的三十年是一个“大立”的时代，将会带来“三个重建”。
第一、重建秩序
前三十年“大破”，后三十年“大立”。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总共三十多年的过程。前三十年，可以说叫“大破”，破掉了许多传统的东西。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发展就是硬道理。国家鼓励的是敢冲、敢想、敢变。
在一些不良风气影响之下，很多投机者都成了高官或富翁。如今，再这样已经行不通了，“大破”的时代已经过去，“大立”的时代正在到来。需要重建规则和秩序。所以这次的反腐需要用一定的时间，要彻底地连根拔起。
第二、重建道德
重建道德，也就是重建文化。
从现在开始五到十年，最重要的肯定是“信用”。没有信用，将会寸步难行。不讲信用的代价将会越来越承受不起。
现在我们迫切地需要重建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都已经开始反哺民间。
第三、重建生态
任何一个地方的发展，都逃不过三个阶段：第一是原始生态;第二是破坏生态;第三阶段是重建生态。
谋求发展不要只看当下，要看长远，以重建生态为方向，引领产业走向高端。不管做旅游、农业还是科技，思路都应该是一样的，往后凡是企业做跟生态有关联的产业，都大有希望。所以，我们现在不要过度追求发展速度，企业要实打实的去经营，努力挖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这样才能真正保证企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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