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的圈子与穷人的民意
文章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耿来意如今很流行一种圈子文化或曰观点，人们津津乐道于圈子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经常听到和看到这样的言论和煞有介事的文章，那谁谁因为在一个什么什么的圈子里，结果身家大增，功成名就，最让人怦然心动的是关于马云的例子，瞧瞧人家的“华夏同学会”都是些什么人物：万达王健林，腾讯马化腾，百度李彦宏，复星郭广昌，万通冯仑，个个都是行业翘楚，人界麟瑞。所以说你看看一个人的圈子，就知道他是成功的还是窝囊的，圈子决定着一个人的高度，圈子多高人就有多高，人有多高圈子就有多高，你再看看王林，人家一个练气功的，交往的都是名星大腕，达官显贵，人也就跟着名声大振，财源滚滚了。 无论从思想基础还是现实基础，中国正在加速形成一个富人的圈子。
关于圈子，由来以久，中国自阶级社会形成以来，这个圈子文化就蓬勃发展起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自以为有点身份的人，也以“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为荣。圈子逐渐固化，进而形成了无法憾动的社会阶级分野。这圈子和圈子之间见了面是不说话的，或者说是不能好好说话的，是需要门要当户要对的，高等级圈子惟恐沾了低等级圈子的晦气，避之惟恐不及的。美国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二战时期被派往中国战区，很是见识了中国的圈子文化和现实，他在后来的《中国的惊雷》中这样描写了乡村里的富人圈子：“通常大镇市上总有‘小康’之家组成的一个严谨的社会圈子。他们的田地产业给他们以威严的气概和文明的外表。当传统主义者说起中国乡村民主的时候，他们总提到‘父老’，大家的事情是由父老决定的。父老差不多总是有钱有地的人，或有钱有地之家的商业上的同盟者。中国少数的‘博学之士’，即出得起钱受教育的人，也是这些人家出身;中国各级政府的人员，是受教育的人之中挑出来的。这些人由于对自己阶层的忠实感，从根起就有官僚主义。在乡村里，富有土地的人家和地方政府的统一性显而易见。政府指派保长和甲长，负责收税、征兵和维持公共秩序，这些保甲长一定差不多全是有钱人。”
象这种根深蒂固的“社会圈子”，代表的是不同的利益和诉求，边界分明，各说各话。上世纪之初，在民族危亡之时，一些背叛本阶级的革命者，寄望于打破这种圈子，实现国家的兴旺，人民的幸福。他们的做法，是跳出自己固有的圈子，并将形成这个圈子的精神及物质基础砸个稀巴烂，比较有代表性的被毛泽东称为“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出身富商之家，家里有“鸦飞不过的田产”，据他自述，这个家庭“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幼不上三十口，平均一人就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要跳出这样的圈子是非常不容易的，需要非凡的勇气和坚毅的品格，他年轻时留学归来曾被任命为海丰县教育局长，可他却在教育局内画了一幅马克思巨像悬挂起来，要以社会主义改造中国，这对海丰的上流圈子无疑带来了严重的威胁，他的官职随之就被圈子给圈掉了。他到农村去考察农民生活的时候，开始穿着比较考究的具有圈子标志性的衣服，就象现在富人们穿的价格昂贵的名牌服装，农民以为他是来收租的，都躲着他，不跟他说话，于是他换上农民的粗布衣服，戴上竹笠，光着脚板来到田间，用乡间俗语跟农民说话，才被农民接纳。他做的另一个举动就是把自己变成无产者，他当众烧毁了自己的田契，并跟佃户们说：“日后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谷。”他成立农会，“图农民生活之改造、图农业之发展、图农民之自治、图农民教育之普及”，成了农民之友，被农民们称为“彭菩萨”。
另一位农民运动的领袖毛泽东，同样也经历了类似的情感“叛逆”，他在延安整风时期的文艺座谈会上曾跟文艺工作者们谈了自己的转变，他说：“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家里虽然没有彭湃“鸦飞不过的田产”，但在当地也算殷实之家，也算得上是个大户人家，为了自己解放中国人民的凌云壮志，他也毅然分掉了自己的田产，脱离了原来的那个社会圈子，带着兄弟妹妹，干革命去了。从彭湃、毛泽东这些时代英雄的故事可以明白，要真正为另一个圈子里的利益服务，就要在情感上或身份上成为那个圈子的一份子，要决绝地告别曾经的圈子，毫不吝惜自己的付出和牺牲。
毛泽东对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圈子文化”是极度反感和愤恨的，他不但自己义无反顾地抛弃了高高在上的社会圈子，而且在革命的过程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都积极倡导和致力于打破形形色色的圈子。他在建军过程中推行“官兵一致，官民平等”，他在文艺上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例如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他对那些来自大城市的文艺工作者说：“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这是对文艺工作者的期望，希望他们从思想上与过去的“上等人”的圈子里走出来，与工农交朋友，相结合，成为工农阶级的一员，成为工农阶级的代言人。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专门提到知识分子同工农结合的问题，他说：“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如果一辈子都不同工人农民见面，这就很不好。我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文学家、艺术家、教员和科学研究人员，都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去接近工人农民。有些人可以到工厂农村去看一看，转一转，这叫‘走马观花’，总比不走不看好。另外一些人可以在工厂农村里住几个月，在那里作调查，交朋友，这叫‘下马看花’。还有些人可以长期住下去，比如两年、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就在那里生活，叫做‘安家落户’。”毛泽东在执掌中国的二十几年里，做了很多至今都令一些目光短浅的人所诟病的事情，比如他提倡干部要与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驱逐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出舞台的“样板戏”创新，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机关工作人员定期到工厂 农村“下放”劳动，这必然会让一些自视高人一等的人感到不爽，他们说城市知识青年有文化，应该去教育农民，再么会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呢?这不是把逻辑搞反了嘛。音乐家傅聪就很抵触参加劳动这种事，他说：文艺工作者都去参加劳动，我的手如果劳动两个月，就不能弹钢琴了。文革时期，全国各地还建立了许多“五七干校”，即是让干部和知识人子们参加劳动的农场，毛泽东希望“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干校”从60年代中期开始，到1979年国家正式下文停办，存在了十年之久，现在一些人认为“干校”是对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迫害，一些参加过“干校”劳动的知识分子还经常在文章里回顾控诉曾经在干校遭受到的非人折磨，而实际上这些措施的实施，跟毛泽东打破中国封建官僚“圈子文化”的思想密不可分，是实现人人平等思想的延续，而对此的不理解甚至控诉，只不过是认识上的差距，甚或是中国封建传统“圈子”糟粕在思想上的对抗。如果结合当今富人圈子的迅速兴起，就完全能够理解毛泽东时代为打破圈子所付出的努力。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过一句现在看来非常独道的话：“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这个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东西，什么阶级说什么话，毛泽东是深谙这个道理的，为了维护工农阶级的利益，要由工农来为自己说话。所以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代表是严格按各个阶层的人口比例来确定的，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工农兵代表的比例高达67.95%，这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领导，这才是真正的工农联盟为基础。而近几十年来，工农代表的身影已经很少见了，仅有的工农代表也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工农了，而那些代表人民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富人圈子”，最多的是各级官员、企业主以及形形色色的富豪、明星们，他们能够代表人民吗?正如毛泽东所深刻指出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富人的圈子与穷人的民意是两条平行线，不能说一点交集没有，但交集的时候是极小的概率，如果他们能代表人民，那怎么可能出现大面积漠视大众利益的情况存在?怎么可能出现世界上都少见的贫富悬殊现象存在?怎么会出现收入分配不公长期无 人问津而且愈演愈烈的情况存在?怎么会出现农民工干一年工钱拿不到手讨薪还要被打的现象出现?如果他们能代表人民，辽宁怎么会出现大面积贿选的情况发生?难道他们花钱贿选是为了代表人民的利益?那这样的高风亮节真可以跟散尽家财的早期革命者彭湃、毛泽东比肩了，可惜不是。
富人的圈子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固化和扩大，正在走出中国，走上世界，其财富的积累令世人惊愕，然而无论财富榜上有多少中国富豪的名字，都跟穷人的民意无关，他们的财富越多，意味着穷人的财富减少，所以我总感觉到，让那么多的富人显贵来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的利益就是个笑话，富人们看不起穷人，认为穷人只所以没有发达要么因为懒要么是因为没头脑;而穷人们呢，也很少执意要融入什么富人圈子的雄心壮志，但求一点，富人们别整天堂而皇之地代表人民，好不好?好不好!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