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是法官、检察官、警察的朋友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法天说法”作者：吴法天 原标题：律师是法官、检察官、警察的朋友今天上午，新任司法部部长张军在经过人民大会堂“部长通道”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律师是法官、检察官和警察的朋友，律师以自己的执业，提供了来自社会的监督，促进了社会公正。这个表态引起了网上广泛的好评，我看到朋友圈里很多律师都点了赞。 初识张军，还是在他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任内。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院成立于2006年，我是2007年去任教的，当时我们就已经承担了最高人民法院委托的课题“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研究，我是项目组成员。2007年到2008年，我们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支持下参加了一系列的法院调研，在全国某些试点法院开展实证研究。2008年5月20日，院庆两周年的日子，张军副院长莅临我院，代表最高人民法院致辞祝贺。
我是在会议开始前单独见到张军副院长的，因为领导安排我替他准备一个致辞稿，所以我就拿了准备很久的稿子去给他看。张军院长平易近人，问了我很多院里的情况，以及我个人的情况，听说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毕业，还说自己也在中国人民大学读过书。他很认真地看完我写的稿子，拿起笔做起了密密麻麻的修改和批注，最后我已经完全看不出初稿模样。会场演讲的时候，我看到他又是半脱稿状态，基本是自己发挥，根据他的现场演讲整理出来，完全是全新的文章了。
那时我初出茅庐，不知天高地厚，但张军副院长的专业能力我是佩服的，因为在现场亲耳聆听了其演讲，震撼于他即兴演讲的口才，很多法院审判的数据都是信手拈来。吉大法学本科、人大法学硕士、武大法学博士，此后又几十年在最高人民法院，科班水平加实践历练，潜心研究，说出来的都是干货。此后我又多次在座谈会、研讨会以及内部讨论会中见过他，发现他脱稿演讲条理清晰、思维敏捷，而且精力充沛，一讲一两个小时，我们都还能听得津津有味。相比于一些机关里的老官僚，张军算得上是一股清流。
《民主与法制》杂志的一篇报道里曾提到，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有关刑事方面的专门会议，每周都要开，讨论死刑复核案件，张军副院长分管的时候，白天没有时间开，就晚上开。每次开会，法官汇报案件都很紧张。因为审委会的这些领导几乎都是从办案岗位出来的，也可以说，是从案卷堆里爬出来的，问的问题都很专业，能一下子问到最关键的地方，经常一个问题就把办案法官问住了，张口结舌，不知道该答什么，会后赶紧弥补。下周开会再汇报，就更紧张了。这个报道点出了他的专业加敬业。
我们的课题一直做了很多年，张军副院长很多次亲临我院，跟我院老师座谈、研究。他是项目组长，我是项目子课题的负责人。在我们讨论课题的时候，丝毫没有人觉得他是最高院的领导，反而因为他的认真、专注，感觉更像我们院的老师。有时候，我在会上也提一些个人看法，我们之间也有会一些学术上的争论，他听得很认真。张军的见解往往能高屋建瓴、切中肯綮，让一些在场的学者心悦诚服。尤其是在刑事审判和刑事证据方面，他有理论深度又能兼顾现实，我还是比较赞同他的观点的。
2012年，张军副院长调任中纪委，任副书记。此后我们联系渐少，甚至节假日都很少发个短信问候。我理解在那个位置上他的敏感，尽量不去打扰。唯一一次联系是去年下半年，我因南方某省的腐败问题陈书中纪委，列举我所了解到的证据。实名举报没有收到任何回音，我才冒昧地给他发快递邮件，并短信告知。张副书记收到后，很客气地回复了我，说会转交办理。我猜测，这半年来该省有条不紊的反腐，是否与此有关，因为这很像他沉稳的风格。
2017年2月，我得知张军书记马上调任司法部部长，由衷感到高兴。张军二十岁不到的时候，还是一个下乡插队的知青，他是恢复高考后的78级大学生。读完硕士是1985年。然后在最高人民法院将近三十年，从书记员一直到副院长，再从张副院长到张副书记，到张部长，一步一个脚印。这个历程，正是见证了法治在中国的艰难孕育。这一切，他是亲历者，参与者，也是研究者。而在我心目中，他不是领导，而是张老师或者张教授。
张军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时候，曾经因一次对“死磕律师”的表态而引起个别律师的呛声。我倒觉得那个发言完全没问题。张军今天表态，他在法院工作时就曾说过，律师是法官的朋友。尽管律师在法庭上是以不同的意见，提出辩护主张，不同的代理人也有不同见解，有时候在法官判断之外，给法官的审理带来一定的压力，但是，正是律师的这种作用，促进了司法公正。“今天我在司法部工作，更加感受到律师还是我们检察官的朋友，也是公安机关警察的朋友，因为他们以自己的执业，提供了来自社会的监督，促进了社会公正。”
我在法院实习过，也曾经差一点到检察院工作，但最终选择了留在高校，偶尔做一点刑辩。以法律为职业，角色分工不同，人各有志，但崇尚法治是我们共同的信念。选择什么职业，都不失法律人的身份。公安司法机关的警察、检察官、法官中，大部分还是能友好而平和地进行沟通的，也仅有少数人心存敌意，抱有成见。我一直建议司法机关跟律师除了正式开庭外，可以在庭外建立正常的沟通渠道，类似于非正式的庭前会议（检察院在起诉之前，法院在开庭之前，地点可以在会议室），以听取律师意见为主。
我在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曾经公开向最高人民法院建言，希望庭审可以全程录音录像，当事人可以在庭审后申请刻录光盘，并把判决书大部分在网上公开。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不可能。后来，我们终于等到了判决书全文上网，并有了裁判文书网，这成了律师办案的工具。今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规定3月1日起律师可以复制庭审录音录像，真令人振奋。这说明，司法公开、公正作为法治的一部分，一直在推进，最高人民法院也越来越重视律师的作用。
从最高法院副院长到司法部长，角色发生了转换，但法律人的基本原则共通。尊重法律、维护公正，应该是所有法律人的底线。张军在今天的采访中还说，打铁也需自身硬，律师依法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也要严格要求自己依法依规办案。2014年全国律协出台了律师执业基本道德准则，对30多万律师提出了更高的职业道德标准要求，要贯彻落实到位。这表述，我完全认同，也严守职业道德。律师作为法官、检察官、警察的朋友，应当做诤友，依法履职应受尊重、保护，希望司法部在保障律师权利方面，未来有更多的作为。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疑难证据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法学博士，博士后，兼中国人民大学证据学研究所研究员，燕山大学客座教授。北京昊庭律师事务所和浙江浩伦律师事务所创始人之一。多家媒体专栏作者和电视台法制节目嘉宾，敢讲真话、评论犀利。著有《用证据说话》等十余部。2012年以“吴法天”为网名获评“影响中国100名博客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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