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真的重农抑商是一种事实吗？中国古代真的抑商，商业不发达吗？
来源：草野思想库作者：孙强强 原标题：中国古代真的抑商，商业不发达吗？ 昨天看到网友的一篇文章，说中国古代统治者“重农抑商”，古代的中国商业极不发达，我看了一半，就再也没有兴趣读下去了。满篇陈词滥调，不值一看，我给他的批语是：缺少独立思考，思考不深入，流于浅薄，人云亦云。谈论中国古代对于经济和商业的看法，第一需要看的就是春秋战国齐国管仲和他门徒著的《管子》这本书。这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鸿篇巨制，直到今日，都是指点中国政治经济的标准和圭臬。
第二还要说到中国诸子百家的一个门派和家学——轻重家。这个“家”并没有在诸子百家内显现，各个朝代都把它剔除，无视了。这很可惜。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景呢?因为轻重家对于国家太重要了，就现在的社会科学分派来说，它属于政治经济学——国之重器，得之兴，失之亡。这样的重器最好掌握在国家的手里，所以历代统治阶级在编纂学术著作时都把它无视了，似乎它无足轻重。
但统治者从来都把它当做重器使用，因为对国家治理太重要了。只是下面的人，没有独立思考懵懵懂懂而已。实际这就像女人穿的比基尼一样，说是要遮掩最重要的“两个重点，一个中心”的身体部位，其实正是为了突出“两个重点，一个中心”的。
管仲是商业社会的鼻祖，齐国正是在他的佐刀下，从春秋时一个内忧外患遭受双重压迫的诸侯国，变成第一富足之霸。管仲协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放眼世界从古到今，有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从事农业致富的?中国既然在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世界最富有的国家，商业不发达可能吗?
自古以来，统治阶级就一再地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这说明，商业在统治阶级眼里并不是不重要，而是很重要，是国家立基的台柱之一。
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说，管仲在书里也一再的要求臣民，男的从事粮食生产，女的从事桑麻啊，而不是大肆宣扬让国民从事商业活动啊?
我只能说，你是从古到今流于形式，没有深入理解管仲学说的芸芸众生的一员。管仲说，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粮食，是人民生命的主宰;货币，是人民的交易手段】。管仲所说的粮食，不要仅仅以“粮食”来看待，如果囿于此说难以跳出，就无法明白它和国家治理，以及和商业活动的关系。只有跳出字面上的粮食意义，你才能明白它和商业的关系。究其实，管仲所言的“粮食”，是国家制度的“货币锚”，是国家制度最根本的基础，统治阶级会将之示于人吗?为了自己的江山永固，敢让别人掌握吗?就是现在的社会，不还有“掌握了石油，就掌握了世界;掌握了粮食，就掌握了人类”一说吗?
有人就是要说，中国古代社会就是抑商，就是商业不发达。比如，汉朝建立不久，中央政府就把全国的富商大户，都迁居在长安城内予以管制。那我只能说你是“好读书不求甚解”之人。
“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养，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经济权益由国家统一掌握，这样的国家强大无敌;分两家掌握，军事力量将削弱一半;分三家掌握，就无力出兵作战;分四家掌握，其国家一定灭亡。先王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杜绝民间谋取高利，限制他们获利的途径。因此，予之、夺之决定于国君，贫之、富之也决定于国君。这样，人民就拥戴国君有如日月，亲近国君有如父母了。
国家是需要商业，但商业必须为国家服务。在国家稳定和商业上，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会先选择国家稳定的。所以，在国家不太稳定的情况下，把富户大商，迁居在长安，既让他们做人质，省得国家的“利”分流，利于国家的统治基础稳固;又可以让都城的商业发展，发达。你说说，这对于国家统治是不是一个最好选择?
中国最伟大的史书——《史记》，还专业分门别类写了《货殖》列传。孔子最伟大的学生，其中就有商业奇才子贡，孔子对子贡特别看重。子贡以商人的眼光，外交游说，不让齐国齐简子攻打鲁国，改变了春秋后期历史的走向。后世，商人改变中国历史的还有吕不韦，武士彟，沈万三，以及晋商对满清的支援和入鼎中原的贡献。可以说，没有这些商人对开国者的支持，中国的历史将是另一个模样。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方向看看中国古代的商业有多发达。汉时都城长安和洛阳就有百万人口，城内商肆林立，人声鼎沸;后来广州，泉州和长安的“丝绸之路”，开始走向世界。大运河开通之后，两岸出现的城镇到今日还在发挥作用;宋朝以及之后的勾栏瓦肆繁荣，明清的江南商业发展，更是让后世惊羡。尤其是清朝扬州的盐商，据经济学家计算，扬州一个城市的商业经济占世界经济的分量，大约需要目前美国纽约十个才可以比肩。你能想象中国的古代商业有多发达吗?
像我们中学的教科书《两小儿辩日》一样，你看到的世界未必是真实的世界。中国古代商业，那是发达得很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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